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春秋》三传的升降

东汉名儒李育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虽然喜欢《左传》的文采，但觉得它「不得圣人深意」，也就是说《左传》在义理上不够精微，对《春秋》微言大义解释的不够，这大概是两汉人的普遍观念。

一般所谓《春秋》微言大义的说法最早见于刘歆。分开来讲，微言指《春秋》通过「书法」，也就是一定的书写方法和体例，曲折反映出的制度设计，它代表《春秋》「一字褒贬」的一面；所谓大义，指《春秋》拨乱反正，对乱臣贼子鸣鼓而攻之的一面。大义相对微言来说一显一隐，所以大义比较好掌握，以至于刘歆认为，孔子的七十弟子尚能讲大义，而微言在孔子身后就不得其传了。虽然有这样的分别，但微言大义其实不是判然分别的，大义乃是贯穿《春秋》始终的精神和原则，但出于为尊者讳以及作者本人明哲保身的考虑，很多地方不得不作委婉语，是为微言。此外，孔广森认为，大义和微言也有远和近的分别，事情的离作者时代远，则可以显言之，著明大义；事情发生的近，则不能不婉转言之，所以《春秋》讲最晚近的鲁定公、哀公时代的事，微辞最多。

刘歆以后的汉代人喜欢拿微言大义作为两个标准来评价《春秋》三传，所以远绍今文传统的皮锡瑞就认为，只有《公羊》才能兼顾对微言大义的阐发，《谷梁》只能传大义，而《左传》并不怎么讲义理，但由于记事详细，所以能用作参考。

从「致用」的角度看，《公》《谷》在义理上有明显的长处，所以两者可以在经学发展的早期得到重视，被直接用于指导政治和文化实践，这也是今文经在两汉处于主导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代批判今文经的学者沈钦韩就说，因为《公》《谷》两经说理浅近（注《谷梁》的范宁也说两者一个「短」，一个「俗」），所以可以便于汉人肆意曲解发挥。言下之意就是《左传》因为采用历史的方法解经，所以不方便作曲解。由经学史中古文与今文经的升降，我们似乎也能看出历史学方法在思想史中地位的提升。所以到了清代章学诚，有「六经皆史」的说法，正是说明历史观念在儒学思想体系中地位的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