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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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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书> 第四日|流连粤语歌中,怀念

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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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广东人,我于它更像是浮物,是过客。但很意外地,此刻,是粤语和粤语文化让我可以出走,可以在灵魂出窍中再次找到平静。

严格意义上说,我不是地道的广东人。我的父母一个来自北方,一个来自南方,相遇在北京,然后南下去了深圳。我一岁起就在深圳长大,却很清楚深圳并不被广东人看做地道的广东。我也学会了本分,很少在外说自己是广东人,在广东人面前更是如此。

我的父母都不说粤语,但小时候去香港,听到店员们口头确认“大陆人”,或者地铁上有人念叨“北姑”,我妈会白上一眼。上学的时候,跟广东孩子们耳濡目染,我也开始张口说,却总是闹笑话。比如,“下雪“我会说成“下血”,“兴趣”会说成“性趣”。后来我再也不用普通话的同音词套在粤语上了。

我的粤语突飞猛进是在英国。那年我十七岁,跟大多数内地去的孩子们找不到共同语言,于是混在了香港学生堆里。我参加他们的社团,跟他们去唱卡拉OK,一起刷TVB剧,让我找到一些归属感。有好几个新年和圣诞,为了不跟一堆不认识的大陆学生喝酒吹牛,我也是跟他们一起度过的。就这样,我的粤语进步飞快,至少到了去香港购物,不会被店员白眼的程度。

粤语对我的复杂意义是在我离开学校之后才开始显现的。父母是90年代初到的深圳。那时香港还没回归,大陆沿海和香港的收入水平还有相当距离,香港也还还没有爆发革命。那个年代去深圳的人看上的无非是改革红利,收入和机会都比内地好,唯独去了香港会感受到阶级差距和赤裸裸的瞧不上。母亲在深圳生活了快40年,至今还会说起回归前,她在公立单位工资只有几百一千,难得去到香港买衣服,却被Marks & Spencer的店员当面嘲笑:“这件毛衣680块,你买得起吗?”很多年后,深圳的经济突飞猛进,“买不起毛衣”的故事已经是个笑话,但每次母亲和我走在香港街头,我仍能感受到她对当年耻辱感的孜孜念念,以至于总用“弹丸之地”这种贬低性的语言谈论香港。

但反观我,从小就受香港文化影响,看TVB,听粤语歌。后来,自由行去香港方便了,我会说些粤语,有文化亲近性,又喜欢这座城市的法治和效率,很自然就爱上它,关心它的命运。大学时代,我有内地朋友去了香港读书,正值香港经历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作为不会粤语的大陆生,他们经历的内在矛盾、冲击、甚至创伤,是我难以感同身受的。那时我意识到粤语对我的意义更像一张通行证,一张可以走近这层文化内外,和有关它身份记忆的通行证。

后来的将近十年,我对粤语和粤语文化的亲近让我更愿意走近香港的文化和电影,理解香港的政治和运动。和粤语相关的记忆还有爱情,有我在异国他乡的失恋夜晚无数次循环的“Lonely Christmas”。我因为粤语爱上了王家卫、杜琪峰,也爱上了在无聊的工作日夜晚反复狂刷无间道,思索那个总在镜子里审视自己的刘建明,是否就是另一个时空中正在挣扎的自己。

如今我身在美国,我的身体和语言都脱离了最舒适的土壤,对生活的归属感和掌控感消失殆尽,我常常灵魂出窍,不知道哪里可以回去。失去语言的我,仿佛站在一条湍急的河流中间,一边是失去自由的陷阱,另一边则是无法附着的孤独,我终于接受无论是母国还是异国,在此刻都已无关痛痒。我为了被理解、被爱而不断解释、嘶吼,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发不出任何声响。

在最被抽空的日子里,车里的粤语歌单竟成了我最安静的归处。当手放在方向盘上,对速度和方向的掌控归于本位,思绪却被儿时就会哼唱的粤语歌带到了安静的地方。我们之间没有审查的张力,它也不要求我自证清白。我们像两个走得很近的过客,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但不羁绊于情感的包袱和对错的重量。这是最没有期待的关系,也是最让人平静的关系。

也许,迷失在粤语旋律里,就是迷失在我儿时对那个小小城市单纯的喜欢和对公平、自主的执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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