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不归路——1898-1901年死于义和团运动的瑞典传教士

自 19 世 纪后半叶起，瑞典各教会纷纷派出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的活动范围几乎遍及整个中国，时间一直持续到1949年。他们在中国传教时，经历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剧变。也有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时惨遭杀害，据有文字的记录，当时被害的传教士及其子女共有56人。以下是他们当年的经历。

1900年8月16日，在中国北方蒙古，瑞典传教士卡尔.伦德伯格正提笔写信，开头是这样的：“你所做的一切是如此奇怪，谁能理解你？"

当年的仲夏时节，圣公会（瑞典基督教自由教会）的传教士们聚集在他们位于山西朔平的传教所开会时，遭到众多暴徒的攻击。这些传教士设法逃脱，跑去当地衙门避难，但很快在那里被拘押。

第二天，其中的12名传教士和两个孩子被装上马车，他们本以为是被送去一处较安全的地方，但事实并非如此。6月27日清晨（也有记载是是29日），他们被马车送到城门外，一大群人把他们从马车上拉下来，用石块砸他们，两个孩子的尸体被暴怒的人群肢解。其余死者的四肢被截去，然后头颅被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

愤怒和暴力

始于1898年的民众运动在1900年达到了高潮，参与者自称是 "正义之拳"，英国人称他们为 "义和拳"，这场运动被称为义和团/义和拳起义。这是对当时西方列强和日本步步深入中国的反抗，以及对腐败的清王朝无力维护国家主权的愤恨。这场运动渐渐成为传递愤怒和暴力的行径，主要是针对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和"洋鬼子 "。

当年传教士们经常在非常偏远的地方传教，但照样被人们找到并杀害，除了英国传教士外，瑞典传教士也是当时的主要攻击对象，因为当地人只看长相，不关心国籍。

传教士们为何有如此命运，还需要从基督传教历史说起。

基督教在中国初期传教的状况

16世纪初，葡萄牙海员来到中国，从而在南部海域建立了澳门贸易点。不久，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商船也纷至踏来。随后，中国被卷入了美洲大发现所引发的全球贸易中，并以瓷器、茶叶、纺织品等奢侈品换取了大量南美白银。中国由此成为全球贸易的赢家，从而实现了大量的贸易顺差，经济活跃，人口增长强劲。

后来300多年，中国一直处于贸易的优势地位，那些想在中国进行贸易的人不得不承认中国的至高地位，从1759年开始，对外贸易主要在广东一地，受到清廷的严密监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并没有什么贸易优势。

在葡萄牙人登陆中国不久后，第一批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也进入了中国，中国人对他们相当客气。耶稣会士尊重当地的传统，并成功地赢得了中国百姓的心。但是，普通百姓对主的信仰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异国宗教传教是被清政府严格禁止的。然而，18世纪中期，中国大约有30万天主教徒。

事情的变化是在19世纪初，当时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尤其是在军事技术领域。而一项商品的贸易使得中国不再有顺差，那就是鸦片。吸食鸦片起初是中国上流社会的一种享受，但到了19世纪初，却变成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行为。

鸦片贸易的利润是巨大的，主要参与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除了造成深远的社会影响外，还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由于支付的是白银，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差额很快变成了负数，税负也因此急剧增加。

为了消除鸦片造成的恶果，清政府开始严厉打击鸦片贸易，同时没收和销毁鸦片，但效果十分有限。

1839-1842年英国向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中国在现代英国军队面前一败涂地。这场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屈辱，除了军事失败外，还有领土损失，包括香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列强英、法、德等国的战争中进一步遭受耻辱性的失败。中国人被迫吞下自己不如欧洲人的现实，更屈辱的是1894年在对日本这个中国的亚洲小兄弟的战争中失败。

中国人不再完全是自己国家的主人，外国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地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此外，中国再次被迫接纳传教士，尽管这在中国不少地方被认为是对本土文化的侮辱。

集中在沿海城市

最初，传教士集中在沿海城市。瑞典传教士也是如此，首先到来的是隆德传教会的安德斯.艾格奎斯特（Anders Elgqvist）和卡尔.约瑟夫.法斯特（Carl Joseph Fast），他们于1850年在港口城市福州建立了教会。但传教活动进展不顺利，法斯特在一次抢劫中被杀，而艾格奎斯特逃过一劫，回到了瑞典。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暴力是在中国的传教士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几十年后，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大有起色，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英国传教士哈德逊.泰勒（Hudson Taylor，1832-1905）。他以一已之力调动资金和传教士来华传教。1865年，他成立了中国内陆传教团，1876年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开放中国沿海城市以外的地区为传教地。随后，泰勒走遍中国腹地，建立传教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数量上的增涨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877年为473人，1890年为1296人。

瑞典传教士有了看中国的视野

基督复兴主义传教士弗兰森（1852-1908）与泰勒相遇并受其启发。他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招募到200名传教士去中国传教。

另一位在与泰勒有关的瑞典人是埃里克·福克（Erik Folke，1862-1939）。他于1887年首次来到中国，并于同年成立了瑞典在华传教会（瑞华会）。1898年，中国在册的瑞典人有369人，其中214人是传教士。

许多传教士都热衷于学习语言并接受中国文化，他们按照当地的习俗穿着衣服，留起发辫。但也不乏一些具有殖民思想的传教士，由于不尊重中国传统，有些传教士还与当地人，尤其是满人发生冲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传教士挑战。

矛盾增长和饥饿导致了义和团运动

暗杀传教士的事件经常发生，这成了西方各国政府向清政府索要赔偿和进一步让步的借口。但与此同时，传教士却在广大的中国农村进行着传教以及其他活动。当时的中国农村几乎没有医院和学校，而正是传教士们用他们的知识来照顾病人，治疗鸦片瘾君子和进行普及性教学活动。

1898年，因为干旱、欠收和饥荒，义和团在山东举起了起义的大旗。无家可归者和饥饿的农民对义和团所散布的谣言深信不疑，如传教士在井里下毒等。同时加上一种苦难的家国情怀，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迅速蔓延。

农民保护传教士

起初，义和团杀害信仰基督教的同胞，同时袭击了电报局、火车站等在他们眼中与洋人有关的建筑，但很少直接对外国人动手。到了1900年夏天，运动的暴行升级，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杀害。同时，大量的义和团成员已经集中在城市，他们甚至围攻了外国驻京使馆。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期间一直有了农民和官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传教士的行为，他们想方设法把对他们有恩的传教士从义和团手中救出来。

最终，义和团运动是通过在华外国使团（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与清廷对峙谈判而平息的。1900年8月14日，联军到达北京，解除了对义和团对各国使馆的包围。

签署《辛丑条约》

1901年，大清与11国签订了被《辛丑条约》，清政府面临4亿5千万两白银的赔偿，需分期支付到1940年（但瑞典放弃了赔偿要求）。各国想瓜分中国的计划并没有得以实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在中国的这么做的结果和在非洲差不多，利少弊多。而清政府也得以继续生存了下来，它的腐败和无能也在持续。

清政府曾支持义和团

在义和团暴发的同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废黜了光绪帝，在当代评论中普遍认为她和她的支持者是义和团运动的幕后推手，其目的是清除外国人。但后来运动到了她也无法控制的地步，最终以失败和赔款告终。

瑞典传教士后来的命运

56名瑞典传教士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如何全部遇难，目前还不清楚。早在1901年，《瑞典殉难者在中国》一书就已出版，通过传教士的证词，包括伦德伯格的信，瑞典读者看到了这些传教士在义和团运动中的不幸命运。

在伦德伯格写文章开头那封信之前，他已经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阿克塞丽娜，以及其他五名传教士加上他们的孩子向北逃亡了几天。目的地是俄罗斯，但他们失败了。他们在途中八次遭到袭击和抢劫，最后一次身无分文，也没有半点口粮。就在生死存亡间，被附近一个天主教传教所的特使发现，给他们提供了保护。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幸免于难。8月22日，伦德伯格最后一次提笔写信。当天，他们的庇护所被义和团以及当地军队包围了。"现在士兵们已经到了，今天他们预计会攻击这里，"他在信中写道。

随后的攻击中，大量的中国基督教徒、传教士和伦德伯格的随行者们都被杀害了。他三岁的女儿被一剑刺死。伦德伯格、他的一位同事和一位天主教神父在袭击中受枪伤而幸存。但几天后，他们被斩首。伦德伯格的信能从这场劫难中保存下来，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时刻

对于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来说，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打击。但从更长久的角度看，这只是暂时的挫折。新的传教士填补了遇难者的队伍，并加强了行动，1907年在中国登记的新教传教士有3719人，1915年新教教众为52万。在后来的饥荒、政变、内战中，传教士们也得以幸存。

真正全方位结束了一百多年来新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是共产党。19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年，基督教传教再次被禁止。1950年代初，最后一批传教士离开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