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记|请让我记得此时此刻的生存，抵抗，和爱
关于孤独
去年十二月搬到弗吉尼亚之后，孤独便每天伴随我。在一个不到五万人的小城，我认不出任何路人的脸，没听过任何一个地名，也不会娴熟地回应同事的打趣。在我从找到工作的喜悦中解放之前，它已经占据我生活的绝大部份。
我的能动性开始消解，直到我失去对时间和欲念的掌控。离开纽约的时候是秋天的末尾，白昼越来越短，漆黑中的不知所措越来越长。我买了一台承诺自己已久的大电视，但很快厌倦独自打游戏、刷剧的自我安慰。离开我的沙发，我融入不进大多数对话，看不懂大多数的脸色和身体语言。每一波孤独过后，我不知道在遇见下一个人，做下一个决定的时候，我是否应该在希望中破碎，还是在麻木中点头离去。
我尝试习惯与它共处。有时你终于等到片刻平静，却分不清这是年龄对我的馈赠还是惩罚。我想离开，可背井离乡的代价把你困在这里，合法生存的压力把你困在这里，你变得胆小如鼠，只能把所有欲望一压再压，不敢造次，直到它们在心底最深处爆炸，发出一声闷响。
最糟糕的是，此刻的我与写作的关系已变得模糊。我从未意识到失去报道者的身份竟让人如此痛苦。它曾经是你和世界链接的一座桥，在理解每一个采访对象，看见每一个人生故事背后的必然时原谅自己。而如今我却亲手把它击落谷底。
每一个人终究都是孤独的自我，我早已心中有数。但当每一次睡去，醒来，看到的仍是一团迷雾，出走时的期待和欢愉并没有如期所至，切割、敲碎再造、“融入！融入！”的痛苦却每日剧增时，惩罚我的不仅仅是孤独，还有自责和懊悔。
我开始回忆那些仍然鲜活的孤独体验。比如离开北京的那一年，当你终于对那片土地的谎言感到厌倦，开始预备一场结局未知的逃离，你当时的伴侣却在梦想他的财富和成功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毫发无伤。你向往在自由里呼吸，他则向往表面上一切美好，只赢不输的生活。当你追问我们是否还可并肩同行，他逃避、沉默，虽然没有撒谎，却已坦诚一切。
讽刺的是，他仍然把那个象征永远的承诺放在你面前了。后来他说，那是一个仪式，是一个他觉得很有诚意的“礼物”。你终于知道，婚姻对有一些男性来说只是对女人的赏赐。你想要的自由，对他只是一个盒子大小罢了。
毕业后留在纽约那段最孤独的日子里，工作没有着落，我白天会骑单车去攀岩馆，深夜躺在床上，听着F线从窗口正下方呼啸穿过，我反复地读米米亚娜几篇有关疫情的日记：为了移民被困在温尼伯的寒冷里，被压抑的需求反复落空，凝结成梦里一个个孤独的结局。然后当我读到那一句”在我最好的年龄里，我爱的人都不在身边，真是失败的人生啊”， 我的眼泪呼啸而出。
可是，是你选择了这场体验啊，我对自己说。这难道不是人生更无解的悖论：如果没有那些离开的冲动和无法归类的人生选择，我便不至如此孤独。但如果不离开，我便不是我，那是更无尽的痛苦。
我想起毕业5个月后，我终于签下了工作offer，于是和找工作期间认识的学姐S一起去纽约近郊爬山。S以前是一名出国考试老师， 也是在接近30岁的时候来了美国，硕士毕业后转行投资，我们有不少共同话题。在登上山顶的时候，我告诉她我的前任不久前写小作文说自己需要伴侣“能上能下”，自己要有子有女，要生两个以上，还要生在美国，养在亚洲，仿佛点菜一样为自己设计未来。我有一种庆幸却又哭笑不得的感觉。只是一个人在飘零里，连嘲笑的勇气都提不起来。
S问我后不后悔。我说，很难去后悔，因为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别人为我创造体验，我的人生我要自己选择。而终于在离开、毕业和逐渐独立后，我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因为体验是是我自己的，不是靠迎合谁的想法而被施舍的。
“那就好好庆祝一下成功脱险。就算他现在想生十个，也跟你没有关系了”，S说。我们在山顶将水壶碰在一起，大笑起来。那是我去年最解放，最接纳自己的一个时刻。
去年最爱的电影之一是Past Lives。里面韩国发小男主在离开纽约前对女主说：“I liked you for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are is a person who leaves.”
女主角Nora在十多年的不断离开中成就了自我，在远处的发小男主Hae Sung只是在原地默默注视，她身上的某种勇气击中了他心里的一些脆弱，于是他一路来了纽约，但发现二人终究不是同路人。 后来，播客“疲惫娇娃”的主播们说这让她们想起许多像Nora一样能够“离开”的女性，生命当中都曾吸引过一些Hae Sung，这些Hae Sung会因为离开的Nora而想起有关自身成长的某些命题，但这些命题终究与Nora无关。一个懂得离开的女性永远会被Hae Sung们当成坐标观察，但Nora只是她自己，只需要做好她自己就可以了。我深以为然。
如果不能后悔离开，也就无从抱怨孤独和失去了。有了失去，属于我的人生脚本终于显得更加清晰了。这也许才是生活荒诞的本质之一吧。
身为女性
今年初，耶鲁大学宗教研究系博士陈朗悼念同是学者的亡夫徐晓宏的一篇悼文在朋友中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当一位有着不凡学识的女性跨过“死者为大“的牌匾，亲手将歌颂爱情忠贞和婚姻完整的锦旗摘下，女性在亲密关系中面临的结构性困境被赤裸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她用真实的爱，和真实的委屈告诉我们，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并不足以构成女性自由的全部前提，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中的所谓平等，仍然只是愿望大于实际。
来美的快三年里，我作为女性的身份意识前所未有地强烈。新结交的好友也大多是女性，确认友谊的瞬间离不开一起焦虑生育、焦虑职场、焦虑无法信任男性伴侣。对异性恋关系的不信任，以及时刻与父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照护、生育义务反复拉锯深了我作为女性在男权规训下的创伤体验，这是二十多岁时我不曾感受到的。
比如，在海外工作的朋友M就感慨，社会要求独立女性有事业，那年轻的时候我便去拼事业。可为何到了三十多岁，身边过得去的男性全都结婚了，事业女性还想拼事业、看世界，但这样一来又担心无法在最佳年龄生育，仿佛没有出路一样。
大多数女性的困境远大于事业和生育的取舍。现代婚姻对女性是赔本买卖，这一点我在母亲身上早已看到。母亲在小城镇长大，靠读书一路读到了北京，去到了中国的最高学府。这在80年代大学生如此稀缺的年代，是她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到了八十年代末尾，一场运动让她萌生离开故土的念头。而仅仅因为是女性，是母亲，她劝退了自己，希望还在读博的我的父亲，她的伴侣，能够带着奖学金和她去到远方。
然而，婚姻并没有带她去看“更大的世界”。当她的伴侣决定“顺应时代”，到经济发展的沿海城市去，为了孩子 ，她只能跟从，并且义不容辞地为他下海经商的选择兜了底，选择了体制内一份稳定的工作，默认式地成为了家庭的主要照顾者。为了所谓男性渴望的“内外圆满”，一个勤奋，有想法的女性，最终被困在了一份毫无波澜的工作和对老人、小孩的照看中。
在我十五岁那年，当她的婚姻终于破裂，亲戚们劝告我“体谅男人这个年纪又离婚又分财产不容易”“以后只有你爸才能帮上你”时，我似乎对父权社会允许男人们不付出成本，却又可以好处占尽的本质摸出了端倪。
我后来理解，母亲的二十年婚姻，无法弥合的不仅是一段感情，更是得势者和失势者在一个不公平制度中对彼此价值和处境截然不同的观感和体验。为了维系婚姻完整，母亲没有选择跟她智识匹配的工作，也没有打心底喜欢过我成长的城市，但她的隐形劳动却未获得应有的尊重。长大的过程中，母亲偶尔开玩笑：“要我再选，我绝对不生小孩”。而到了而立之年我才知道，这些打趣背后是她委屈没有勇敢为自己而活而留下的不甘心。但另一方面，她经历了破裂的婚姻，总为自己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而内疚，因此更加努力地为子女奉献，加重了这种不甘心、不满足。母亲这种没有完整为自己而活而伴随一生的隐痛，对我有着很深的影响，不断提醒我人生一定要为自己选择。
我已经极其幸运。母亲的生命力并没有止于婚姻的背叛。在继续忍耐和离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之间，她选择了离开。在过去十五年里，她支持我出国读书、旅行、做自己想做的事，即便我们彼此的人生重合正在变少。与此同时，她仿佛也因为我的离开而更关注自己的需求，到了快60岁还在工作、晋升，让子女能在外安心生活。但我偶尔会想起她在最低潮的时候还是常对我说“这个社会还是男人生存更难”“女人太强势就要吃亏”，作为对我的提醒和告诫。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性的剥夺之深，其自我确认甚至不必剥削者亲力亲为。
步入三十岁后，我猛地发现身边对于妻子、母亲身份倍感失落的女性徒然增多。原本很期待婚姻的朋友会因为不信任伴侣而不想生育，也有已婚已育的朋友突然在吃饭喝酒间痛陈对丈夫失望。正如《瞬息全宇宙》里，杨紫琼饰演的女主Evelyn既要照顾着洗衣店经营、报税等家庭琐事，又要周旋在平庸的丈夫和叛逆的女儿之间，当所有人生问题揉成一团，一场“如果我不是谁的妻子，谁的母亲，我是谁”的追问便翻江倒海，让人逃无可逃。
如果很诚实地面对自己内心，我承认自打离开家，独自成长，甚至体验情爱，我从未有一刻认真向往成为母亲。传统母亲意味着，如果承诺为子女和家庭的照料付出终生义务劳动，就要牺牲“离开”的自由。而拒绝付出这种劳动又要承担“我不是好母亲、好妻子”的道德谴责，对我这样什么都想见识，什么都想尝试的人来说，实在是很难有说服力。
过去一年的另一个意识是我开始反省精英思想对女性主义的分裂和侵蚀。当陈朗的悼文引起争议，我的社交媒体里不乏有女性搬出”经济独立压到一切”的大旗，给年轻女孩上课。比如朋友圈里一个咨询出身，后来在科技大厂躺平的一位精英母亲就一本正经地说，女性要年轻时候要搞事业，让男人妥协，“湾区贫困线总还有的”，有底气的时候再选世俗或独立，却不提自己的收入已是美国职场的top 1%，有能力将许多自己不愿承担的女性职责转移和外包。生活中，我也见过许多学历家境非常优越的女性，一方面经历着结婚生育的焦虑，但另一方面又标榜自己“不世俗，跟普通女人不一样”。她们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制度弱势，又否定自己的阶级优势，将个体悲剧归因于与制度无关的独立选择，无形中异化了那些无法逃离婚姻和母职的传统选择，又没有资本将母职和妻子义务托管、转嫁的底层女性。
我很同意米米亚娜形容这类女性被包裹在一种“什么都要，什么都输不起”的精英困境中。她们自觉主动地将自己精神架空在女性面对的制度障碍之外，将女性主义变成“想平等时就平等”的拿来主义，痛的时候是受害者，顺的时候则是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将女性命运的好坏归因为咎由自取，等于要求普通女性们“每一步都走对”，才有资格寻求独立，正迎合了男权逻辑的下怀。上野千鹤子对此的判断也很准确：主体作为个体越是坚持“自我决定”，结构就越能被免责。不愿认弱，也不承认体制对自己命运的影响，本身正是对女性主义和女性同盟的分裂。
成为女性，让我在过去一年真正开始原谅自己，也真正开始理解女性，原谅女性。而警惕精英主义对女性意识的裹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经历还原成女性在制度下更广泛的感受和体验，是我希望在未来能做到的。
写作：看见彼此
作为一个曾经靠写字吃饭的人，我与写作的关系在来美国后反复变化，让我一度怀疑写作对我的意义为何。
最开始，离开媒体和失去记者的身份意味着我的写作需要从面向公域、关注时事，到面向私域，寻找非新闻议题的转换。我并不抗拒非公共题材的写作，但对以中文作为主要写作语言的我来说，母语里自带的来自权力的审查和窥视，让我一度难以畅所欲言，表达欲处处受限。
去年的白纸运动之后，这种痛苦聚集到了顶点，于是我开始尝试将主要写作语言转换成英文。在体裁上，我尝试用小说和虚构的形式来自我表达。我报名了学校的fiction workshop，第一次提交英文小说作品，和课堂上的美国本科生交换作品反馈。美国许多大学或民间的写作课程对workshop有具体的规则和议程设置，比如作者在作品被评论的期间不能发言和反驳，反馈者则需要从语言、结构、人物、情节设置等理论角度提供评价，不能发表过于主观和完全负面的言论。在那三个月期间，我不仅用虚构的人设讲述了自己移民过程的身份困境，还借用小说的体裁讲述了一次让我充满羞辱感的性骚扰经历。
同学们对于作品的反映高低不一。当看见女同学瞬间共情性骚扰经历中的耻辱和无力，男同学则认为作品“缺少戏剧性”，这观察本身就令人玩味。在内容上，我的主角均是亚裔移民，有关政治抑郁、男权窥视和身份困境的文本在故事中穿插，我收到许多鼓励，不少同学告诉我不必对政治话题刻意晦涩，把冲突点明反而更有力量，者让我的自我审查得到很多缓解，更有勇气和非华裔的阅读对象分享故事。这一切回应，对白纸运动后，对表达充斥恐惧的我注入了回魂丹一样的神奇力量。
总得来说，这次尝试打消了我作为非英文母语者对于英文写作，尤其是虚构写作的自然恐惧。与来自不用文化的同学“互批作业”也让我消除了许多对非华语读者的固有假设，放下了许多表达的负担。
我想起小时候，爱写故事是兴趣使然，但八股文和应试制度总在扭曲表达，我从未想过把写作变成工作。后来做了记者，才意识到写作能消解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让我少了一些流离感。我不再把情绪化看作硬伤，而是承认表达脆弱，诉说痛苦的自主性自身就带有强大的感召力。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用写作者的身份走近他人，对话他人，最后在构建叙事过程中看见自己，让我仿佛走进一个个隐秘的电流场，在与他人共颤中体会某种安宁。而每一次离开，安定，再离开，我不再害怕孤独的宿命论，而是尝试把自己编织进一个个新的故事里。它提醒我，人生每一次体验都是崭新的，参与其中的我也是。
眼下，没有了记者透视他人，解构他人的特权，我试着将自己放回显微镜下观察和解析，期待又惊恐。对母语信任的缺失成为去国流离记忆的一部分，也终将永远改变我和我的文字。当语言的主体感被剥夺，我越来越接受写作于我，可能只是一个瘦小、不会开花的梦。我能做的只是承诺永远为创造表达的生命力付出努力。
距离第一次写作课的结束已有一年。离开纽约后，我又远程参加过另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小说写作课，因为工作要朝九晚五，我只能尽力而为，但仍是一次非常愉悦的吸收和学习体验。如今，每当我在写作中丧失动力，或者因为写不出满意的章节而信心大减时，我时常重读提交第一篇小说时一位美国同学给我的反馈：
“It asks a lot of big questions that it doesn’t necessarily answer, but it makes the reader think and dive deeper, while thrusting them into such a vivid and colorful, and complicated world of this very relatable protagonist. I especially like how nothing completely resolves, but everything unravels. We understand why things happen, but we don’t necessarily get a happy ending.”
在旅程中体验每一刻的痛苦和不完美，并积攒勇气表达出来，直到看见彼此。这就是写作的生命，也是我自己的生命吧。
爱惜自己创造机会和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
虽然对小镇生活爱不起来，但去年五月份毕业后，我转行的体验仍是对自我的一次巨大鼓舞。
初来美国的时候，我对自己离开中国到底想要做什么并没有清晰的想法，只是知道气候和能源跟我的报道领域相关，是我可以起步的地方。在学校期间，我对新闻仍有热情，在校时还舟车劳顿地报道国际气候会议，发表文章。但到了毕业，我意识到跟钱打交道是我过去经历里的一个盲区，而学校给了我动力和工具去学习新的领域，填补盲区。于是毕业之后，我把自己的求职重点转向了专注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融资。
对于有过一段完整职业经历的人来说，在美国转行和找工作就像一个人徒步走进暴风雪里。从情感上，我仍然热爱新闻以及公共写作带给我的独特体验，但我也急需从那种提心吊胆、表达处处受限的日常中暂时逃离。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从业者，新闻对我来说也只是一种表达工具，而不是表达目的。新闻给我的快感是把公共议题通俗化，是理解社会和经济运作的逻辑，是给社会不同阶层、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人发声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用金融模型作为工具，用收益率、现金流等概念作为语言来沟通价值、实现不同利益方在社会和商业上的共同目的，也是一种职业乐趣。
实操上，我的挣扎来自于在硕士生院里，大多数同学年纪偏小，有共鸣的人少，美国学店那种以大数据主导、针对线性职业发展的建议亦不适用于我。作为一个没有金融背景的人，我必须找到一份愿意信任我的能力，欣赏我的独特经历和技能，且愿意为我提供签证支持和合理报酬的团队。这对于没有美国本科校友资源的我来说，并不是易事。
果不其然，在求职的初期，我听从学校求职顾问的建议，把在学校所有和金融沾边的课和一堆AI筛选词堆叠在简历上，并“听话”地把自己的记者经历缩减到只有两行。毕业后大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申请了100多份工作，回复少得可怜。
对于需要H1B签证才能长期留美的毕业生来说，寻找工作的过程就像开盲盒，求职者往往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背景和技能不过关还是因为身份问题而被拒之门外。没有反馈，就更难优化策略。
到了七月底，我意识到我需要彻底转换策略，尤其是我需要一个令我自己信服的、更诚恳的故事去说服自己和雇主接受这场职业转换，否则我很难获得动力继续往前。首先，我通过大量的谈话，理解想要申请的工作的日常任务、雇主和行业的需求，以及初入行者最需要克服的技术和经验障碍。我会问自己，我以前做过哪些东西跟新工作的日常有关？
答案是，金融分析和记者都需要对细节和信息的关注，如果信息出错，就产生商业损失；金融分析和记者都需要有很强的提炼信息和理解信息的能力，因为投资决策依靠的是判断，不是公式。此外，基础设施融资需要跟项目开发、工程技术、法务等多个部门协调，还要面对银行、承包商和其他投资者。理解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并且与他们协调，也是记者的长处。最后，每一个新闻作品都需要好的呈现，正如金融模型的输出需要有核心信息和可读性才有意义，这也是storyteller的长项。
当这些东西清晰之后，我所要做的就是让对方信服我的职业转换经过深思熟虑，且拿出可信的证据证明我有可以快速跨越行业和技术障碍的技能。
我重新编排了我的简历，将能源和金融相关的经历提炼到显眼位置；在求职信里用具体例子解释记者的技能如何应用到金融的职位中。我还把工作要求的软技能提炼出来，在简历里点明我过去做报道的经历如何打磨了我的沟通和适应能力。最后，我从硕士课程作业里，把一个风能电厂的融资模型重新打磨，直接跟简历一起发到雇主邮箱。
在这个过程里，一个收获是我意识到记者这项职业给了我比想象中更宝贵的技能和经验。记者的工作要求一个人快速熟悉陌生的话题，在公共信息匮乏的情况下，用各种可能渠道理解一件事的脉络。在我最没有头绪的时候，我一周会去3-4个职业社交活动，把从业者当成我的免费采访对象，记录他们对行业的观点，并追问我感兴趣的问题。这是最没有成本的学习方法，这些对话帮助我理清了许多面试中可能被问到的专业问题。这一过程里，我也意识到，即便最有经验的人也有知识盲区，尤其可再生能源这一快速成长的行业里，对于信息敏感能让我比别人做的更好。
此外，记者懂得如何将采访对象放到主体位置，用通俗的方式理解他们的视角和立场，而不是一味强调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有一段时间，我频繁在LinkedIn上约行业前辈聊天，期间不要求对方介绍任何联系人或工作机会，只是问他们的日常做什么，如果他们要招人会看重什么，行业的趋势是什么。试图以雇主的视角理解他们日常需要解决的问题，把能量聚焦在行业和工作的基本逻辑而非自己的移民身份和转行困境，帮助了我更理性客观地理解每一次接受和拒绝，不持续地在负面情绪里打转。
八月，面试机会接踵而至。最频繁的时候，我在一周内面试了五家公司。而事实证明，当我对自己的职业历史，技能长项和与新工作的匹配度全然理解和接受了之后，我和雇主的互动就是一场效率更高的双向选择，被我的说辞打动的雇主往往也是最能理解我的背景和价值的。这也是我最初渴望的结果。
9月和10月，我分别拿到了两个口头offer。一番考虑之后，我最终决定去一家创立不久的太阳能电厂开发商做金融分析的工作。虽然要从零开始，但万事开头难，与时间建立相互信任，许多困境自会迎刃而解。
即便在不得不为移民身份妥协、转行前景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我从没有怀疑自己可以找到突破的方案。这种信心来自于我十分珍惜自己为自己创造机会的经历：八年前，我在肯尼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拿着简历四处敲门获得的。后来，我误打误撞进入新闻行业，从出镜到文字写作，我没有在newsroom每天和编辑同事面对面的机会，一切都靠自己边摸索边学习。从中国到英国，到肯尼亚，再回国，我会不断回顾每一次开拓新领域的经历，把它们作为我前进的动力。这些经历给了我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基础自信，以及对于自我能动性和不可控因素的判断和应对。我不把这种韧性和自信看作一种默认能力，它是我有意识习得并保护的。建立这种能动性和掌控力，以及在对的时候运用它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财富。
经过这次求职，我也更理解人是一切的连结点，即便复杂的经历让我在寻找同路人的旅程中更孤独、更辛苦。五个月的求职里，我遇到很多愿意给我提供举手之劳帮助的人，也幸运地碰到几位跟我处在同样人生阶段，同是身处异乡，同在寻求事业转变的女性，虽然这种际遇如大海捞针一般。在求职的帮助之外，我们约饭喝酒，也聊自己的事业瓶颈和感情的困境。因为network而认识的朋友C想离开稳定的金融工作自己创业，我们从素不相识变成好友，每一次聊天她都提醒我：从零到一是最难的，你已经做到了，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
朋友S也是在快30岁时从中国的出国教育行业出走美国并转行投资的。在我抱怨面试不顺的时候，她会拍拍我说：不要灰心，也不要屈就自己，一切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共鸣给我了巨大的支持，让我找回了在路上的意义，也更加爱惜自己作为女性和异乡人的身份。
我想起找工作的那五个月，我常坐在纽约公寓的窗台上，看着夕阳照在Prospect Park，慢跑和骑车的人慢慢聚集到一起。那时我正开始习惯布鲁克林的街道，公园里的farmers market和家庭野餐，而我很快又要离开了。我想起在异国他乡又跌跌撞撞了几年， 那种笑着迎接人生真谛的时刻并没有到来，生活给我不断设置挑战，许多的泪水和失望被掩埋在了一些不完美的回忆里。
但在这一路上，跌撞是我的，从无到有也是我的，我在每一次失去和得到里感受自己活着的样子。更幸运的是，我知道有人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记挂着我，我还能为一些人的旅途增加一份精神陪伴，还有幸在他们的历史和印记里重新看见自己。我并没有辜负旅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