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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论+14: 所谓“严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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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太近,处成了哥们儿一般,那么孩子就不会再对父亲抱有恐惧,也因此不会再尊敬父亲。

1、爱与尊敬不可兼得

在许多文化中,传统的父亲形象往往都是十分威严的,在孩子面前从来不显露出温柔、而总是让孩子感到尊敬;这被称为“严父”。

不知大家是否好奇过,为什么父亲的形象非得是威严的,为什么不能是温柔的呢?

反倒是母亲的形象往往是非常温柔慈祥的。

在传统文化模因中,孩子扑到母亲怀里撒娇是很容易想象出来的,但换成父亲就有些别扭了;

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形象往往是一高一低的:父亲非常威严地教导孩子。

但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在许多描写传统父亲的文学作品中,不会只是单纯地把父亲塑造成一个令人害怕的“暴君”,而是会加入许多细节以表现父亲对孩子隐晦的爱。

比如在经典课文,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从头到尾没有对“我”表达过直接的爱或不舍,而是通过一个艰难翻越站台去买橘子的情节,来沉默地、隐晦地表达出来。

这在我看来是非常别扭的:明明心底很爱孩子,却从来不能直接地表达,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在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找到了答案:

除非人们知道对你讲真话不会得罪你,否则,要防止人们阿谀谄媚,就别无办法。但是,一旦大家敢于对你讲真话,他们对你的尊敬就会减少。

这就要回到我之前提到严父让孩子对他有种尊敬:这种尊敬的底层情绪是什么呢?

是恐惧。

所以“尊敬”还有个同义词:敬畏。

如果父亲和孩子的关系太近,处成了哥们儿一般,那么孩子就不会再对父亲抱有恐惧,也因此不会再尊敬父亲。

现实中,男生和哥们儿之间是怎么处的呢?互相骂对方、口头上占便宜是家常便饭的;而且双方交流起来也是平等的,只能说是思想的交换,而不是说一方要对另一方言听计从。

如果一个男生要对他的哥们儿耳提面命,那么就会激起反感。

为什么?

因为只有上级才能对下级发号施令。正常的朋友之间是平等的,大家都大差不差,你凭啥指挥我?

因此,如果父亲想让孩子听自己的话,可以去命令孩子,那么就必须时刻保持一个威严的形象,让孩子对自己时刻保持一些恐惧。

2、小利维坦

如果仔细阅读历史人物传记,我们便不难发现,那些领袖级别的人物,往往都会让身边的感到一些恐惧。

比如刘邦、朱元璋、凯撒、拿破仑,当我们想到他们时,除了敬佩往往还有点恐惧;脑海中想象出的画面还带些威压。

虽然他们一开始的队伍中都是他们的“哥们儿”,但是这些“哥们儿”可从来不会去占他便宜、开他玩笑,或者去骂他。

相反,这些“哥们儿”往往是以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内部是存在着某种秩序的,而这些领袖就是秩序的维护者。

换句话说,他们就是利维坦。

利维坦的出现,不是说这些人想成为利维坦,而是团体中的其他人,或者说这个小社会,需要一个利维坦,而他们有这个能力去当。

一个传统家庭就像是一个小社会(家庭是社会在基层的统治基础,都是被同一个经济基础再生产出来的上层建筑,见《家庭制度发展史》、《劳动力再生产》),而这个社会内部,由于其成员之间很多时候不是利益共同体,所以会存在一定的无政府危险。

也就是说,家庭中的其他成员需要这么一个利维坦来维持秩序。

而作为管理者,如果要让其他人听从自己的管理,那么就必须要让其他人害怕自己——正如我在《论道德:利维坦》中提到,权力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

所以很多传统家庭的教育方式就是暴力,不管是语言暴力还是肢体暴力。

但我们知道,一味地使用暴力,只会激起反抗;这无疑增加了管理成本。

所以历朝历代高明的统治者都是“外儒内法”的,也就是胡萝卜加大棒:

在使用暴力之后,再给出一些好处和柔情,来抵消被管理者心中的抵触情绪。

从行为主义的角度看,这个其实是一种驯化手段:惹我生气会遭受惩罚,但我本质上还是爱你的,所以你最好的选择是对我言听计从,这样我会给你好处。

但是直接表达歉意是不可能的。上级不会对下级认错;当下级发现原来上级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还对我态度那么低,岂不是说明这个上级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吗?

那么,上级的统治就会被动摇。

正如马基雅维利在那句话的后半段所说:

他实施已经决定的事情,并且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决定。如果人们不这样做事的话,那么他不是被那些谄媚者所毁,就是由于想法多变导致变革不断,最终他也不被人敬重。

3、爱的前提是平等

到这里,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释:利维坦的形式多种多样,为什么严父们的统治方式非得是最严苛的“集权君主专制”,而不是“城邦共和议会”、“游牧原始民主”、“地方分封诸侯”或者是“曼荼罗式羁縻统治”?

原因其实很明显了。

后面四种政治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点:雅典公民、蒙古王公、西周诸侯和缅甸土司们,都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他们在经济和日常政治上并不依赖中央领导,中央领导也无力去取代他们原有的社会服务。

换句话说,他们都是经济独立或半独立于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不是不想搞君主专制,而是没有能力搞。

那么再回看传统(甚至现代很多)家庭中的经济结构时,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孩子在成年(在今天,甚至要等到成年后6、7年)之前,经济上完全依赖于父母,日常生活在成年之前很少能够完全自理。

这种身份,在社会学上,一般称为“奴隶”(无贬义);在经济学上,一般称为“投资品”;在心理学上,一般称为“宠物”;在哲学上,一般称为“客体”,也就是物品。

而支配客体的父母也就成了主体。

好,套公式:客体发挥其工具性符合主体的利益,而客体发挥其动物性则是单纯消耗主体的资源。

因此,主体对客体有听话的刚需:客体在此时是作为一种投资品存在的,而客体对主体的“听话”本质是主体需要规避风险与亏损。

因此,父母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驯化”,对应了我在上面所说的东西。

但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父母对孩子也是有“爱”的,但正如我在《爱客体》中所说,这个爱是有条件的。

我在《论死亡3: 存在的本能》中指出,爱的本质是“创造小我”,因此,父母也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价值。

换句话说,父母希望孩子能够肯定自己的投资,对自己表露出感恩与肯定。

但是由于他们错误的教育方式+社会资源不足以为孩子兜底+暴力教育导致的对抗,孩子会本能地排斥父母的控制。

这时候,权力的两极居然发生了颠倒,父母才是有需求的一方;所以他们又会给出孩子一些好处,目的是讨好孩子。

证据就是,如果孩子拒绝甚至更加排斥他们给的好处,他们就又会愤怒了。

综上所述,所谓的“严父”,实际上是建立在私有制的专偶制,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异化成了物的关系,但又无法抹杀人性中存在的本能,从而制造出的一个别扭的形象。

什么时候这种“严父”形象会有所减弱呢?就是当孩子长大后经济独立了,父母也没能力施加暴力了,没法再实行“集权君主专制”了,只好搞搞“游牧原始民主”。

反倒是这个时候,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才会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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