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收编“流量”作家:另一种对权力的反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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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小威尔逊
原文发布时间|11/20/2023
不久前,武汉市文联(官方的文艺家协会)发布了一则公示,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班宇、陈春成、王苏辛三名作家,拟聘为武汉市文学理论研究所(芳草杂志社)的“专业技术人员”,岗位为“文学创作”。
这三位作家通过了现场的复审、考试和体检,以及各项政治考察,最终“上岸”,成功考取了公务员的编制。这不仅让很多年轻人再次感叹,“宇宙的尽头是考编”,同时也让人思考:在中国,当下最优秀的青年一代作家,也开始选择龟缩到体制内,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铁西区长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放弃了自由身
作家班宇“考编”,在中文媒体只引起了小范围讨论,实际上这可能是中国当下文化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过去几年,班宇和双雪涛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八零后”东北作家,全国范围内最好的文坛新人。和那些靠点击量与影视改编创收的“网络文学作家”相比,很多读者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作家”。因为他们关注现实,认真写作,作品也具有“纯文学”的价值。
今年37岁的班宇在中国有名的工业老区沈阳铁西区长大。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后,铁西区发生巨变,原来的铁西区也成为一个“旧体制”的象征,它是集体主义的,也是低效率的社会主义工业的一个遗存。当人们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这种“旧体制”的东北。
班宇是工人社区长大的孩子,早期写摇滚乐评,他很早就知道“体制性压迫”是怎么一回事,这和后来来源于乡村文化背景的“小镇青年”有很大不同。2010年后乐评杂志纷纷倒闭,班宇失去发表文章的平台,但没有放弃文学创作,2016年他参加豆瓣的一个征文比赛获奖,开始在文坛展露自己。今年的热播剧《漫长的季节》,就出自班宇早期一篇小说的名字,他也是这个热剧的文学策划。
和同为东北年轻作家的双雪涛一样,班宇也被认为是“走出东北”的代表,但让人唏嘘的是,他最终的目的地不是“广阔天地”,而是官方机构武汉市文联下面的《芳草》杂志社。
目前虽然还没有看到他“考取公务员”后的发言。但是,作为一个已经获得文坛地位和市场认可(作品取得不错销量,也开始有影视改编收入)的新一代作家,班宇仍然选择了去杂志社上班,以拥有一份“有保障的收入”,这实在意味深长。这是可以分析的一个情形:班宇在杂志社的工资,可能远远低于他目前的版税收入。显然,他寻求的并非是“物质利益”,而是一种来自体制的安全感,或者是个人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防范动作。
为什么文学、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依然要去考取编制?“创作”或者创造性工作,应该追求自由而不是束缚,这不应该是一个常识吗。可事实上,在中国,近些年的一个趋势便是如此。就连更强调创造乃至反叛精神的摇滚乐领域,也出现了亲近体制的倾向。2020年,著名的独立乐队“万能青年旅店”的主创和贝斯手姬赓,就获得了石家庄政府的“特殊津贴”,每个月可以领取补助500元。这500元补贴一度让姬赓受到不少人嘲讽:以“反抗”为标签的摇滚乐,向权力交出自己,而且价格如此之低?或者虽非他本意,但终究传递出一种悲哀的信息。
2 历史型反转:韩寒和郭敬明的道路已走不通
如果说2023年官方媒体对姬赓拿财政补贴的解释是:这500元钱虽少,却体现出政府对文化软实力的重视。今年,这种“重视”体现出来了:石家庄打造摇滚之城,当地共青团把万青乐队的名作《杀死那个石家庄人》改成了《杀不死的石家庄人》。一首反思现实中人之困境的歌曲,活生生被改编成了城市宣传曲。万青乐队就此成为石家庄的“城市名片”,参与到官方的“文创产业”发展中。
其实如果放眼全国,能看到这种政府主导、体制收编文艺界的“合作模式”,其实已相当流行。不久前,曝出当地人偷拿财物丑闻的河南南阳迷笛音乐节,其实也是南阳市重点引进的文旅项目。这一事件最吊诡的,并不是当地村民“不懂摇滚”乱拿东西,而是迷笛音乐节官方在回应网友的质疑时,再三强调当地领导对音乐节的重视。包括很多现场乐迷都津津乐道的一个细节是,南阳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到高铁站迎接大家——真的很热情。
这表明,在今天的中国,不仅文学,也包括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的“艺术家”们,都在面临着重构和体制关系的课题。甚至连易洋千玺这样的人气明星,也考取了国家话剧院的编制,后来因为舆论哗然,他才宣布放弃。“向往自由的艺术家”们正在拥抱体制,比他们自己认识到的还热烈。
回顾班宇和双雪涛(出生于1983)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们遵循的其实是很传统的道路,早期发表作品的阵地,主要还是《收获》这样的文学刊物。实际上,武汉文联的事业编招聘条件之一,就是作家在几个官方文学榜单上的“排名”。“体制”对班宇这样的作家,一直有着某种吸引力。
曾经也有另外的选择。几乎和班宇同时代的韩寒和郭敬明,就代表了另两条道路。他们年少成名,十几年前就是年轻人的偶像。韩寒身上体现出鲜明的反体制色彩,在和一帮体制内作家论战时,他曾说出“不管什么圈最后都是花圈”这样的狠话。郭敬明则是恭顺的,但是他本人几乎创造了一个“新体制”,靠写作和批量生产,来打造自己的文学商业版图。
韩寒、郭敬明曾是文坛“破裂”的声音。他们的努力让人相信,一个作家不必靠体制活着。这种新风尚,其实发源于上世纪90年代出版、传媒领域的改革。都市媒体市场化,一些文学刊物的编辑流失到新闻媒体;民营出版机构开始出现,出版商与出版社合作购买书号,也重塑了发行渠道。作家开始拿到版税,而不是靠体制内发工资或者刊物的稿费生活,拥有读者的作家,也开始变得有钱。
一个标志是“作家富豪排行榜”开始流传。作家的收入和企业家完全不能比,但是如果发行量和版税都是透明的,畅销书作家的财富也很客观。当一个写作者靠市场和读者就能养活自己的时候,他们也同时获得了更珍贵的东西——一定程度上的出版自由。
韩寒、郭敬明成为明星,衬托出“体制内作家”的可怜。作协和文联,开始变得寒酸;文学刊物的稿费,因为太低而很难吸引优秀作品的首发。作家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开始标榜个性和独立的价值,而不再是“作协会员”,那是旧的、缺乏读者的“身份”。
很明显,这种“新风尚”已经告一段落。韩寒因为谈论民主、自由的“韩三篇”,几乎被封杀;郭敬明的“商业味”被官方媒体反复批判。这未必是思路清晰的“布局”,但是在过去10年,这是一种整体趋势:追求独立姿态、创作自由的作家和艺术家,会受到官方和民间(被称为粉红的群体)的合力打压。
“新时代”的开始,其实也有明确的时间节点:习近平2014年“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种对毛泽东1940年代讲话的模仿)是新时代开始的标志。这次座谈会,几位著名作家因为抄写、学习会议精神被网友嘲讽;一个叫周小平的写作者则被官方吹捧——但是它的影响其实要比舆论观察到的深远得多。市场化、自由化的文艺生产机制,在国家和政策层面被反转;出版审查变得越来越严厉,书号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民营出版业还没有真正迎来自己的春天,就面临着新的寒冬。
人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文艺界不断的“批判”:收入和影响力都更大的演员,逐渐被以各种理由调查;微博和网络公关空间上,有影响力的作家、知识分子逐渐被封杀,靠影响力变现(眼球经济)变得不再可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生活,又开始变得清贫。
3 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背后:体制收割“流量”艺术家
从2014年到今天,接近10年的时间。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不仅表现在上述破坏性的一面,它也有自己的“建设”,一种新的文化生产机制,已日益变得成熟:政府正在控制文化和象征资本,文化生产领域,已经完成了新的国有化进程。
上文提到的“作家富豪排行榜”已经消失了几年,因为再推出这样的榜单已经没有意义。写作者正在面临着自己的“不可能三角”:顺畅出版、拥有自由以及财富,不可能全部拥有。被韩寒、郭敬明们嘲笑的“茅盾文学奖”,被重新神圣化,因为获奖作家有很大概率出任地方作协副主席,可以借此获得稳定的出版机会。
就总量来看,文化出版业似乎仍在“增长”。一方面,地方媒体、出版业急速靠拢政府,变身为“集团”,它们不再依靠市场化和读者来赚钱,而是依靠对资源的垄断;另一方面,个体,不管是写作者还是出版商,空间被急剧挤压,文化领域“民营经济”率先出局。
这就不难解释,现在不管是音乐节还是“双年展”,背后的主办方都是地方政府。在文化生产领域,政府是唯一的“甲方”。市场上“活跃”的机构,基本上都是政府文化项目的“承包商”甚至“转包商”。
一个摇滚乐队,去一个音乐节上演出,仍然是“自由的”,但是这种“自由”和过去已经不同。他们不得不考虑到主办方的感受,南阳迷笛音乐上,不管是乐队还是主办方都会高喊一声“南阳牛逼”。真正有独立精神的乐队,像李志那样的“南京市民李先生”,已经很难找到自己的舞台。
新的文化生产机制的核心是“评奖”和“项目”。前者是收权,后者则是“放权”。评奖直接提现权威和秩序,而“做项目”,则是一种利益和资金的再分配。新的体制,就是体现在“收放自如”,既有惩罚,也有收买,甚至有看起来非常“公平”、“科学”的招投标机制。
这种体制从运营来看,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它的核心已经不是效率,而是反复“确认权力”,这是新的逻辑。“体制内”还在按照10年前思维做事的人,会身心俱疲和愤怒,因为“自由”和“创造性”正是新体制的敌人,是要“清扫”和“整顿”的对象。
文艺界人士只有两个选择。选择自由和独立,就意味着没有“项目”,失去机会和“市场”;选择配合,就要遵守新的规则。体面的创作者,会尽可能远离新体制的诱惑,但是他们会发现中间地带越来越窄。一些看似拥有灵活度的“机会”,背后仍然有官方的影子。
“新体制”正在进化,它看起来会笼罩一切,大城市刚刚兴起的“脱口秀”,就是一个例子。从2022年开始,所有脱口秀节目的“内容”都要上报给文化审核部门,必须按照既定台本来演出,这样,就连“笑声”都是事先批准、可预期的。
班宇考取编制,成为“体制内作家”的一员,是“新体制”的最新成果,也是一个新阶段:寂寞的“纯文学”也不会是飞地。对作家来说,要选择独立姿态,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沈阳铁西区长大的班宇无比熟悉这种体制化的力量,他曾经幻想逃脱,现在他选择了认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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