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負向公關人物

面對香港過去的撕裂問題，林鄭政府選擇豪花4900萬，聘請國際公關公司Consulum FZ LLC，希望他們透過專業公關技巧和知識，幫香港「重新出發」，改善國際形象，通常工作涵蓋多個範疇，例如一般民主地區或國家有的政客間的遊說、政策的宣傳、社會責任推廣、為公共利益的服務等等。而政府常見的PR問題基本上都是來自缺乏透明度、制度、官僚和媒體反對等。正面的公關能有效幫助政府提升管治效能，若政府能做到有效運用媒體力量，更能改善到政府，令社會對政府的反對聲音下降。

昨日，梁振英又再出擊，利用自己Facebook 個人專頁，詳列18名教師的名單，包括姓名、年齡、任教學校、案件及控罪，並引用傳媒報道作為資料來源，但部份案件仍未完成審結。引起公眾嘩然。

筆者在此先不論18人的資料孰真孰假，此舉可謂（一）向香港法治挑戰，不單破壞《基本法》無罪推定的原則，更加直接扮演判官，在法官們尚未判罪前已經用「私刑」把這18人定罪；（二）足以構成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附表1的「保障資料原則」第1和第3原則，嚴重損害香港人的私隱權；（三）利用個人資料作政治批鬥，再「人格指控」這18人，除了會造成他們心理上和實質的損害外，可謂是將香港推往文革，惟恐天下不亂。

梁振英作為前行政長官，全國政協副主席，此舉動剛好呼應了公關界中的——負向公關（negative PR）。這是一種製作和散佈品牌「負面新聞」的做法， 它通常會破壞品牌的聲譽和企業形象。負向公關會損害企業或個人的聲譽，可能會影響本來企業或個人製定的公關策略，甚至把整個方向帶偏，而常見的抹黑技巧有假新聞、披露私隱機密、製造誤導性或負面評論等等。

過去，林鄭所僱用的Consulum 幫人權紀錄劣跡斑斑的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改善當地國際形象，例如協助沙特政府制訂傳訊策略、舉行大型會議、安排外訪、推廣沙特旅遊業和電影業、甚至協助沙特參與首次的康城影展等。

沙特這例子可謂相當經典並在國際間有取得頗正面迴響，當面對香港法治、私隱和人權等普世價值被持續地破壞，加上面對梁振英這種負向公關搞事者時，筆者十分期待看Consulum能發揮怎樣的效果，亦很好奇何以泱泱大國會容許國家領導人不斷鬧事，把香港以及中國形象和價值多次推住崩壞邊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