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读书笔记

战国，甚至汉朝最初的一百年都存在“发展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生活，而不是一种以农村为基础的经济”的趋势，而中国的“农业路”在汉朝被确定下来了。许倬云在本书导言中写道，想要“找出两汉时期促使中国转变为农业经济的一些关键因素”。

战国和秦朝出现了两个关键变化：精耕细作的开始和土地私有制。精耕细作成为了之后两千年中国农业生产的关键特征，而在商鞅变法使得政府承认土地私有后，尽管始终抱有井田制的理想，土地国有成为了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

东汉和西汉政府都在维护农业人口的稳定和增长，但随着农业人口增长，土地人均占有量越来越低，粮食供应不足的同时，土地集中化越来越严重。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移民解决部分地区人口过剩问题，政府支持的人口迁移大多与保护北方边疆相联系，与人口南移的倾向相背，无法逆转人口增长的趋势。汉哀公限制土地最大占有量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儒生王莽认为土地集中问题来源于井田制的崩溃，但是三年“王田制”的尝试后，平均分地的理想失败了，土地重新私有。

在徭役、课税、自然灾害、战争等的影响下，农民“常常是输家”。为了生存下去，汉代农民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改进农业技术，使耕作更加精细，亩产更高。由于出售农产品不能得到足够收入，农民必须通过植桑养蚕等活动获得收入补充。农闲时间，农户会将精力投入与直接农作无关的其他活动，许倬云将其取名为“Z活动”，其产品既可以满足自家消费，又可以到市场出售。现金支付的要求和精细化农作中的劳力季节性分布不均促成了非农业活动，这又使得市场导向的经济行为变得可能。市场交易在安好如《僮约》的时代如同家常便饭，而在动乱之时则转向专攻自家消费。

可见，汉代社会并非分散的、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就算为了活下去，农民也不得不从事具有市场倾向的活动，不过，市场活动在安全时膨胀，危险时收缩。

虽然汉代“是重商性的农业社会……它将个体农民编进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网络中”，但“重商性农业社会中，资本积累不可能太远”。工商阶级还未成熟就被扼杀了。虽然在汉朝建立的最初一百年，封建贵族的势力仍未消散，但汉武帝逼迫豪族大规模迁徙等打击豪强的行动，使得城市工商阶层的地位无可挽回地衰落。铲除豪族的同时，得益于皇帝的垂幸，外戚和宦官崛起，形成了同样会豪取百姓土地的权贵集团。工商阶层落寞的同时，产生了垄断政治和财富的权贵阶层。汉武帝加强集权后，地方豪族通过查举制度进入汉朝官僚体系。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与官僚通过联姻的方式建立联系。西汉后半叶，不同社会集团相互融合，产生了豪族、学者、权贵三位一体的社会阶层。他们投资土地。汉朝土地税非常低，土地又私有化，滚雪球一般的进程使得土地集中程度空前绝后，激起了王莽国有化土地的激烈措施。王莽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土地重新私有。遏制工商业的结果是，土地成为了最可靠的财富形式。汉朝工商业发展的遏制，不仅降低了非农业活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还驱使资本转而购买土地。汉朝末年，皇帝直接掌握的“公地”已经越来越少，而权贵集团获得土地就只能越来越依靠掠夺私人财产。

在人口压力影响下，汉代农业越来越精耕细作。支付税收等现金支付的要求和农业生产中劳动力使用的季节性变化使得非农业活动成为必要，这又使得市场活动变得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