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聞自由下跌】經濟學人：新聞自由處於冷戰後最壞狀況。專制進化：六種壓迫新聞自由及工作者新手段！
昨天 5.3 是世界新聞自由日。《經濟學人》直指新聞自由正處於冷戰之後最壞的狀況，因為近十年新聞自由正不斷倒退，而且退潮覆蓋全球。
根據獨立 V-Dem 研究所分析，假如言論自由分數由最低 0 至最高 1 分，2021 年全球言論自由平均值只有 0.49 分，是自 1984 年冷戰之後，最低的分數。 V-Dem 更指出全球有大約 85% 的人生活在言論自由近 5 年不斷下降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土耳其、印尼、巴西、俄羅斯等等，其中中國的分數更跌至只有 0.08 分。
香港的新聞自由亦伴隨國安法、記者入獄、媒體被迫解散，及整肅媒體近來前所未有的衝突。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發表的最新「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第 148 位（共 180 個國家），比盧旺達 (136)、津巴布韋 (137) 更低，稍高於俄羅斯 (155) ——俄羅斯受到烏俄戰爭影響，而出現新聞自由嚴重萎縮，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仍然與它相若。
▍六種打撃新聞工作者及新聞自由的新手段
《經濟學人》指出，雖然有些國家仍然用「老式方法」對付新聞工作者，包括通過直接暴力威脅、拘禁或殺死新聞工作者。但獨裁者已經進化成 2.0 ，開始不用明顯的暴力手段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甚至假裝允許及捍衛新聞自由，而對新聞加以控制。
書生綜合《經濟學人》的分析，加上自己觀察，整合出「獨裁者 2.0 六大新手段」，其中大部分手段都在香港上演：
📌(1). 以捍衛新聞真相為名，打壓新聞自由
近幾年「虛假信息／假新聞」成為了輿論關心的對象。泛濫的虛假信息確實會干擾甚至破壞新工作者的努力，亦對民主自由社會構成傷害。但許多國家利用「保護真相或國家安全」的方式，對新聞自由作出限制。
「新冠疫情」更成為專制國家最喜歡挪用的籍口。《經》引述一份報告稱，144 個國家中，有 96 個國家以防疫政策為由，對新聞自由作出限制，其中玻利維亞、俄羅斯和菲律賓等國以傳播病毒「虛假信息」為由，將記者處以監禁。在香港，亦有人因發布「安心出行」與「疫苗政策」的異議，而被控煽動罪名。
📌(2). 通過停止廣告削弱媒體的影響力
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傳統新聞行業一直衰落，愈來愈少人願意此錢買報紙和雜誌來看。網絡化時代的激烈競爭亦進一步增加傳統媒體的財務壓力。廣告成為了傳統媒體相當重要的收入，但這些收入近一半被 Google 與 Meta 兩個壟斷平台所吸取。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若然停止投放廣告，甚至向商界（廣告商）施壓停止向媒體投放廣告，將可迫使民營媒體就範，或難以生存。《經》更指出有政府通過補貼「友好的媒體」，來加強這些喉吞媒體的影響力。這方面，香港人實在相當熟悉。在國安法時代之前，689 老早就日日在 fb 發佈今日又有誰當蘋果的廣告商，籍此威嚇商界不要投放廣告，同時政府或親政府組織或明或暗支持裝扮成民營的官媒。
📌(3). 政府呼籲「友好的財閥」收購民營媒體
《經》指出另一個常見的「商業操控」方式，是政府敦促親政府的財閥收購這些媒體，並籍此閹割它們。由於財閥經常依賴官方的支持及贊助而獲得利益，他們很容易順從政府的做法。《經》指出匈牙利總理 Viktor Orban 上任以來，就不斷通過親信「搶購」私人媒體集團，並將它們成為國家喉舌。
雖然香港（應該）沒有一樣的狀況，但也有類似的手段。例如政府通過法律和各種政治壓力，要求擁有媒體的商界就範，對自己新聞機構進行自我審查，甚至改變編採報導的方式。
今場戰爭成名的《基輔獨立報》，據悉媒體公司內的員大多數是來自於烏克蘭最大英文報紙《基輔郵報》。因為《基輔郵報》的老闆試圖影響報導，令多數員工懷疑及抗議，並解僱了約 30 名記者，其中一位 員工 Olga rudenko 及後帶領其他員工成立了《基輔獨立報》。
📌(4). 新式技術監控
科技與網絡的高速發展，確實令信息自由流通得更快更遠，傳播能力更加強勁，但這不表示政府就更難控制信息和新聞的傳播。《經》就特別提到，中共利用新科技如大數據分析及 AI，對新聞及言論進行「更大規模」及「更精準」的監視和審查。中國的「長城防火牆」可說是無所不包，幾乎能屏蔽所有它不喜歡的內容。
RSF 更向《德國之聲》表明，中國控制資訊與新聞的方式，正向海外擴散，影響香港及亞洲其他國家對媒體的控制。中國不只教導這些國家如何監控言論，還提供相關技術給它們，包括「防火牆」及「間諜軟件」，後者是用作直接監控記者手機或電腦的活動與資訊。另外，黑客對媒體及記者的網絡攻擊亦日益嚴重（傳真社剛發聲明稱，受到黑客攻擊而外洩訂閱 Newsletter 人士的名稱及電郵地址）。
📌(5). 訴訟與 Slapp
對新聞自由的威脅不只來自公權力威脅，也來自於有權勢的有錢人。這些人通過模糊的誹謗法或私隱條例，對「多管閒事」的記者提起訴訟。在外國，這一般稱為 "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 (Slapp)"，即使不一定勝訴，但志在通過漫長而昂貴的訴訟，令公共批評者知難而退與噤聲。
為了對抗濫用法律來壓制言論自由 ，有些國家已訂立反 Slapp 法，將有問題的案件直接駁回。《經》引述一份報告顯示，2010 年至2021年間，大約有 570 宗這類案件，其中多數是政客或公務員針對獨立記者提起訴訟。
📌(6). 網暴與騷擾
網絡為人們提供了發表公開言論的更多機會，但同時也助長了公審和仇恨活動。《經》提到，即使最擅於防範的記者也可能被網絡騷擾及仇恨所壓垮。而且女性新聞工作者的情緒特別糟糕，近 3/4 的女記者經歷過某種形式的「網絡虐待」，包括騷擾式追蹤監視、性暴力威脅，將她們的相片放上色情網站，鼓勵人們對其意淫和說盡性騷擾說話。
書生認為這裡的關鍵一點，是傳統上這類騷擾和製造輿論壓力（包括所謂黑材料）應為國安部門所為。但現在似乎更多是民眾自發或政府培養的網軍／kol 所為。香港新聞工作者似乎受到兩種人物的同時騷擾。
▍香港新聞工作者守住香港最後的新聞自由
李家超多次強調香港已經擁有新聞自由，不用捍衛。但世界新聞自由日，多間媒體機構及調查表明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正大幅下跌，甚至比相當落後及專制的國家更嚴重。
明報引述 RSF 稱，香港新聞自由處於「嚴重至極的衰落」，只要在報導香港事件，無論是否身處香港，都有機會受到國安法的威脅。 HKFP 編輯 Tom Grundy 便向《經》說，「僅僅是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感覺就像革命一樣」，他稱：每當你按下出版按鈕時，你都會感到畏懼。
這個感受，書生可說是每天都有切膚之體會。新聞工作者可能有時會惹人討厭，時事評論可能亦會惹不認同者的不快。但在這大時代下，能夠發表異見、敢於發表異見的人已經相當之小。如果僅因立場、僅因芝麻綠豆的小事爭議或分歧，就向仍然致力於發表異見、報導真相、監督政府評論的人作出攻擊，其實這是很大的傷害。
我們應該盡力支持香港新聞工作者，而且是真金白銀支持，因為香港新聞工作者正守住最後一道門。畢竟香港新聞自由已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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