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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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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绳丨7月:以政治之名(2024年,总第25期)

于立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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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美国大选、Long COVID。

父亲打来电话,说喉咙还是有痰。前段时间,得知他的症状持续近一个月,喉镜检查提示慢性咽炎和咽腔狭窄,我在网上另外给他买了些药。结果并未改观。

我内心是有些挫败的。学识的积累,似乎不像预期那样,带来更多人生际遇的顺遂。年岁渐长,自己不知不觉就走到——或许是被推到了陌生的处境。在这里,决策不单是自由的表征,还意味着责任。

2008年,我的责任大概只有学习。相反,父母才是肩着家庭的人。为了我的升学,长年远走务工的父亲决定留下。有时候,他带我到河里游泳,我自此学会仰头浮于水面。在父亲的安排下,我懵懂地参加县里有口皆碑的学校的招生考试,于是越走越远。

虽然很大程度是幸存者偏见,加之过度美化,我仍在回忆2008年时充满感慨。那年,一首《北京欢迎你》传遍大街小巷,与有荣焉的情绪,令说话尚不流利的表妹,都学着电视那头喊出“中国加油”。

对乡村小孩而言,国际局势遥不可及,不过,2008年一个美国黑人当选总统的喜悦,彷佛也在国内蔓延开来。对照眼下,原来彼时就已算得上中美的蜜月期。

16年过去,世界变得很不一样了。7月的“结绳”,就从这些差异背后入手。

正值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比媒体上的争论不休,自己的现实生活倒是平静许多。肯定会有博主将本届赛事跟北京奥运会相论,可我无意让混杂的情绪继续飘散,而尝试去讨论体育运动的政治性。

关注部分,本期“结绳”则聚焦美国2024年大选和Long COVID。稍带一提,也许后者已经被某些人从记忆中删除,但正如父亲的疾病一样,它会以真切的方式显露。


讨论


01丨作为政治的体育运动

针对自装空调、自带床垫等网传消息,7月24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一番正式辟谣

简言之,奥运村提供移动空调租赁服务,代表团可以考虑租用,并不存在自带空调安装的情况。而床垫方面,发言人表示,有个别运动员或工作人员出于特殊需要,所以额外做了准备,但将之演绎成整个代表团都自带床垫,也属不实。[1]

这些说法并未让国内的质疑氛围完全消散。另一些尚不见官方回应的非议,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团规模。

根据4月发布的方案,作为主转播机构和中标巴黎奥运会转播项目最多的国际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派出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团队,搭建多频道、多终端的融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报道。[2]

7月12日举行前方报道团出征仪式后,新闻稿再次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投入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和技术服务等团队。[3]

从前后文本来看,这2000人似乎不全是负责报道赛事的记者。即使如此,评论者认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只拿到4个项目——体操、乒乓球、羽毛球、攀岩——的转播权,意味着每个项目平均投入500人,还是过于奢侈了。

“今年各地自然灾害严重,省点钱用来重建家园吧。”评论补充道。[4]

需要提醒,其中的二元逻辑是可以推敲的。救灾很重要,却并不等于说,为了救灾所以像提高边远地区教育水平等其他开支一定要削减。至于报道赛事是否落入该范围,则属另外的话题。

考虑到信息源缺乏,我不想在流言中打转,还是折回空调争议的线索。

央视新闻现场报道,临近奥运会,巴黎气温处在25℃的上下,与近年情况相当。但记者强调,法国天气变化较大,不排除整个赛事期间发生极端天气。[5]

实际上,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都出现在2007年以后。2019年,巴黎在7月25日创下42.6℃(108.7℉)的最高气温。The Washington Post文章称,对于那些优秀运动员,希望确保体温舒适有充分的理由。[6]

6月,BASIS发布第二份关注气候变化对奥运会影响的报告。来自15个项目的运动员,都在报告中表达了担忧。

东京奥运会铜牌网球运动员Marcus Daniell回忆,当时热得几乎快承受不了。“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之一(Daniil Medvedev)说,他认为有人可能会在东京丧命,我觉得这并不夸张。这既不好玩也不健康。”Daniell补充。[7]

NPR描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届,众多参赛选手在终点线晕倒、呕吐,被用轮椅推走,并直言害怕自己会死于高温。

与中国相比,其他国家更早向巴黎奥运会组织者提出抗议并采取行动。2023年,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表示,愿意花费超过10万澳元,为运动员安装空调和风扇以保持凉爽。希腊奥委会主席Spyros Capralos在今年早些时候同样透露,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为运动员提供空调。

此外,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德国、希腊、丹麦、日本等国家,也计划在部分或全部运动员房间中配备便携式空调。[8]

澳大利亚奥委会首席执行官Matt Carroll直言不讳,“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奥运会”,大家“不是去野餐”。此番讲法,无疑是对巴黎奥运会环保理念的冲击。[9]

巴黎市长,同时也是奥运基础设施集团Solideo负责人Anne Hidalgo,2023年2月就已排除在奥运村使用便携式空调的方案。她接受France Info采访时表示:“我非常尊重运动员的舒适度,但我更多考虑人类的生存。”[10]

The New York Times,伦敦在2012年奥运会上证明,主办城市不必面临比赛后留下空置场馆的命运——奥运建筑整体上属于旧城改造,之后被拆除或翻新,变成私人住宅、办公大楼,以及向公众开放的运动场馆——巴黎有望做得更进一步,巴黎奥运会是首次将国际奥委会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导方针纳入奥林匹克议程的奥运会。[11]

不配备空调,正是如此大纲下的一项实践。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环境卓越总监Georgina Grenon介绍,他们“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不建场馆”。

与里约、伦敦和东京的奥运会大型建筑项目不同,巴黎奥运会95%的场地都是现有场馆或临时建筑。其组织者鼓吹,此次奥运会将成为“史上最环保的奥运会”,碳排放量会比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平均排放量350万吨减少一半。[12]

为达成目标,巴黎还做了一系列工作。

例如,主办方尽可能采取生物基材料,回收和重复使用水上运动中心的物资,其中座椅全部基于塑料垃圾建造;制定可持续餐饮行动计划,旨在实现零食物浪费;通过从当地采购80%的食材来减少碳排放;在奥运场馆使用10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

可问题是,这就够了吗?7月发表在Scientific American的文章批评,很多努力都没有切实保证,缺乏透明。面对公众施压,组织者放弃诸如“气候积极”“碳中和”等欺骗性措辞,也引发可持续发展监管机构的怀疑。

作者形容道,巴黎奥运会本质上仍属于“漂绿”(Greenwashing)。该词是对“漂白”(或“洗白”,Whitewashing)的仿照,用以概括那些误导公众相信某些组织在环保方面做得比实际更多。[13][14]

“巴黎奥运会的组织者已经做出了一些值得称赞的努力,”气候咨询公司Carbone 4高级经理César Dugast评价,“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是否符合地球极限和《巴黎协定》的要求。”[12]

没错,还有《巴黎协定》。为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197个国家召开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份文件提出,要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同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15]

缔约地点的特殊性,大概一定程度推动了巴黎奥运会筹划过程中的议题拉扯。很不幸,近10年过去,人们面临着更加窘迫的现实。

2月,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表示,从2023年2月到2024年1月,全球平均气温比19世纪的基准高出1.52℃。[16]

记得2023年的7月吗?当时,地球迎来最热一天、最最热一天,然后是最最最热一天——7月6日,17.08°C。然而这都属于过去式。就在几天前,7月21日,地球经历了最最最最热一天,达到17.09°C。7月22日,日平均气温创下17.16°C新高,成为最最最最最热一天。[17][18]

互联网上,著名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盛赞“空调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声音不知凡几。这样的酷热环境,连常人都难以仍受,更何况对身体机能条件要求更高的运动员?照此看,巴黎组织者还是“格局小了”?[19]

我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另一层关联:我们借助“空调”来应对极端天气,不过,天气之所以越发极端,有没有可能正源自“空调”?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促成了“死亡螺旋”?

我没办法在这给出答案,而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纠缠,显然亦可见于体育与政治间。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即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让运动员享受空调的实力。乌干达奥委会主席Donald Rukare就坦言缺乏资金

他提到,几年前在土耳其举行的一场闷热的国际体育比赛上,运动员们也住在没有安装空调的房间里。一些国家给其选手配备了便携式空调,但乌干达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钱。”Rukare说。[6]

不平等还体现在其他高温应对方式上,像是比赛前几周进行的适应训练。

发布于National Geographic的文章介绍,这通常需要在一个有暖气的房间里锻炼,穿上尽可能多的衣服,去桑拿浴室让身体适应高温。

如果做法得当,俄勒冈大学环境生理学家Christopher Minson认为,热适应没有坏处。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天气预报预测比赛日会很热,Minson陪着美国马拉松运动员Dathan Ritzenhein一起训练。他将Ritzenhein的出色表现归功于这种准备。[20]

中国则在天气观测上做足功夫。巴黎奥运会前夕,《中国气象报》刊文称,4月,国家气象中心就启动巴黎地区气候背景调研工作,涵盖赛前气候背景分析、赛时气象服务保障两方面。

具体来说,前者重点关注巴黎及室外重点夺金夺牌项目比赛期间的气象要素,后者提供巴黎长期、中期及短期预报服务,特别针对室外重点项目开展比赛期间逐小时预报。此外,国家气象中心还为国家队提供了便携式气象观测仪,以便在巴黎现场得到第一手观测资料。[21]

基于上述细节,我们似乎应该重新审视那句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以及2021年加入的“更团结”。口号的主语是人类抑或国家?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人类极限,还是国家地位?

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体育运动赛事,努力拥抱着一套“去政治化”的和谐叙事。

据传,公元前9世纪,国王们会签订条约,以便当地人们能安全前往奥运会。按照惯例,2024年巴黎奥运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要求,从7月19日至9月15日,各国需守约停火。[22]

然而现实是,7月19日开始的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就轰炸了加沙地区。土耳其最大的通讯社Anadolu Ajansı报道,至少70名巴勒斯坦人因此丧生。巴勒斯坦奥委会、巴勒斯坦足协表示谴责,并要求禁止以色列参加巴黎奥运会。

尽管有过俄罗斯、白俄罗斯因俄乌战争被“除名”的先例,国际奥委会此次却回应,不会禁止以色列参赛,并声称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政治中立。[23]

“国际奥委会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有两个国家奥委会,这与政治世界不同,双方一直和平共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Thomas Bach补充说,“巴勒斯坦不是联合国承认的成员国,但巴勒斯坦奥委会是公认的国家奥委会,与其他国家奥委会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24]

The Guardian的一篇文章强烈地驳斥了这种区隔。

奥运会总是以越加荒谬的方式,将自己呈现为战争和冲突的对立面,作为和平与全球团结的运动。可作者指出,从柏林、墨西哥城到伦敦、里约,奥运会都是权力的体现,用来展示影响力和分配政治恩惠。[25]

半岛电视台梳理,自20世纪现代运动会开始以来,政治一直是体育运动的核心。尤其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它代表当时纳粹宣传的主要支柱,也是证明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实验室。[26]

国际奥委会、巴黎当局都希望避开“政治事务”,这届奥运会却并未离政治有多远。

环保议题暂且先按下不表,对参赛者的性别构成的强调,本身就是政治向度的——与早期相比,巴黎奥运会不过是从“厌女”的一极走向中间罢了。

1896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女性不被允许参与。致力于“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Pierre de Frédy,在1910年代曾公开主张,奥运会是为男性运动员而存在的,女性只配在边上鼓掌。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办,女性选手虽然开始参与竞赛,占比仅为2.2%。

从1900年到2024年,从2.2%到50%,奥运会终于达到“形式意义上”的里程碑节点。性别鸿沟仍然存在,比如女性领导角色还十分缺乏,以及有的参赛国女性处境仍未改观。[27]

阿富汗首位参加奥运会的女运动员Fariba Rezayee,讲述了自己争取权利过程的见闻。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后,恐怖组织塔利班重新统治这片领土,颁布法令禁止女性进入体育场馆、健身房和参加任何形式的体育运动。[28]

此次代表阿富汗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由国际奥委会和流亡在外的阿富汗奥委会共同选出,更多具有象征意义。某种程度,它印证了组织者的声明,这是一届“为所有人举办的奥运会”。[29]

可是,这届奥运会又在其他方面背离了自己的誓言。

端传媒总结,从7月18日起直到开幕式的隔日,塞纳河沿岸的许多区域都禁止机动车通行。早前政府承诺的免费公交方案,也因成本压力而取消。奥运会期间,单程地铁票的价格将会翻倍。

假设这些都还只是稍微忍忍就能过去的代价,那么,当奥运村无法解决所有的入住问题,征用大学的宿舍(个人物品没有任何保险,被征用者只能接受100欧元和两张免费门票的补偿,要么面临驱逐)多少算得上一种严重的侵犯。那些本就缺乏依仗的露宿者,境况更不必说。[30]

5月,一项调查显示,39%的法国人对奥运会漠不关心,37%的受访者用明确的负面词语(“担心”或“愤怒”)来描述他们的态度。相较而言,对奥运会表示出热情的人数比例为13%,表示满意的是11%。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局面可以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来解释。部分群体似乎被排除在“盛事”之外,特别是那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他们并不把体育活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31]

麻木并非只有巴黎社会才出现的感觉(想想当下的中国)。数据证实,全球大型赛事的风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964年至2018年的奥运会和世界杯,平均规模比50年前扩大60多倍,增速则是全球GDP的13倍。但是,成本也增长近20倍。质言之,大型赛事愈发难赚钱。无怪乎2022年冬季奥运会(阿里木图、北京)和2024年夏季奥运会(洛杉矶、巴黎),最后都只有两个国家申办。[32]

仍沉浸在诸如“厉害了我的国”此类故事中的群体——对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巴黎奥运会投入超过2000人的服务团队,他们向同胞的教诲是,“我们要习惯中国的强大”——恐怕得考虑另外的寄托。[33]

国际奥委会正着手改造其商业模式,允许巴黎组织者的“抠搜”即是表现之一。纵然如此,前景也是不确定的。

公元2世纪、3世纪,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城市,都以拥有自己的运动会而自豪。到了4世纪,运动会却迅速衰落。推动这种转折的,很大部分因素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地方经济不再独立,而赞助商也逐渐失去兴趣。[34]

所以,对消亡过一次的奥运会,谁又敢说,它在各种政治力量拉扯中不会再度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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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丨领导人为何“死撑”?

美国2024年大选,迎来咋舌的7月。

先是7月13日,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在一场集会上遭到暗杀受伤;而后7月21日,美国总统Joe Biden表示放弃寻求连任,退出竞选。[35][36]

一个有趣的共同点是,二者都已步入耄耋之年。为什么他们还想延续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一篇评论,尝试从Biden的执着中进行解释。6月,Biden因为在辩论中的表现十分差劲,令人担忧其健康状态,支持率被Trump反超。尽管这样,Biden非常抵触那些让他交出权力的声音,一度声称会坚持下去。

评论者认为,“承诺升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领导人不愿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这个词语指的是,面对日益增加的负面信息,当事人不去改变现有的决策,反而持续合理化它们。

商业领域不乏此类案例:百视达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公司领导人没有买下Netflix,而强化租用实体光盘业务的布局。柯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加倍努力销售胶片,没有转向数码相机。

Biden身边围绕着一帮助手,文章作者却称,他需要的是一个挑战他的网络——那些把国家利益置于Biden利益之上,并有能力冷静评估他获胜机会的人。

对Biden这样的领导人,失去高位会让他们觉得无地自容,备受打击。与其单方面施压,更有希望的方法可能是先赞扬他的变通能力。根据研究,这种变通能力可以让人更愿意重新考虑自己错误的决定。其次,询问他认为继续竞选有何利弊。打破顽固思想的最好方法是倾听,当人们感到自己被倾听时,便会更多地去反思。第三,问他什么能让自己改变想法。

拒绝放弃并不总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者最后写道,它往往是冥顽不化的表现。领导人为国家服务不仅仅是要站出来领导,它还意味着要有让位的勇气。[37]


02丨寻找Long COVID

2020年,COVID-19在全球爆发,患者们很快共同制造了一个新概念,Long COVID。人们发现,自己的病程比最初武汉报告的病例更长。经过互联网发酵,Long COVID最终得到官方的注意和认可。

根据WHO给出的定义,任何人在首次感染COVID-19三个月后症状持续或发展,且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都可以被描述为Long COVID患者。然而,争议并未消失。随着各国科学家的研究,Long COVID呈现出模糊的边界。独立杂志Undark在7月发布了一篇长文,对该问题进行梳理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临床流行病学家Ziyad Al-Aly,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他领导了20多个项目,研究Long COVID对患者健康的影响。5月,TIME将他评为健康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Al-Aly认为,COVID-19后遗症包括数百种症状和疾病,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至少有2000万美国人患有Long COVID,它造成的疾病和残疾与癌症、心脏病的影响一样多。

另一些专家质疑,Al-Aly的研究依赖于美国退伍军人的电子健康记录,这个群体平均年龄约为60岁,将他们的状况扩大到所有年龄层值得推敲。并且,阴性对照的处理也有被滥用的倾向。因此,如果按照这种辨别方法,肥胖、压疮、尿路感染、哮喘等所有这些症状,都可能被划入Long COVID。

Undark的文章写道,弄清楚一种没有已知生物标志物的疾病非常困难。迄今为止,研究对看似基本的问题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包括Long COVID患者的数量和康复的可能性。

美国公共卫生当局借鉴了Al-Aly的研究成果,继续倾向于对Long COVID做出最广泛的定义。其中有多少顾及患者权益倡导者、保险机构等方面的考量,这个困惑恐怕也与疾病一样复杂。[38]


参考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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