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书> 第四日|流连粤语歌中，怀念

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地道的广东人。我的父母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相遇在北京，然后南下去了深圳。我一岁起就在深圳长大，却很清楚深圳并不被广东人看做地道的广东。我也学会了本分，很少在外说自己是广东人，在广东人面前更是如此。

我的父母都不说粤语，但小时候去香港，听到店员们口头确认“大陆人”，或者地铁上有人念叨“北姑”，我妈会白上一眼。上学的时候，跟广东孩子们耳濡目染，我也开始张口说，却总是闹笑话。比如，“下雪“我会说成“下血”，“兴趣”会说成“性趣”。后来我再也不用普通话的同音词套在粤语上了。

我的粤语突飞猛进是在英国。那年我十七岁，跟大多数内地去的孩子们找不到共同语言，于是混在了香港学生堆里。我参加他们的社团，跟他们去唱卡拉OK，一起刷TVB剧，让我找到一些归属感。有好几个新年和圣诞，为了不跟一堆不认识的大陆学生喝酒吹牛，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就这样，我的粤语进步飞快，至少到了去香港购物，不会被店员白眼的程度。

粤语对我的复杂意义是在我离开学校之后才开始显现的。父母是90年代初到的深圳。那时香港还没回归，大陆沿海和香港的收入水平还有相当距离，香港也还还没有爆发革命。那个年代去深圳的人看上的无非是改革红利，收入和机会都比内地好，唯独去了香港会感受到阶级差距和赤裸裸的瞧不上。母亲在深圳生活了快40年，至今还会说起回归前，她在公立单位工资只有几百一千，难得去到香港买衣服，却被Marks & Spencer的店员当面嘲笑：“这件毛衣680块，你买得起吗？”很多年后，深圳的经济突飞猛进，“买不起毛衣”的故事已经是个笑话，但每次母亲和我走在香港街头，我仍能感受到她对当年耻辱感的孜孜念念，以至于总用“弹丸之地”这种贬低性的语言谈论香港。

但反观我，从小就受香港文化影响，看TVB，听粤语歌。后来，自由行去香港方便了，我会说些粤语，有文化亲近性，又喜欢这座城市的法治和效率，很自然就爱上它，关心它的命运。大学时代，我有内地朋友去了香港读书，正值香港经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作为不会粤语的大陆生，他们经历的内在矛盾、冲击、甚至创伤，是我难以感同身受的。那时我意识到粤语对我的意义更像一张通行证，一张可以走近这层文化内外，和有关它身份记忆的通行证。

后来的将近十年，我对粤语和粤语文化的亲近让我更愿意走近香港的文化和电影，理解香港的政治和运动。和粤语相关的记忆还有爱情，有我在异国他乡的失恋夜晚无数次循环的“Lonely Christmas”。我因为粤语爱上了王家卫、杜琪峰，也爱上了在无聊的工作日夜晚反复狂刷无间道，思索那个总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的刘建明，是否就是另一个时空中正在挣扎的自己。

如今我身在美国，我的身体和语言都脱离了最舒适的土壤，对生活的归属感和掌控感消失殆尽，我常常灵魂出窍，不知道哪里可以回去。失去语言的我，仿佛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间，一边是失去自由的陷阱，另一边则是无法附着的孤独，我终于接受无论是母国还是异国，在此刻都已无关痛痒。我为了被理解、被爱而不断解释、嘶吼，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发不出任何声响。

在最被抽空的日子里，车里的粤语歌单竟成了我最安静的归处。当手放在方向盘上，对速度和方向的掌控归于本位，思绪却被儿时就会哼唱的粤语歌带到了安静的地方。我们之间没有审查的张力，它也不要求我自证清白。我们像两个走得很近的过客，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但不羁绊于情感的包袱和对错的重量。这是最没有期待的关系，也是最让人平静的关系。

也许，迷失在粤语旋律里，就是迷失在我儿时对那个小小城市单纯的喜欢和对公平、自主的执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