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收编“流量”作家：另一种对权力的反复确认

原文刊载于歪脑

文｜小威尔逊
原文发布时间｜11/20/2023

不久前，武汉市文联（官方的文艺家协会）发布了一则公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班宇、陈春成、王苏辛三名作家，拟聘为武汉市文学理论研究所（芳草杂志社）的“专业技术人员”，岗位为“文学创作”。

这三位作家通过了现场的复审、考试和体检，以及各项政治考察，最终“上岸”，成功考取了公务员的编制。这不仅让很多年轻人再次感叹，“宇宙的尽头是考编”，同时也让人思考：在中国，当下最优秀的青年一代作家，也开始选择龟缩到体制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铁西区长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放弃了自由身

作家班宇“考编”，在中文媒体只引起了小范围讨论，实际上这可能是中国当下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过去几年，班宇和双雪涛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八零后”东北作家，全国范围内最好的文坛新人。和那些靠点击量与影视改编创收的“网络文学作家”相比，很多读者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因为他们关注现实，认真写作，作品也具有“纯文学”的价值。

今年37岁的班宇在中国有名的工业老区沈阳铁西区长大。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后，铁西区发生巨变，原来的铁西区也成为一个“旧体制”的象征，它是集体主义的，也是低效率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遗存。当人们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旧体制”的东北。

班宇是工人社区长大的孩子，早期写摇滚乐评，他很早就知道“体制性压迫”是怎么一回事，这和后来来源于乡村文化背景的“小镇青年”有很大不同。2010年后乐评杂志纷纷倒闭，班宇失去发表文章的平台，但没有放弃文学创作，2016年他参加豆瓣的一个征文比赛获奖，开始在文坛展露自己。今年的热播剧《漫长的季节》，就出自班宇早期一篇小说的名字，他也是这个热剧的文学策划。

和同为东北年轻作家的双雪涛一样，班宇也被认为是“走出东北”的代表，但让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广阔天地”，而是官方机构武汉市文联下面的《芳草》杂志社。

目前虽然还没有看到他“考取公务员”后的发言。但是，作为一个已经获得文坛地位和市场认可（作品取得不错销量，也开始有影视改编收入）的新一代作家，班宇仍然选择了去杂志社上班，以拥有一份“有保障的收入”，这实在意味深长。这是可以分析的一个情形：班宇在杂志社的工资，可能远远低于他目前的版税收入。显然，他寻求的并非是“物质利益”，而是一种来自体制的安全感，或者是个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防范动作。

为什么文学、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依然要去考取编制？“创作”或者创造性工作，应该追求自由而不是束缚，这不应该是一个常识吗。可事实上，在中国，近些年的一个趋势便是如此。就连更强调创造乃至反叛精神的摇滚乐领域，也出现了亲近体制的倾向。2020年，著名的独立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主创和贝斯手姬赓，就获得了石家庄政府的“特殊津贴”，每个月可以领取补助500元。这500元补贴一度让姬赓受到不少人嘲讽：以“反抗”为标签的摇滚乐，向权力交出自己，而且价格如此之低？或者虽非他本意，但终究传递出一种悲哀的信息。

2 历史型反转：韩寒和郭敬明的道路已走不通

如果说2023年官方媒体对姬赓拿财政补贴的解释是：这500元钱虽少，却体现出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今年，这种“重视”体现出来了：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当地共青团把万青乐队的名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成了《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一首反思现实中人之困境的歌曲，活生生被改编成了城市宣传曲。万青乐队就此成为石家庄的“城市名片”，参与到官方的“文创产业”发展中。

其实如果放眼全国，能看到这种政府主导、体制收编文艺界的“合作模式”，其实已相当流行。不久前，曝出当地人偷拿财物丑闻的河南南阳迷笛音乐节，其实也是南阳市重点引进的文旅项目。这一事件最吊诡的，并不是当地村民“不懂摇滚”乱拿东西，而是迷笛音乐节官方在回应网友的质疑时，再三强调当地领导对音乐节的重视。包括很多现场乐迷都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是，南阳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到高铁站迎接大家——真的很热情。

这表明，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文学，也包括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们，都在面临着重构和体制关系的课题。甚至连易洋千玺这样的人气明星，也考取了国家话剧院的编制，后来因为舆论哗然，他才宣布放弃。“向往自由的艺术家”们正在拥抱体制，比他们自己认识到的还热烈。

回顾班宇和双雪涛（出生于1983）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们遵循的其实是很传统的道路，早期发表作品的阵地，主要还是《收获》这样的文学刊物。实际上，武汉文联的事业编招聘条件之一，就是作家在几个官方文学榜单上的“排名”。“体制”对班宇这样的作家，一直有着某种吸引力。

曾经也有另外的选择。几乎和班宇同时代的韩寒和郭敬明，就代表了另两条道路。他们年少成名，十几年前就是年轻人的偶像。韩寒身上体现出鲜明的反体制色彩，在和一帮体制内作家论战时，他曾说出“不管什么圈最后都是花圈”这样的狠话。郭敬明则是恭顺的，但是他本人几乎创造了一个“新体制”，靠写作和批量生产，来打造自己的文学商业版图。

韩寒、郭敬明曾是文坛“破裂”的声音。他们的努力让人相信，一个作家不必靠体制活着。这种新风尚，其实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传媒领域的改革。都市媒体市场化，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流失到新闻媒体；民营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出版商与出版社合作购买书号，也重塑了发行渠道。作家开始拿到版税，而不是靠体制内发工资或者刊物的稿费生活，拥有读者的作家，也开始变得有钱。

一个标志是“作家富豪排行榜”开始流传。作家的收入和企业家完全不能比，但是如果发行量和版税都是透明的，畅销书作家的财富也很客观。当一个写作者靠市场和读者就能养活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同时获得了更珍贵的东西——一定程度上的出版自由。

韩寒、郭敬明成为明星，衬托出“体制内作家”的可怜。作协和文联，开始变得寒酸；文学刊物的稿费，因为太低而很难吸引优秀作品的首发。作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开始标榜个性和独立的价值，而不再是“作协会员”，那是旧的、缺乏读者的“身份”。

很明显，这种“新风尚”已经告一段落。韩寒因为谈论民主、自由的“韩三篇”，几乎被封杀；郭敬明的“商业味”被官方媒体反复批判。这未必是思路清晰的“布局”，但是在过去10年，这是一种整体趋势：追求独立姿态、创作自由的作家和艺术家，会受到官方和民间（被称为粉红的群体）的合力打压。

“新时代”的开始，其实也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种对毛泽东1940年代讲话的模仿）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这次座谈会，几位著名作家因为抄写、学习会议精神被网友嘲讽；一个叫周小平的写作者则被官方吹捧——但是它的影响其实要比舆论观察到的深远得多。市场化、自由化的文艺生产机制，在国家和政策层面被反转；出版审查变得越来越严厉，书号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民营出版业还没有真正迎来自己的春天，就面临着新的寒冬。

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文艺界不断的“批判”：收入和影响力都更大的演员，逐渐被以各种理由调查；微博和网络公关空间上，有影响力的作家、知识分子逐渐被封杀，靠影响力变现（眼球经济）变得不再可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又开始变得清贫。

3 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背后：体制收割“流量”艺术家

从2014年到今天，接近10年的时间。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不仅表现在上述破坏性的一面，它也有自己的“建设”，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已日益变得成熟：政府正在控制文化和象征资本，文化生产领域，已经完成了新的国有化进程。

上文提到的“作家富豪排行榜”已经消失了几年，因为再推出这样的榜单已经没有意义。写作者正在面临着自己的“不可能三角”：顺畅出版、拥有自由以及财富，不可能全部拥有。被韩寒、郭敬明们嘲笑的“茅盾文学奖”，被重新神圣化，因为获奖作家有很大概率出任地方作协副主席，可以借此获得稳定的出版机会。

就总量来看，文化出版业似乎仍在“增长”。一方面，地方媒体、出版业急速靠拢政府，变身为“集团”，它们不再依靠市场化和读者来赚钱，而是依靠对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个体，不管是写作者还是出版商，空间被急剧挤压，文化领域“民营经济”率先出局。

这就不难解释，现在不管是音乐节还是“双年展”，背后的主办方都是地方政府。在文化生产领域，政府是唯一的“甲方”。市场上“活跃”的机构，基本上都是政府文化项目的“承包商”甚至“转包商”。

一个摇滚乐队，去一个音乐节上演出，仍然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和过去已经不同。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主办方的感受，南阳迷笛音乐上，不管是乐队还是主办方都会高喊一声“南阳牛逼”。真正有独立精神的乐队，像李志那样的“南京市民李先生”，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舞台。

新的文化生产机制的核心是“评奖”和“项目”。前者是收权，后者则是“放权”。评奖直接提现权威和秩序，而“做项目”，则是一种利益和资金的再分配。新的体制，就是体现在“收放自如”，既有惩罚，也有收买，甚至有看起来非常“公平”、“科学”的招投标机制。

这种体制从运营来看，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它的核心已经不是效率，而是反复“确认权力”，这是新的逻辑。“体制内”还在按照10年前思维做事的人，会身心俱疲和愤怒，因为“自由”和“创造性”正是新体制的敌人，是要“清扫”和“整顿”的对象。

文艺界人士只有两个选择。选择自由和独立，就意味着没有“项目”，失去机会和“市场”；选择配合，就要遵守新的规则。体面的创作者，会尽可能远离新体制的诱惑，但是他们会发现中间地带越来越窄。一些看似拥有灵活度的“机会”，背后仍然有官方的影子。

“新体制”正在进化，它看起来会笼罩一切，大城市刚刚兴起的“脱口秀”，就是一个例子。从2022年开始，所有脱口秀节目的“内容”都要上报给文化审核部门，必须按照既定台本来演出，这样，就连“笑声”都是事先批准、可预期的。

班宇考取编制，成为“体制内作家”的一员，是“新体制”的最新成果，也是一个新阶段：寂寞的“纯文学”也不会是飞地。对作家来说，要选择独立姿态，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沈阳铁西区长大的班宇无比熟悉这种体制化的力量，他曾经幻想逃脱，现在他选择了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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