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四部：“第一次發生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上）

邪惡張牙舞爪，善良卻柔弱無力。群眾……不會反抗，只會忍辱負重，默默地承受這一切。

——娜傑日達·曼德爾施塔姆，1970年

伯里斯·葉利欽第一次與共產黨發生衝突，只有12歲。他的童年很悲慘。父親是位建築工人，經常用皮帶抽打他。這個家庭住在烏拉爾地區某處建築工地附近的一間小屋裡，6口人和一隻山羊擠在同一個房間。每個人都睡在地板上。葉利欽6歲時，有一次，他在半夜驚醒，看到父親被陌生人帶走了。一家人很幸運，這次逮捕沒有導致長期監禁或勞改營。

小時候，葉利欽是一個好學生，也是一個搗蛋鬼。“我一直有點流氓習氣，”他告訴我。五年級時，乘老師不在教室，他鼓動整個班級從一樓窗戶跳下去。他參加過幫派鬥毆，還被一個朋友用棍棒打斷了鼻子。11歲那年，戰爭打響，葉利欽和幾個朋友闖進當地教堂改建的軍火庫。他們爬過三層鐵絲網，偷走了幾枚手榴彈：“我們只是想看看它們是什麼做的。”當然，葉利欽決定親自上陣。他沒有拆除引信，就試圖用錘子砸開手榴彈。爆炸炸傷了他左手的拇指和食指，壞疽發作後，不得不截肢。“你說這算不算聰明？”

葉利欽與共產黨的麻煩始于他的小學畢業典禮。作為全校最優秀的學生之一，他有幸被邀請坐在舞臺上。輪到他發表簡短致詞時，葉利欽抓起麥克風，不失時機地發表了一場慷慨激昂的長篇演講。他抨擊某位班主任老師，這個老師是個令人憎恨的潑婦，常常辱駡學生，用一把厚厚的尺子打學生，還讓孩子們為她打掃房子。“她是個可怕的人，但我不得不說出我的心裡話，”葉利欽道。台下的家長和教職員工聽了一會，大驚失色。終於，校長從椅子上跳起來，一把奪走麥克風，把葉利欽趕回座位。這一天就這樣給毀了。更糟糕的是，葉利欽沒有拿到畢業文憑，而是得到了一張“狼票”，一張禁止他接受高中教育的證書。回到家，葉利欽的父親照例拿皮帶抽打他。但這一次，葉利欽抓住父親的胳膊，擋住了他。他說不會再忍受了，然後便去當地的共產黨總部上訪。一連幾周，葉利欽只得到當地官僚的斥責。最後，一位官員聽取了他對那位老師的投訴，他講述她是如何虐待學生的。於是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那位老師被開除，葉利欽恢復了優秀學生的身份。這是他在蘇聯體制的“恐怖屋”內，贏得的第一場戰鬥。

到1991年中，葉利欽希望將自己從一個屠殺聖牛的劊子手，一個以攻擊利加喬夫、共產黨、戈巴契夫和其他人而聞名的政治人物，轉變為“新俄羅斯”的政治家。作為俄羅斯第一位民選總統，他希望重建與戈巴契夫的關係，攜手開創一個新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各個共和國將獲得更多的主權，擁有更多的財富和自由。葉利欽知道真正的權力仍然掌握在其他地方：軍隊、克格勃、員警。他和戈巴契夫一樣，聽說過政變的傳聞，當兩人就賦予各共和國更大權力的新《聯盟條約》進行談判時，葉利欽警告戈巴契夫，他被反動派所包圍，這些人最終可能背叛他。葉利欽親眼目睹了一月份立陶宛發生的悲劇，以及後來帕夫洛夫和他的支持者在最高蘇維埃的奪權行動。他沒有理由指望這幫人會善罷甘休。

這肯定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事先在全國媒體上宣佈的政變。

最先在輿論上煽風點火的是軍事思想家，這群瘋狂的極端分子視軍隊為俄羅斯帝國的神聖機構，是偉大的世界強國的銅牆鐵壁。在國防部長德米特裡·亞佐夫的支援下，維克托·菲拉托夫少將主編的《軍事歷史月刊》刊登了《我的奮鬥》節選，對薩哈羅夫進行攻擊，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刊登卡雷姆·拉什的作品集，此人是蘇聯帝國理念忠實的擁護者。“軍隊，”拉什寫道，“應該把自己看作千年國家的支柱和神聖機構。”通過發表這樣的文章，菲拉托夫將發行量從1988年的2.7萬份增加到1990年的37.7萬份。菲拉托夫是個可愛的傢伙。他出版了反猶太主義最臭名昭著的偽造文獻《錫安長老會紀要》，並告訴《紐約時報》，他認為這份檔“就像《聖經》或《古蘭經》一樣，是一部普通的文學作品”。他是薩達姆·侯賽因狂熱的支持者，曾在海灣戰爭期間親自上陣，撰寫親伊拉克的宣傳材料。也許他最喜歡攻擊的目標是自由派媒體。有一次，菲拉托夫寫道：“可惜我們現在沒有貝利亞；如果他讀到今天的《星火》，他會槍斃一半的[員工]，再把剩下的一半像腐臭的垃圾一樣送進勞改營。”右派民族主義的另一份雜誌《我們這一代》也表示支持，聲稱軍隊“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深度參與內政。”

長期以來，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反動派，如亞佐夫、克留奇科夫和普戈等部長，一直躲藏在菲拉托夫、拉什和《我們這一代》編輯的背後。他們不敢冒公然叛國的風險。但是，他們最終捅破了這層漂亮的窗戶紙。1991年5月9日，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的報紙《今天》發表了一篇與軍方部分最強硬派人物的圓桌討論，包括指揮進攻維爾紐斯的陸軍總司令瓦連京·瓦連尼科夫將軍，對1989年第比利斯大屠殺負有最大責任的伊戈爾·羅季奧諾夫將軍；以及蘇聯軍工綜合體負責人奧列格·巴克拉諾夫。只有最天真的人才會在閱讀了這些人的發言後得出結論：他們並不想發動一場政變。巴克拉諾夫在談到軍隊統治國家的能力時謙虛得令人動容。當然可以統治，而且應該統治，“國防工業擁有比新上任的政治家們更豐富的組織經驗，後者甚至不能確保莫斯科街道上的垃圾收集。”

如果戈巴契夫需要更多證據，證明強硬派決非紙上談兵、虛張聲勢，那麼他在六月底得到了答案。

6月20日，美國和蘇聯的外交部長在柏林舉行會談，為一個月後在莫斯科舉行的布希-戈巴契夫峰會做準備。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和蘇聯外交部長亞歷山大·別斯梅爾特內赫已經就廣泛問題進行了一整天的會議。但下午晚些時候，當別斯梅爾特內赫返回大使館時，貝克打電話說他們必須再次見面。

“吉姆，怎麼了？發生了什麼事？”能說一口流利英語的別斯梅爾特內赫問道。

“緊急事件，”貝克說。“我希望能儘快與你見面。”

別斯梅爾特內赫說他有個會議。能不能等等？

貝克試圖找到合適的措辭，以傳達問題的嚴重性，但又不能在也許並不安全的電話線上透露任何細節。

“這件事有點微妙，”他說。“如果我去找你，會有很多汽車和警衛跟著，導致全城騷動。媒體也會盯上我們。如果可以的話，我會在我下榻的酒店房間等你，但請一切保持安靜！”

“真的那麼緊急嗎？”別斯梅爾特內赫說。“我有一個預定的會議。”

“如果我是你，也許會推掉所有事務，過來一趟。”

別斯梅爾特內赫乘坐一輛沒有標誌的車，穿過市區去找貝克。他帶來了他的政策顧問之一，一位美加研究所的專家，但貝克說他更願意與別斯梅爾特內赫單獨會談。

當他們單獨在一起時，貝克說：“我剛剛收到一份華盛頓方面的報告。據我所知，可能來自情報部門。看來似乎有人企圖推翻戈巴契夫。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問題，我們需要以某種方式傳達這個資訊。根據我們的情報，帕夫洛夫、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將參與推翻……這很緊急。必須引起戈巴契夫注意。”

最初的報告來自莫斯科市長加夫里爾·波波夫，他告訴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克格勃和軍方正在準備發動政變。

貝克詢問是否可以從蘇聯駐柏林大使館直接致電戈巴契夫。別斯梅爾特內赫說這些電話線路都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因此毫無用處。貝克建議他們安排戈巴契夫與美國駐莫斯科大使傑克·馬特洛克直接私下會面。別斯梅爾特內赫同意了。

6月22日，戈巴契夫、克留奇科夫、亞佐夫和其他蘇聯領導人在莫斯科參加了一年一度的儀式——向克里姆林宮大門外的無名烈士墓敬獻花圈。現在回想起來，這簡直是一幅莎士比亞式的悲劇畫面：君主被他的臣子、畢恭畢敬的顧問和背叛者包圍著。

儀式結束後，戈巴契夫與別斯梅爾特內赫進行了一次簡短的私人會晤。

與美國大使的會談進行得如何？部長問。

戈巴契夫表示，進展順利。他說，一旦掌握了確切資訊，他就與相關人士進行一次“嚴厲的談話”。就這樣。

在一份日期為1991年6月20日的檔中，也就是貝克與別斯梅爾特內赫秘密會面的同一天，克格勃援引戈巴契夫“核心圈子”的一位元消息人士的話，冷靜分析了如何將戈巴契夫趕下臺，或者至少將其推向更趨保守的立場。這份檔後來被俄羅斯檢察官發現，檔稱布希政府對葉利欽不屑一顧，認為他登上最高權力的寶座可能對美蘇關係造成“災難性”的影響。檔還稱，布希集團開始懷疑盧基揚諾夫是否在為自己的繼任者地位做準備。檔稱“最合乎邏輯和明智”的做法，是迫使戈巴契夫放棄激進改革路線，就像他被“說服”放棄500天計畫一樣。檔沒有透露分析的來源。

這是一個充滿欺騙的季節。陰謀家們正一點一滴地架空總統的權威。6月，企圖在人民代表大會中奪取戈巴契夫權力的行動失敗了，但他們仍然想盡一切辦法排擠和羞辱總統。

儘管承諾在先，軍方還是在未經共和國或政府當局同意的情況下，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和新地島進行了核子試驗。國防部和總參謀部在武器計數規則上玩弄花招，差一點就毀掉了他們嗤之以鼻的《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6月，戈巴契夫在奧斯陸領取諾貝爾獎時，總檢察長辦公室發佈了一份報告，宣佈參與維爾紐斯暴力事件的部隊無罪；同一天，駐立陶宛部隊設立了15個檢查站，並逮捕了2人。所有這些都使得戈巴契夫不得不在一場原本應該是勝利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一些令人尷尬的問題。正當戈巴契夫想方設法讓自己受邀參加在倫敦舉行的工業化國家首腦會議時，蘇聯駐東德部隊總司令致函德國外交部，威脅說，如果波恩不加快在蘇聯建造歸國士兵的公寓，他們將放緩撤軍速度。

每發生一起新事件，高層官員都會否認其中有任何政治意義，但每次他們都更扣緊一下板機。

人們很容易視而不見。儘管種種跡象表明危機迫在眉睫，但1991年初莫斯科大部分的輿論仍然相當樂觀。戈巴契夫似乎又一次改變了方向，這次他與葉利欽及其他共和國領導人達成了和解。關於《聯盟條約》的談判似乎進行得很順利，不曾發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但是，就在葉利欽頒佈禁止在政府機構中設立黨的基層組織的法令三天后，也就是喬治·布希飛抵莫斯科與戈巴契夫舉行峰會的一周前，保守派的主要報紙《蘇維埃俄羅斯》發表了一份名為《告人民書》的呼籲，頓時風雲突變。這份呼籲書於7月23日發表，主要由右派將領、政治家和作家簽署，宣稱俄羅斯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悲劇”中：

“我們的祖國，這個國家，這個偉大的國家，歷史、自然和我們的前輩希望我們拯救的國家，正在走向死亡、分崩離析、陷入黑暗和廢墟之中……我們變成了什麼樣子，兄弟們？”這種啟示錄風格的語言，國家之船緩緩“沉入虛無”的意象，暗示邪惡勢力正在出賣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的家園已經被燒成灰燼……人民的屍骨被碾壓碎裂，俄羅斯的脊椎被折斷兩截。”它甚至譴責共產黨把權力交給“輕浮而笨拙的人大代表，他們讓我們反目成仇，讓成千上萬條流產的法律起死回生，那些法律只會奴役人民，將這個受盡折磨的國家分裂成碎片……我們怎麼能讓那些不愛自己的祖國，向外國贊助人卑躬屈膝、乞討指導和援助的人來掌權呢？”

主要簽名者包括蘇聯駐阿富汗最後一任指揮官、現任內務部副部長普戈的副手伯里斯·格羅莫夫將軍；我們的老朋友瓦連尼科夫將軍；保守派農業遊說團體的負責人瓦西裡·斯塔羅杜布采夫；以及軍工企業協會的負責人亞歷山大·季賈科夫。幾個月來，季賈科夫一直在自己的公事包裡隨身攜帶檔，上面概述軍事政變可能採取的形式。但呼籲書的主要作者是編輯兼小說家亞歷山大·普羅哈諾夫，他憑藉《喀布爾市中心的一棵樹》中歌頌蘇聯帝國而獲得“蘇聯的吉卜林”之稱號。他像過耶誕節一樣盼望政變的到來。“準備好，”他曾經對我說。“準備好迎接下一波浪潮吧，我的朋友。”普羅哈諾夫可能得到另外兩位作家和簽署人尤裡·邦達列夫與瓦倫丁·拉斯普京的幫助，他成功地捕捉到了每個保守分子心中的末日悲情。正如評論家娜塔莉婭·伊萬諾娃在《紅旗》月刊上發表的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中所指出的，7月23日的呼籲書以其庸俗的民族主義和多愁善感，幾乎與8月政變第一天早上發佈的末日宣言的語言完美吻合。陰謀者設想的新先鋒隊不是共產黨員，而是士兵、牧師、工人、農民，當然還有作家。“我不禁想起，”她寫道，“八月政變前夕，軍方出版社發行了數百萬本名為《黑色百人團和紅色百人團》的小冊子，其中詳細闡述了民族黨在1906年的綱領。”1906年的民族主義者與1991年的政變者一樣，想要解散議會，宣佈軍事緊急狀態，禁止所有左派報紙和雜誌。《告人民書》是對政變的公然號召。

“我們毫不隱瞞自己想要什麼。”普羅漢諾夫告訴我。”為什麼要隱瞞呢？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不是嗎？”

即便戈巴契夫沒有嗅到暴風雨即將來臨的氣息，葉利欽卻有。7月29日，葉利欽前往戈巴契夫的別墅，完成新《聯盟條約》的談判。戈巴契夫已經同意修改相關措辭，賦予各個共和國更大的自主權，並使波羅的海國家能夠迅速獨立。葉利欽想要更多。他希望掌握財政大權，在這次會議上，他的目標是說服戈巴契夫，讓共和國而不是莫斯科，有權徵收賦稅，並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分配資金。

會議持續了幾個小時。葉利欽、戈巴契夫和哈薩克總統納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就稅收問題反復交涉，以至於他們不得不停下來吃晚飯，然後再繼續討論。

有一次，兩位共和國領導人無法控制自己。葉利欽告訴戈巴契夫，聯盟領導層中的右派分子正在竭盡全力破壞向真正的民主和市場經濟過渡。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顯然反對《聯盟條約》，他說。納紮爾巴耶夫同意葉利欽的觀點，並在“反對者”名單上再添加兩個名字：總理瓦連京·帕夫洛夫和戈巴契夫40年的好友、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

這些人意識到條約將剝奪他們的權力，葉利欽說。在一個主要由共和國領導人領導的聯盟中，亞佐夫和克留奇科夫必然被解雇，六、七十個聯盟部委必然被撤銷。

戈巴契夫說，嗯，是的，當然。他畢竟不是瞎子。“一切都必須重組，包括軍隊和克格勃，”他說。但是讓我們等到條約簽署之後再說吧。而且，你知道的，他補充道，盧基揚諾夫、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並沒有你想像的那麼壞。”

話音剛落，葉利欽從椅子上站起身，快步走到陽臺上。

納紮爾巴耶夫和戈巴契夫目瞪口呆。葉利欽在找什麼？

“看看是否有人在竊聽，”他說。

納紮爾巴耶夫和戈巴契夫笑了。葉利欽真是個顯眼包。想像一下，竊聽總統和党的總書記。多麼荒謬啊！

畢竟，一個像安納托利·盧基揚諾夫這樣的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怎麼會背叛他從大學時代就認識的朋友呢？這個人就像戈巴契夫一樣，是名律師，就像安德羅波夫一樣，是位業餘詩人，他們的友誼是不朽的詩篇。

為朋友守護你的良心。

朋友既不謀取利益，也不阿諛奉承。

朋友與良心同在

在暴風雨、嚴寒和雷鳴中，

為朋友守護你的良心！

“我愛他，”談到戈巴契夫時，盧基揚諾夫如是說。“我愛他，我不能改變他，雖然坦率地說，我知道他的弱點，他的不足……在所有參與改革的人中，只有我留在戈巴契夫身邊，其他人都離開了，不管左派還是右派……”

但那是後來，當盧基揚諾夫因叛國罪被關進監獄時。

七月的最後幾天，當布希抵達莫斯科參加首腦峰會時，《莫斯科新聞》邀請我寫一篇短文，介紹美國對蘇聯當前局勢的看法。我利用這個機會說，只要戈巴契夫被反西方的保守派所包圍，華盛頓在提供援助和投資方面的謹慎態度就不會改變。“對西方來說，為什麼戈巴契夫的圈子裡還聚集著這麼多與改革背道而馳的助手和專業人士，這是個謎。”我寫道。“對於每一個像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這樣改變了自己世界觀的人，似乎至少有十幾個帕夫洛夫。”

我只是在重複我聽過一千遍的話，但克里姆林宮裡有誰在聽呢？我和邁克爾·多布斯以及幾位來訪的編輯一起去拜訪了戈巴契夫最親密的顧問：像安德列·格拉切夫、葉夫根尼·普裡馬科夫和格奧爾基·沙赫納紮羅夫這樣的黨內自由派人士。我們詢問《告人民書》和其他危險的跡象，他們都一一作了解釋。“氣氛就這樣，”格拉切夫說，但他似乎並不特別擔心，其他人也是如此。相比之下，葉利欽的高級顧問根納季·布林比利斯告訴我們，莫斯科就像一個“政治雷區”。

“我們輕車熟路，”他帶著燦爛的笑容說道。

而且，似乎是為了強調他的和我的觀點，普戈的一些手下在布希訪問期間殺害了8名立陶宛邊境員警。普戈否認知道此事。他稀裡糊塗。

戈巴契夫受到了羞辱。“很難說發生了什麼，”他對媒體說，美國總統就坐在他旁邊。

與此同時，克留奇科夫監聽了戈巴契夫的電話，以及所有能接觸到總統的人——甚至包括賴莎·戈爾巴喬娃的理髮師——的電話。竊聽記錄顯示，戈巴契夫的代號為“110”，賴莎的代號為“111”，還有幾十個其他代號。克留奇科夫再也無法容忍總統了。“戈巴契夫已經喪失處理事務的能力，”克格勃首腦一再對同謀們說。

也許是天氣迷惑了所有人，燦爛的陽光和涼爽的清風讓人誤以為很快一切都會好起來。也可能是因為消息傳來，史達林最後碩果僅存的副手拉紮爾·卡岡諾維奇去世了。

近4年來，我一直試圖採訪卡岡諾維奇，但都無功而返。“我誰也不見，”他在電話裡說，聲音像破舊的皮革。他上過一次當。一位蘇聯的退休人員，假裝友好地前來聊天，這位孤獨的耄耋老人讓他進屋，回答了他的問題。他從未想過自己的言論會被發表在《文化報》上。在那次談話中，卡岡諾維奇對自己的一生沒有任何道歉之詞，並以一種嫌惡、刻簿的口吻描述史達林主義國家的改革。他認為，人們仍然將蘇聯國家的腐敗歸咎於史達林，真教人難以置信。

“史達林35年前就死了！”他說。而且，他們怎麼能攻擊一個“把國家從法西斯主義手中拯救出來”的人呢？

卡岡諾維奇抱怨自己的健康問題，心臟病發作和徹夜失眠。但有一件事，他說，讓他堅持了下來：“社會主義必將勝利。我對此深信不疑。”他說，我們讓匈牙利、波蘭和其他國家“回到資產階級的路線”是無法容忍的。在蘇聯，這樣的逆轉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我們黨的力量，”卡岡諾維奇說。“社會主義必將勝利，這是肯定的。”

即使在死後，拉紮爾·卡岡諾維奇仍設法侮辱自己國家的尊嚴。上世紀30年代，秘密員警曾把屍體送到頓斯科伊修道院火化。在大清洗高峰期，每天有多達1,000名受害者在這裡被火化。如念，曾經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卡加諾維奇，也將在頓斯科伊火化。

當我忙於峰會事務時，我的朋友瑪莎·李普曼偷偷溜進卡岡諾維奇的公寓，與老人的護士進行了一次長談。這個可憐的女人聞起來好像至少喝了一瓶伏特加。公寓就像一個幽靈的圖書館，書架上堆滿了塵封已久的共產黨會議記錄。

在頓斯科伊，卡岡諾維奇的悼念者似乎對這個人的受害者不太感興趣。當一輛破舊的巴士駛入場地時，他們一哄而上、簇擁在周圍，車尾擺放著用絲帶包裹的長棺材。卡岡諾維奇的女兒瑪雅，也是一位老太太，帶領親屬們走進小教堂。在致悼詞之前，有人打開棺材蓋，露出史達林忠誠的得力助手的面孔：黑色西裝，鬆弛的脖子，長鼻子，細密的灰色鬍鬚，一具巨大而乾癟的屍體。悼念者們聆聽著簡短的悼詞，讚揚這位偉大人物建設莫斯科地鐵的功績。沒有人提到他在集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悼詞結束後，棺材不知何故沉入地板以下，自動門隨之關閉。我被告知，火爐就在樓下。須臾，卡岡諾維奇就化為一抔灰燼。

後來，卡岡諾維奇的侄子列昂尼德告訴我：“歷史仍存在爭議。但什麼是邪惡呢？你必須理解他所生活的時代。”除了家人，還有大約100名史達林主義者來送別他們最後的大英雄。人們在哭泣。“他是一個從不改變心意的人，”城中我最熟悉的史達林主義者之一基拉·科爾尼延科娃表示。“他是一個偉大的馬列主義者。”另一位悼念者流著淚對我說，這是一個卓越的人，但“如果今天躺在這裡的是戈巴契夫，我可以告訴你，我不會獻上一朵鮮花。”

離開修道院時，瑪莎和我遇到阿列斯·阿達莫維奇。幾年前，阿達莫維奇曾因誹謗而被史達林主義律師伊萬·謝霍夫佐夫告上法庭。正是阿達莫維奇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警告戈巴契夫，那些將軍們總有一天會大開殺戒，並把鮮血抹在他的西裝上，栽贓嫁禍。他忍不住要來參加拉紮爾·卡岡諾維奇的葬禮。“史達林、希特勒和尼祿：我認為卡岡諾維奇也在這份名單上，”他對我說。“這代表了史達林主義的垮臺。那麼下一個死的會是誰呢？共產黨自己嗎？”我從沒在葬禮上見過一個心情這麼好的人。

那年夏天，是什麼讓這個政權的人看起來如此脆弱，或許是因為他們早已喪失了神秘感。

神秘感——神學上的概念，即神的行為和目的是不可知的——一直是無神論國家偽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史達林一定是在他失敗的神學院生涯中領悟到這一點。他自己神秘感的關鍵之一就是遠離人們的視線；因此，一個滿臉麻子的平庸之輩才變成了神。幾十年來，政治局星期四上午的會議比樞機主教團的更神秘；克里姆林宮權力的交接比梵蒂岡的更費解。《時間》的黨八股，偉大領袖的巨幅海報，所有這些更增添了神秘色彩。而如今這一切都煙消雲散。現在，我們從新聞中瞭解到列寧墓的詳細情況；原來，在神聖的陵墓下面還有其他樓層，其中一層是衛隊的健身房和衛生間，還有供來訪名人使用的浴室和食堂；再下面是一間“控制室”，負責仔細監測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的溫度和惡化情況。葉利欽的回憶錄《逆流而上》能夠成為地下暢銷書，正是因為它揭開了神秘的面紗。他曝光權貴們在私下裡談論的話題，他們的貪婪，他們的軟弱。他描述了戈巴契夫的窮奢極欲、揮霍無度，他的大理石浴室和游泳池。

一天早上，《共青團真理報》報導了一位元婦女的故事，她曾在克格勃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開設的秘密裁縫店裡工作多年。克拉娃·盧別什金娜為每個人縫製西裝，從列寧的遺體（“每隔18個月，衣服就會失去原有的光澤”）到戈巴契夫。“政治局成員的裁縫模型被存放在特殊的衣櫃裡，除了我們這些裁剪工和裁縫，沒有人敢碰。”她告訴記者。“我們總是關起門來工作，周圍全是武裝警衛……每年，克格勃的專家會出國兩三次，通常是蘇格蘭或奧地利，採購西裝面料。”

秘密員警在1938年開設了這家商店，當時正值大清洗的高峰期。克拉娃只在《時間》上看到過她的顧客，並神秘地稱他們為“單位”。她很投入。她會在電視上特別觀察領導人，“看看他們的西裝是否合身，是否出現褶皺。”她還記得自己如何連續工作三天三夜，為新任國防部長烏斯季諾夫元帥趕制用厚實的金線繡成的月桂樹葉和星星。她還記得安德列·格羅米柯的吝嗇（“他總是送來修補，從不買新衣服”），以及米哈伊爾·蘇斯洛夫在西裝不太合身的暴脾氣。

有一天，三個穿著白罩衫的人襲擊了克拉娃，把她的胳膊反扭背後，將其拖進一家精神病診所。克格勃誤把她當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克拉娃的神秘身份就此曝光。她要求釋放，稱自己正在為尤裡·安德羅波夫製作一套西裝，這套西裝被留在了工作室裡，“無人看管”。特工們允許她使用電話，她才得以告訴同事她在哪裡。不久後，克格勃釋放了她。由於造成了“精神損害”，國家授予克拉娃一塊日本手錶。就在1987年退休前夕，她有幸為戈巴契夫製作了一套西裝。這位新任蘇聯領導人獎勵她一盒巧克力。

晚年的克拉娃每月只能領取100盧布的貧困養老金。她寫信給克里姆林宮要求增加，但石沉大海。然而，布爾什維克們並非簿情寡義之人。1991年國際婦女節，克留奇科夫給所有女裁縫寄去賀卡，祝她們節日快樂。至於克拉娃，她樂於向2,500萬《共青團真理報》的讀者，透露她在克里姆林宮血汗工廠的秘密。“我們在那裡默默工作了那麼久，”她說，“一直都想揭開這個謎。”

那年夏天，仍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的大多數黨員幹部都已年老體衰、風燭殘年。他們得過且過，只希望能再多蹭一年。聰明人都去做商人了。

阿爾卡季·沃爾斯基一直是党的忠實僕人。他曾是安德羅波夫的助手，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者，戈巴契夫的顧問。他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於是，沃爾斯基和他的一些半自由主義的、超級聰明的朋友開始打量四周，探索這個新世界。他們發現，共青團這個曾經哺育年輕理論工作者的搖籃，如今儼然成為新文化的哈佛商學院，培養出從電子遊戲特許經營到電腦銷售再到出版業等各個領域的企業家。憑藉雄厚的政府人脈關係、特殊的稅收優惠政策以及數以億計的黨內資金，共青團領導人建立了大型商業銀行，開始主導蘇聯金融界。黨內一些年長的自由主義者也下海經商，財運亨通。享譽國際的眼科醫生斯維亞托斯拉夫·費奧多羅夫，1990年之前一直擔任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建立了一家現代化的獨立診所，賺得盆滿缽滿。當帕夫洛夫總理訪問費奧多羅夫的診所，要求獲得診所80%的硬通貨收入時，費奧多羅夫對他說：“滾蛋。”

“現在，爭奪權力的政治鬥爭就是爭奪財產的鬥爭，”費奧多羅夫對《共青團真理報》說。“如果人們擁有財產，他們就會擁有權力。否則，他們將永遠是雇傭工。”

沃爾斯基和一位經驗豐富的工廠經理亞歷山大·弗拉迪斯拉夫列夫創建了科學工業協會。他們的想法是在潛在的外國投資者和蘇聯現有企業之間充當中間人。為了確保每個人都瞭解他在黨內和蘇聯工業界的關係，沃爾斯基以每年75萬盧布的價格，在中央委員會旁邊的一棟大樓裡租下了辦公室。“我們來這裡的原因，和紐約一家銀行想在第五大道上開分行是一樣的，”弗拉迪斯拉夫列夫告訴我。真是太聰明了。這個協會是打通高層權力的地方。“我們將我們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與你們的創意和先進技術聯繫起來，”弗拉迪斯拉夫列夫說。“你們來找我們，是因為我們知道私有化中最佳的交易在哪裡。”包括軍工廠協會在內的39個蘇聯工業協會，每年支付1萬盧布成為會員。另有2,000家個體企業按利潤的一定比例繳納會費。

這是一筆肥得流油的交易，春天，我為《華盛頓郵報》寫了一篇文章，介紹這個由共產黨人轉變為資本家的新興階層。當我的幾個編輯來參加布希峰會時，我必須為他們找地方，找人。他們提到可能想見阿爾卡季·沃爾斯基。為什麼不呢？

我們一行三個人來到沃爾斯基的辦公室，本以為會進行一次關於經濟的採訪。

“很高興見到你，”沃爾斯基向一個編輯打招呼。

“很高興見到你，”他對下一個人說。

然後對我說，“不太高興見到你。”

他沖我吹鼻子瞪眼睛，像一頭憤怒的公牛。我心想，這下糟了。我不知道為什麼。

沃爾斯基抱怨了幾分鐘，說我的文章不公平，嘲笑創造市場經濟的“常規”過程。但隨後他的抱怨變得越來越難聽。沃爾斯基指出，我在文章中提道，著名的克格勃官員羅迪米爾·柏格丹諾夫是他的主要“顧問”之一。在停滯時代和公開化早期，柏格丹諾夫是少數幾個外國記者可以採訪的人之一。更重要的是，沃爾斯基指出，我曾報導，施格蘭公司董事長艾德加·布朗夫曼和房地產及出版大亨莫堤摩·祖克曼會見了柏格達諾夫及聯盟的其他人，希望達成可能的商業交易。

“你這卑鄙的反猶太主義者！”沃爾斯基咆哮道。我為什麼要玷污柏格達諾夫這樣一個好人的聲譽，為什麼我要提到布朗夫曼和祖克曼這兩個明顯是猶太人的名字。“你難道不知道人們會拿這個做什麼嗎？”

我不太確定盛怒之下的沃爾斯基是否知道我是猶太人。坦白說，馬拉威部落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個人是猶太人。”但沃爾斯基完全不接地氣。

“這太荒謬了，”我最後說道。“你難道不明白我和祖克曼或布朗夫曼沒什麼不同嗎？只是比較窮而已。你憑什麼指責我是反猶太主義？”

我一直蒙在鼓裡。直到沃爾斯基最後說：“難道你不知道山上的那些人能用這個做什麼嗎？”這才恍然大悟。

“山上”是指我們的上方——盧比揚卡，克格勃總部。

儘管沃爾斯基在生意上精明強幹，儘管他詭計多端，而且與軍工企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他在官僚機構的高層中是溫和派之一。八月，他與雅科夫列夫、謝瓦爾德納澤、波波夫和索布恰克一道，共同創立了民主改革運動組織。與其他人一樣，沃爾斯基也察覺到保守派分子很可能會發動一場政變。沃爾斯基變得神經兮兮，他把一部分壓力發洩到了我身上。

那些仍然能夠接觸戈巴契夫的自由派人士對與葉利欽的新聯盟滿懷希望，但那個夏天，他們看到了不祥的陰影。儘管戈巴契夫公開保證，但他們一直知道，公開的反革命隨時有可能發生。事實是，謝瓦爾德納澤告訴我：“自1985年四月全會召開和改革開始以來，我們一直困難重重。如果有人認為帕夫洛夫、克留奇科夫和亞佐夫的前任更加進步，那就大錯特錯了。那時候保守派也非常強大。重要的是，至少要對政治領導層中‘將軍路線’和‘改革派’之間的鬥爭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謝瓦爾德納澤表示，1990年12月他辭去外交部長一職後，仍然接到領導層中保守派的電話，請教政治實務問題：如何與阿富汗人打交道，各個西方政府中的人物是誰。但他說，到1991年6月左右，他注意到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徵求意見了。他感覺到周圍出現了一種真空，他的電話也被竊聽。“一個影子政權正在形成，”謝瓦爾德納澤說。

雅科夫列夫也表示，他無助地看著盧基揚諾夫、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用花言巧語包圍戈巴契夫。“這都是些馬屁精，”雅科夫列夫告訴我。“他們會用一雙真誠的藍眼睛注視你，說：‘我們是人民的一員，我們是你唯一的救星，是唯一愛戴你、敬重你的人。而那些民主派，他們批評你、侮辱你。’潛移默化地，人難免不受影響。盧基揚諾夫假裝是一個民主派，然而在政治局會議上，他比任何鷹派都更強硬。盧基揚諾夫會說：‘徹底鎮壓他們！絕不手軟！’他會說：‘你知道，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他們瞄準了你，他們想抓住你，推翻你。’”

七月，就在永遠離開戈巴契夫的團隊之前，雅科夫列夫對戈巴契夫說：“你身邊的人都是騙子。快醒醒吧。”

“誇大其詞，”戈巴契夫說。

謝瓦爾德納澤和雅科夫列夫，這兩個曾經在改革巔峰時期最親近戈巴契夫的人，現在無助地看著風暴一天天逼近。“戈巴契夫是一個有個性的人。一個沒有個性的人不可能自己開始改革，”謝瓦爾德納澤在回憶錄中寫道。“戈巴契夫將作為一位偉大的改革者、偉大的革命家載入史冊。開始並不容易。但他太喜歡玩弄手段了……當然，一位大政治家必須知道如何玩弄手段，但應該有個限度。有時候，得承認戰術考量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始終相信民主和民主力量，這是我的戰略。在這一點上，教訓深刻啊，我親愛的朋友。”

那個夏天，空氣中都彌漫著背叛的味道。戈巴契夫的新聞秘書維塔利·伊格納堅科察覺到保守派傲慢無禮和狂妄自信的蛛絲馬跡，這讓他憂心忡忡。他看到，8月2日，沒等戈巴契夫下令，就有人切斷了雅科夫列夫的克里姆林宮電話線和政府通信系統。與此同時，官僚主義者的寵兒葉戈爾·利加喬夫已經退休一年了，但克里姆林宮仍然有電話線……直通他的公寓。

伊格納堅科還表示，政變前幾天，他正在索契度假，注意到政治局委員奧列格·舍寧搬進了特別大院的第4號別墅，這是一個獨立的個人住所。“他度假的方式與自己的級別不符，”伊格納堅科說，“他住在一個巨大的別墅裡，這個別墅已經有6年或更長時間沒有人住過了……只有總統或者總理才有權利擁有自己的別墅。”

對於知情者來說，線索無時無刻不在。亞歷山大·普羅罕諾夫告訴《獨立報》，“愛國力量”“揪住喉嚨”奪取權力的時機已經成熟。普羅罕諾夫表示，為了防止國家解體，“馬列主義者、馬克思史達林主義者、俄羅斯共產黨人、社會民主自由主義者、極端親法西斯組織、作家、藝術家、軍事工業家、君主主義者和異教徒”正在迅速團結起來，組成一個強大的聯盟。“我們的國家應該有一位真正的領袖，”他說。“在這樣的時刻，人們不能再聽天由命、坐以待斃。”

6月，克留奇科夫應菲德爾·卡斯楚的個人邀請飛往哈瓦那。據《消息報》幾個月後的報導，克留奇科夫與卡斯楚達成了幾項秘密協定，雙方保證古巴將繼續保持共產主義，並處於蘇聯的勢力範圍內——儘管在戈巴契夫時代，兩國之間存在衝突。幾周後，克留奇科夫的盟友，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寫信給卡斯楚，表示他不必擔心莫斯科的局勢：“很快就會好轉的。”

8月6日，戈巴契夫攜家人飛往克裡米亞度假後，克留奇科夫召集了他的兩名高級助手，指示他們寫一份詳細的備忘錄，分析在蘇聯立即實施緊急狀態的局面。兩名克格勃官員與國防部的帕維爾·格拉切夫將軍一起參加了會議。在克格勃位於馬什金諾村的豪華娛樂和工作場所待了兩天后，工作組告訴克留奇科夫，實施緊急狀態在政治上將是一件極其複雜的事，甚至可能導致國家進一步混亂。

“但是，在簽署《聯盟條約》之後，再實施緊急狀態就來不及了，”克留奇科夫對他們說。

8月14日，克留奇科夫再次召集工作組，讓他們起草緊急狀態檔。時間相當緊迫。到16日，第一份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聲明草案已經擺在克留奇科夫的辦公桌上。當天下午2點，克留奇科夫召見了他的副手格涅尼·阿蓋耶夫，讓他帶領一個小組前往克裡米亞的福羅斯，計畫切斷戈巴契夫與外界的通訊系統。

8月中旬，我和埃絲特正準備離開待了3年半的莫斯科。我們將會想念我們的朋友，想念我們在莫斯科的生活，但是我們要去度假，還有一個1歲大的兒子亞曆克斯，他還沒有見過自己的祖父母和無數的表兄弟姐妹。是時候了。在8月的頭幾個星期裡，我們忙著向朋友們告別，白天我努力完成一些我想在回國之前做的文章和採訪。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同意在我離開前幾天見我，我和邁克爾·多布斯和瑪莎·李普曼一起去他位於莫斯科市政廳的新辦公室。我們談了很多事情，尤其是過去6年的一些重要事件，有一次，我們問他是否會發生軍事政變。他說反對勢力仍然很危險，但說到軍事政變，嗯，蘇聯沒有這種傳統，而且軍隊“無法掌控任何事物，包括軍隊本身。”

然而奇怪的是，2天后，也就是16日，雅科夫列夫在辭去共產黨職務時，通過國際文傳電訊社發表聲明，稱“事實上，党的領導層違背自己的諾言，正在清除黨內民主派，並準備報復社會，發動顛覆黨和國家的政變。”考慮到後來發生的事情，似乎雅科夫列夫在15日或16日發現了什麼確鑿的東西。但幾個月後，在第二次採訪中，雅科夫列夫告訴我，他對政變的實際策劃一無所知。“那只是一種邏輯推論和預感，”他說。“我感到他們會為了權力而孤注一擲。因為沒有權力，他們就沒有未來。”

後來，謝瓦爾德納澤告訴我，8月17日，雅科夫列夫和其他21位民主改革運動的領導人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一致同意右派勢力即將發動政變。“這個警告應該已經足夠了，”謝瓦爾德納澤說。“我譴責總統，因為他本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從而避免政變發生。”

美國政府也很擔心。貝克與別斯梅爾特內赫在柏林會面後，情報部門的報告變得更加焦慮。事實上，根據後來公佈的檔案，克留奇科夫早在1990年11月就開始召開會議，制定政變計畫。

17號，我與埃絲特跟一群朋友一起去鄉村野餐，大家都帶著自己的寶寶。孩子們在河邊嬉戲打鬧，把午飯弄得滿身都是。我們看著俄羅斯人享受日光浴，驚歎於他們冬天蒼白的肌膚如同試紙一樣迅速變紅。

過了一會兒，瑪莎、謝廖沙和我沿著河邊散步，穿過樹林，經過破舊的別墅和穿著髒兮兮的T恤修理永遠無法再次啟動的汽車的老人，經過在塵土中追逐小狗的孩子們。

幾周前，我們3人參加了《莫斯科論壇報》的一次會議，聽到著名記者和活動家安德列·努金說，政變“不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努金多年來一直這麼說，那天我們離開會議時，覺得他有點神神叨叨，就像那些過於長時間研究甘迺迪遇刺案的人一樣。

現在，我們邊走邊聊，我問謝廖沙和瑪莎有什麼想法。他們說，最重要的是，他們已經決定，無論發生什麼，他們都不會離開。

“我們採取‘最後棄船’的策略，”瑪莎說。“也就是說，如果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例如坦克開上大街，人們忍饑挨餓，倘若發生最壞的情況，那麼我們會離開，以保護孩子。但在那之前不會。”

“再說，政變永遠不會成功，”謝廖沙說。“如果他們愚蠢到試圖這樣做，我會感到震驚，如果政變能持續下去，我會更加震驚。”

同一天下午，在莫斯科郊外一個名為ABC的克格勃基地，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召集了一群密謀者開會。這是克格勃的另一個療養院，裡面有游泳池、桑拿浴室、電影院和按摩師。克留奇科夫可以肯定，會議在這裡是絕對保密的。整個基地被衛兵和高牆環繞。戈巴契夫和他兩位自由派助手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格奧爾吉·沙赫納紮羅夫都在克裡米亞度假。誰還會聽謝瓦爾德納澤或雅科夫列夫的話呢？

克留奇科夫在戶外的野餐桌旁召開了此次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國防部長亞佐夫、總理帕夫洛夫、中央書記處書記舍甯、軍工業主管巴克拉諾夫和總統辦公廳主任博爾金。桌子上擺著各式各樣的點心，每個人都喝俄羅斯伏特加或進口威士卡。

“情況是災難性的，”帕夫洛夫說。“國家面臨饑荒。一片混亂。沒有人願意執行命令。收成一團糟。機器因為缺乏配件和燃料而閒置。唯一的希望是進入緊急狀態。”

克留奇科夫和其他人都表示同意。“我定期向戈巴契夫彙報困難的局勢，”克留奇科夫說。“但他的反應不夠充分。他打斷我的話，轉移話題。他不相信我的資訊。”

這已經不是強硬派第一次召開這樣的會議了，這些抱怨大家都耳熟能詳。但現在情況已經改變，變得更加緊急。戈巴契夫計畫於8月20日返回莫斯科，與葉利欽和其他共和國領導人簽署新的《聯盟條約》。在克留奇科夫的領導下，陰謀者們決定不能再等了。他們將通知其他盟友：副總統根納季·亞納耶夫、內政部長伯里斯·普戈和最高蘇維埃主席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幾個月後，盧基揚諾夫懊悔地告訴《華盛頓郵報》，戈巴契夫已經轉向“反社會主義立場”，為了“拯救現有秩序”，必須實行緊急狀態。但他承認，成功的機會已經“無可挽回地錯過了”。葉利欽和其他共和國領導人現在太強大、太受歡迎了。

然而，陰謀者們繼續推進。他們決定派譴一個代表團前往克裡米亞與戈巴契夫談判。他們將向戈巴契夫發出最後通牒：要麼支持緊急狀態，要麼下臺。有人建議，代表團的成員應該包括戈巴契夫十多年的追隨者、他的幕僚長博爾金。

亞佐夫轉向博爾金，模仿莎士比亞的臺詞說：“勃魯托斯，你也在內嗎？”

亞佐夫後來回憶說，在回家的路上，他對戈巴契夫產生了一絲憐憫。

“如果他先簽署條約，然後才去度假，”元帥想，“一切都將平安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