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丨7月：以政治之名（2024年，总第25期）
父亲打来电话，说喉咙还是有痰。前段时间，得知他的症状持续近一个月，喉镜检查提示慢性咽炎和咽腔狭窄，我在网上另外给他买了些药。结果并未改观。
我内心是有些挫败的。学识的积累，似乎不像预期那样，带来更多人生际遇的顺遂。年岁渐长，自己不知不觉就走到——或许是被推到了陌生的处境。在这里，决策不单是自由的表征，还意味着责任。
2008年，我的责任大概只有学习。相反，父母才是肩着家庭的人。为了我的升学，长年远走务工的父亲决定留下。有时候，他带我到河里游泳，我自此学会仰头浮于水面。在父亲的安排下，我懵懂地参加县里有口皆碑的学校的招生考试，于是越走越远。
虽然很大程度是幸存者偏见，加之过度美化，我仍在回忆2008年时充满感慨。那年，一首《北京欢迎你》传遍大街小巷，与有荣焉的情绪，令说话尚不流利的表妹，都学着电视那头喊出“中国加油”。
对乡村小孩而言，国际局势遥不可及，不过，2008年一个美国黑人当选总统的喜悦，彷佛也在国内蔓延开来。对照眼下，原来彼时就已算得上中美的蜜月期。
16年过去，世界变得很不一样了。7月的“结绳”，就从这些差异背后入手。
正值2024年巴黎奥运会，相比媒体上的争论不休，自己的现实生活倒是平静许多。肯定会有博主将本届赛事跟北京奥运会相论，可我无意让混杂的情绪继续飘散，而尝试去讨论体育运动的政治性。
关注部分，本期“结绳”则聚焦美国2024年大选和Long COVID。稍带一提，也许后者已经被某些人从记忆中删除，但正如父亲的疾病一样，它会以真切的方式显露。
讨论
01丨作为政治的体育运动
针对自装空调、自带床垫等网传消息，7月24日，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一番正式辟谣。
简言之，奥运村提供移动空调租赁服务，代表团可以考虑租用，并不存在自带空调安装的情况。而床垫方面，发言人表示，有个别运动员或工作人员出于特殊需要，所以额外做了准备，但将之演绎成整个代表团都自带床垫，也属不实。[1]
这些说法并未让国内的质疑氛围完全消散。另一些尚不见官方回应的非议，指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团规模。
根据4月发布的方案，作为主转播机构和中标巴黎奥运会转播项目最多的国际媒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派出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团队，搭建多频道、多终端的融媒体矩阵进行全方位、立体化报道。[2]
7月12日举行前方报道团出征仪式后，新闻稿再次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投入超过2000人的制作转播和技术服务等团队。[3]
从前后文本来看，这2000人似乎不全是负责报道赛事的记者。即使如此，评论者认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只拿到4个项目——体操、乒乓球、羽毛球、攀岩——的转播权，意味着每个项目平均投入500人，还是过于奢侈了。
“今年各地自然灾害严重，省点钱用来重建家园吧。”评论补充道。[4]
需要提醒，其中的二元逻辑是可以推敲的。救灾很重要，却并不等于说，为了救灾所以像提高边远地区教育水平等其他开支一定要削减。至于报道赛事是否落入该范围，则属另外的话题。
考虑到信息源缺乏，我不想在流言中打转，还是折回空调争议的线索。
央视新闻现场报道，临近奥运会，巴黎气温处在25℃的上下，与近年情况相当。但记者强调，法国天气变化较大，不排除整个赛事期间发生极端天气。[5]
实际上，欧洲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都出现在2007年以后。2019年，巴黎在7月25日创下42.6℃（108.7℉）的最高气温。The Washington Post的文章称，对于那些优秀运动员，希望确保体温舒适有充分的理由。[6]
6月，BASIS发布第二份关注气候变化对奥运会影响的报告。来自15个项目的运动员，都在报告中表达了担忧。
东京奥运会铜牌网球运动员Marcus Daniell回忆，当时热得几乎快承受不了。“世界上最好的网球运动员之一（Daniil Medvedev）说，他认为有人可能会在东京丧命，我觉得这并不夸张。这既不好玩也不健康。”Daniell补充。[7]
NPR描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届，众多参赛选手在终点线晕倒、呕吐，被用轮椅推走，并直言害怕自己会死于高温。
与中国相比，其他国家更早向巴黎奥运会组织者提出抗议并采取行动。2023年，澳大利亚奥运代表团表示，愿意花费超过10万澳元，为运动员安装空调和风扇以保持凉爽。希腊奥委会主席Spyros Capralos在今年早些时候同样透露，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为运动员提供空调。
此外，加拿大、英国、意大利、德国、希腊、丹麦、日本等国家，也计划在部分或全部运动员房间中配备便携式空调。[8]
澳大利亚奥委会首席执行官Matt Carroll直言不讳，“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奥运会”，大家“不是去野餐”。此番讲法，无疑是对巴黎奥运会环保理念的冲击。[9]
巴黎市长，同时也是奥运基础设施集团Solideo负责人Anne Hidalgo，2023年2月就已排除在奥运村使用便携式空调的方案。她接受France Info采访时表示：“我非常尊重运动员的舒适度，但我更多考虑人类的生存。”[10]
The New York Times称，伦敦在2012年奥运会上证明，主办城市不必面临比赛后留下空置场馆的命运——奥运建筑整体上属于旧城改造，之后被拆除或翻新，变成私人住宅、办公大楼，以及向公众开放的运动场馆——巴黎有望做得更进一步，巴黎奥运会是首次将国际奥委会2015年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导方针纳入奥林匹克议程的奥运会。[11]
不配备空调，正是如此大纲下的一项实践。而2024年巴黎奥运会环境卓越总监Georgina Grenon介绍，他们“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不建场馆”。
与里约、伦敦和东京的奥运会大型建筑项目不同，巴黎奥运会95%的场地都是现有场馆或临时建筑。其组织者鼓吹，此次奥运会将成为“史上最环保的奥运会”，碳排放量会比伦敦奥运会和里约奥运会的平均排放量350万吨减少一半。[12]
为达成目标，巴黎还做了一系列工作。
例如，主办方尽可能采取生物基材料，回收和重复使用水上运动中心的物资，其中座椅全部基于塑料垃圾建造；制定可持续餐饮行动计划，旨在实现零食物浪费；通过从当地采购80%的食材来减少碳排放；在奥运场馆使用100%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电力……
可问题是，这就够了吗？7月发表在Scientific American的文章批评，很多努力都没有切实保证，缺乏透明。面对公众施压，组织者放弃诸如“气候积极”“碳中和”等欺骗性措辞，也引发可持续发展监管机构的怀疑。
作者形容道，巴黎奥运会本质上仍属于“漂绿”（Greenwashing）。该词是对“漂白”（或“洗白”，Whitewashing）的仿照，用以概括那些误导公众相信某些组织在环保方面做得比实际更多。[13][14]
“巴黎奥运会的组织者已经做出了一些值得称赞的努力，”气候咨询公司Carbone 4高级经理César Dugast评价，“但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种模式是否符合地球极限和《巴黎协定》的要求。”[12]
没错，还有《巴黎协定》。为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197个国家召开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巴黎协定》。这份文件提出，要将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2℃以内，同时寻求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1.5℃以内的措施。[15]
缔约地点的特殊性，大概一定程度推动了巴黎奥运会筹划过程中的议题拉扯。很不幸，近10年过去，人们面临着更加窘迫的现实。
2月，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表示，从2023年2月到2024年1月，全球平均气温比19世纪的基准高出1.52℃。[16]
记得2023年的7月吗？当时，地球迎来最热一天、最最热一天，然后是最最最热一天——7月6日，17.08°C。然而这都属于过去式。就在几天前，7月21日，地球经历了最最最最热一天，达到17.09°C。7月22日，日平均气温创下17.16°C新高，成为最最最最最热一天。[17][18]
互联网上，著名如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盛赞“空调是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声音不知凡几。这样的酷热环境，连常人都难以仍受，更何况对身体机能条件要求更高的运动员？照此看，巴黎组织者还是“格局小了”？[19]
我脑中挥之不去的是另一层关联：我们借助“空调”来应对极端天气，不过，天气之所以越发极端，有没有可能正源自“空调”？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促成了“死亡螺旋”？
我没办法在这给出答案，而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纠缠，显然亦可见于体育与政治间。
有一个需要注意的事实，即并非所有国家都具备让运动员享受空调的实力。乌干达奥委会主席Donald Rukare就坦言缺乏资金。
他提到，几年前在土耳其举行的一场闷热的国际体育比赛上，运动员们也住在没有安装空调的房间里。一些国家给其选手配备了便携式空调，但乌干达没有。“因为我们没有钱。”Rukare说。[6]
不平等还体现在其他高温应对方式上，像是比赛前几周进行的适应训练。
发布于National Geographic的文章介绍，这通常需要在一个有暖气的房间里锻炼，穿上尽可能多的衣服，去桑拿浴室让身体适应高温。
如果做法得当，俄勒冈大学环境生理学家Christopher Minson认为，热适应没有坏处。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天气预报预测比赛日会很热，Minson陪着美国马拉松运动员Dathan Ritzenhein一起训练。他将Ritzenhein的出色表现归功于这种准备。[20]
中国则在天气观测上做足功夫。巴黎奥运会前夕，《中国气象报》刊文称，4月，国家气象中心就启动巴黎地区气候背景调研工作，涵盖赛前气候背景分析、赛时气象服务保障两方面。
具体来说，前者重点关注巴黎及室外重点夺金夺牌项目比赛期间的气象要素，后者提供巴黎长期、中期及短期预报服务，特别针对室外重点项目开展比赛期间逐小时预报。此外，国家气象中心还为国家队提供了便携式气象观测仪，以便在巴黎现场得到第一手观测资料。[21]
基于上述细节，我们似乎应该重新审视那句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以及2021年加入的“更团结”。口号的主语是人类抑或国家？我们所追求的到底是人类极限，还是国家地位？
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国际体育运动赛事，努力拥抱着一套“去政治化”的和谐叙事。
据传，公元前9世纪，国王们会签订条约，以便当地人们能安全前往奥运会。按照惯例，2024年巴黎奥运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要求，从7月19日至9月15日，各国需守约停火。[22]
然而现实是，7月19日开始的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就轰炸了加沙地区。土耳其最大的通讯社Anadolu Ajansı报道，至少70名巴勒斯坦人因此丧生。巴勒斯坦奥委会、巴勒斯坦足协表示谴责，并要求禁止以色列参加巴黎奥运会。
尽管有过俄罗斯、白俄罗斯因俄乌战争被“除名”的先例，国际奥委会此次却回应，不会禁止以色列参赛，并声称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政治中立。[23]
“国际奥委会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有两个国家奥委会，这与政治世界不同，双方一直和平共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Thomas Bach补充说，“巴勒斯坦不是联合国承认的成员国，但巴勒斯坦奥委会是公认的国家奥委会，与其他国家奥委会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24]
The Guardian的一篇文章强烈地驳斥了这种区隔。
奥运会总是以越加荒谬的方式，将自己呈现为战争和冲突的对立面，作为和平与全球团结的运动。可作者指出，从柏林、墨西哥城到伦敦、里约，奥运会都是权力的体现，用来展示影响力和分配政治恩惠。[25]
半岛电视台梳理，自20世纪现代运动会开始以来，政治一直是体育运动的核心。尤其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它代表当时纳粹宣传的主要支柱，也是证明雅利安人种优越论的实验室。[26]
国际奥委会、巴黎当局都希望避开“政治事务”，这届奥运会却并未离政治有多远。
环保议题暂且先按下不表，对参赛者的性别构成的强调，本身就是政治向度的——与早期相比，巴黎奥运会不过是从“厌女”的一极走向中间罢了。
1896年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女性不被允许参与。致力于“复兴奥林匹克运动”的Pierre de Frédy，在1910年代曾公开主张，奥运会是为男性运动员而存在的，女性只配在边上鼓掌。1900年，第二届奥运会在巴黎举办，女性选手虽然开始参与竞赛，占比仅为2.2%。
从1900年到2024年，从2.2%到50%，奥运会终于达到“形式意义上”的里程碑节点。性别鸿沟仍然存在，比如女性领导角色还十分缺乏，以及有的参赛国女性处境仍未改观。[27]
阿富汗首位参加奥运会的女运动员Fariba Rezayee，讲述了自己争取权利过程的见闻。2021年，美军撤出阿富汗后，恐怖组织塔利班重新统治这片领土，颁布法令禁止女性进入体育场馆、健身房和参加任何形式的体育运动。[28]
此次代表阿富汗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由国际奥委会和流亡在外的阿富汗奥委会共同选出，更多具有象征意义。某种程度，它印证了组织者的声明，这是一届“为所有人举办的奥运会”。[29]
可是，这届奥运会又在其他方面背离了自己的誓言。
端传媒总结，从7月18日起直到开幕式的隔日，塞纳河沿岸的许多区域都禁止机动车通行。早前政府承诺的免费公交方案，也因成本压力而取消。奥运会期间，单程地铁票的价格将会翻倍。
假设这些都还只是稍微忍忍就能过去的代价，那么，当奥运村无法解决所有的入住问题，征用大学的宿舍（个人物品没有任何保险，被征用者只能接受100欧元和两张免费门票的补偿，要么面临驱逐）多少算得上一种严重的侵犯。那些本就缺乏依仗的露宿者，境况更不必说。[30]
5月，一项调查显示，39%的法国人对奥运会漠不关心，37%的受访者用明确的负面词语（“担心”或“愤怒”）来描述他们的态度。相较而言，对奥运会表示出热情的人数比例为13%，表示满意的是11%。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局面可以用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来解释。部分群体似乎被排除在“盛事”之外，特别是那些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人，他们并不把体育活动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31]
麻木并非只有巴黎社会才出现的感觉（想想当下的中国）。数据证实，全球大型赛事的风尚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964年至2018年的奥运会和世界杯，平均规模比50年前扩大60多倍，增速则是全球GDP的13倍。但是，成本也增长近20倍。质言之，大型赛事愈发难赚钱。无怪乎2022年冬季奥运会（阿里木图、北京）和2024年夏季奥运会（洛杉矶、巴黎），最后都只有两个国家申办。[32]
仍沉浸在诸如“厉害了我的国”此类故事中的群体——对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巴黎奥运会投入超过2000人的服务团队，他们向同胞的教诲是，“我们要习惯中国的强大”——恐怕得考虑另外的寄托。[33]
国际奥委会正着手改造其商业模式，允许巴黎组织者的“抠搜”即是表现之一。纵然如此，前景也是不确定的。
公元2世纪、3世纪，地中海东部的许多城市，都以拥有自己的运动会而自豪。到了4世纪，运动会却迅速衰落。推动这种转折的，很大部分因素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化，地方经济不再独立，而赞助商也逐渐失去兴趣。[34]
所以，对消亡过一次的奥运会，谁又敢说，它在各种政治力量拉扯中不会再度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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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丨领导人为何“死撑”？
美国2024年大选，迎来咋舌的7月。
先是7月13日，美国前总统Donald Trump在一场集会上遭到暗杀受伤；而后7月21日，美国总统Joe Biden表示放弃寻求连任，退出竞选。[35][36]
一个有趣的共同点是，二者都已步入耄耋之年。为什么他们还想延续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一篇评论，尝试从Biden的执着中进行解释。6月，Biden因为在辩论中的表现十分差劲，令人担忧其健康状态，支持率被Trump反超。尽管这样，Biden非常抵触那些让他交出权力的声音，一度声称会坚持下去。
评论者认为，“承诺升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领导人不愿放松对权力的控制。这个词语指的是，面对日益增加的负面信息，当事人不去改变现有的决策，反而持续合理化它们。
商业领域不乏此类案例：百视达之所以破产，是因为公司领导人没有买下Netflix，而强化租用实体光盘业务的布局。柯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加倍努力销售胶片，没有转向数码相机。
Biden身边围绕着一帮助手，文章作者却称，他需要的是一个挑战他的网络——那些把国家利益置于Biden利益之上，并有能力冷静评估他获胜机会的人。
对Biden这样的领导人，失去高位会让他们觉得无地自容，备受打击。与其单方面施压，更有希望的方法可能是先赞扬他的变通能力。根据研究，这种变通能力可以让人更愿意重新考虑自己错误的决定。其次，询问他认为继续竞选有何利弊。打破顽固思想的最好方法是倾听，当人们感到自己被倾听时，便会更多地去反思。第三，问他什么能让自己改变想法。
拒绝放弃并不总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作者最后写道，它往往是冥顽不化的表现。领导人为国家服务不仅仅是要站出来领导，它还意味着要有让位的勇气。[37]
02丨寻找Long COVID
2020年，COVID-19在全球爆发，患者们很快共同制造了一个新概念，Long COVID。人们发现，自己的病程比最初武汉报告的病例更长。经过互联网发酵，Long COVID最终得到官方的注意和认可。
根据WHO给出的定义，任何人在首次感染COVID-19三个月后症状持续或发展，且无法用其他方式解释，都可以被描述为Long COVID患者。然而，争议并未消失。随着各国科学家的研究，Long COVID呈现出模糊的边界。独立杂志Undark在7月发布了一篇长文，对该问题进行梳理。
华盛顿大学医学院临床流行病学家Ziyad Al-Aly，是其中一个关键人物。他领导了20多个项目，研究Long COVID对患者健康的影响。5月，TIME将他评为健康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Al-Aly认为，COVID-19后遗症包括数百种症状和疾病，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至少有2000万美国人患有Long COVID，它造成的疾病和残疾与癌症、心脏病的影响一样多。
另一些专家质疑，Al-Aly的研究依赖于美国退伍军人的电子健康记录，这个群体平均年龄约为60岁，将他们的状况扩大到所有年龄层值得推敲。并且，阴性对照的处理也有被滥用的倾向。因此，如果按照这种辨别方法，肥胖、压疮、尿路感染、哮喘等所有这些症状，都可能被划入Long COVID。
Undark的文章写道，弄清楚一种没有已知生物标志物的疾病非常困难。迄今为止，研究对看似基本的问题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包括Long COVID患者的数量和康复的可能性。
美国公共卫生当局借鉴了Al-Aly的研究成果，继续倾向于对Long COVID做出最广泛的定义。其中有多少顾及患者权益倡导者、保险机构等方面的考量，这个困惑恐怕也与疾病一样复杂。[38]
参考备注：
题图：Photo by congy yuan on Unsplash
在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那里，政治非常开阔，它涉及人与人如何更好地一起生活。因此，穷举既往的相关内容似无可能。但要论跟“政治”一词贴近的内容，“结绳”还主要收录了以下文章：
对于COVID-19，我做了系列主题阅读：
“结绳”系列邮件订阅及在Substack更新地址：yuliqing.substack.co...
“结绳”系列在Matters更新地址：matters.town/@ysmwry...
愿我们依旧好奇、理性与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