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聞自由下跌】經濟學人:新聞自由處於冷戰後最壞狀況。專制進化:六種壓迫新聞自由及工作者新手段!
昨天 5.3 是世界新聞自由日。《經濟學人》直指新聞自由正處於冷戰之後最壞的狀況,因為近十年新聞自由正不斷倒退,而且退潮覆蓋全球。
根據獨立 V-Dem 研究所分析,假如言論自由分數由最低 0 至最高 1 分,2021 年全球言論自由平均值只有 0.49 分,是自 1984 年冷戰之後,最低的分數。 V-Dem 更指出全球有大約 85% 的人生活在言論自由近 5 年不斷下降的國家。這些國家包括中國、印度、土耳其、印尼、巴西、俄羅斯等等,其中中國的分數更跌至只有 0.08 分。
香港的新聞自由亦伴隨國安法、記者入獄、媒體被迫解散,及整肅媒體近來前所未有的衝突。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 (RSF) 發表的最新「新聞自由指數」,香港排名第 148 位(共 180 個國家),比盧旺達 (136)、津巴布韋 (137) 更低,稍高於俄羅斯 (155) ——俄羅斯受到烏俄戰爭影響,而出現新聞自由嚴重萎縮,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仍然與它相若。
▍六種打撃新聞工作者及新聞自由的新手段
《經濟學人》指出,雖然有些國家仍然用「老式方法」對付新聞工作者,包括通過直接暴力威脅、拘禁或殺死新聞工作者。但獨裁者已經進化成 2.0 ,開始不用明顯的暴力手段達到他們想要的目的,甚至假裝允許及捍衛新聞自由,而對新聞加以控制。
書生綜合《經濟學人》的分析,加上自己觀察,整合出「獨裁者 2.0 六大新手段」,其中大部分手段都在香港上演:
📌(1). 以捍衛新聞真相為名,打壓新聞自由
近幾年「虛假信息/假新聞」成為了輿論關心的對象。泛濫的虛假信息確實會干擾甚至破壞新工作者的努力,亦對民主自由社會構成傷害。但許多國家利用「保護真相或國家安全」的方式,對新聞自由作出限制。
「新冠疫情」更成為專制國家最喜歡挪用的籍口。《經》引述一份報告稱,144 個國家中,有 96 個國家以防疫政策為由,對新聞自由作出限制,其中玻利維亞、俄羅斯和菲律賓等國以傳播病毒「虛假信息」為由,將記者處以監禁。在香港,亦有人因發布「安心出行」與「疫苗政策」的異議,而被控煽動罪名。
📌(2). 通過停止廣告削弱媒體的影響力
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傳統新聞行業一直衰落,愈來愈少人願意此錢買報紙和雜誌來看。網絡化時代的激烈競爭亦進一步增加傳統媒體的財務壓力。廣告成為了傳統媒體相當重要的收入,但這些收入近一半被 Google 與 Meta 兩個壟斷平台所吸取。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若然停止投放廣告,甚至向商界(廣告商)施壓停止向媒體投放廣告,將可迫使民營媒體就範,或難以生存。《經》更指出有政府通過補貼「友好的媒體」,來加強這些喉吞媒體的影響力。這方面,香港人實在相當熟悉。在國安法時代之前,689 老早就日日在 fb 發佈今日又有誰當蘋果的廣告商,籍此威嚇商界不要投放廣告,同時政府或親政府組織或明或暗支持裝扮成民營的官媒。
📌(3). 政府呼籲「友好的財閥」收購民營媒體
《經》指出另一個常見的「商業操控」方式,是政府敦促親政府的財閥收購這些媒體,並籍此閹割它們。由於財閥經常依賴官方的支持及贊助而獲得利益,他們很容易順從政府的做法。《經》指出匈牙利總理 Viktor Orban 上任以來,就不斷通過親信「搶購」私人媒體集團,並將它們成為國家喉舌。
雖然香港(應該)沒有一樣的狀況,但也有類似的手段。例如政府通過法律和各種政治壓力,要求擁有媒體的商界就範,對自己新聞機構進行自我審查,甚至改變編採報導的方式。
今場戰爭成名的《基輔獨立報》,據悉媒體公司內的員大多數是來自於烏克蘭最大英文報紙《基輔郵報》。因為《基輔郵報》的老闆試圖影響報導,令多數員工懷疑及抗議,並解僱了約 30 名記者,其中一位 員工 Olga rudenko 及後帶領其他員工成立了《基輔獨立報》。
📌(4). 新式技術監控
科技與網絡的高速發展,確實令信息自由流通得更快更遠,傳播能力更加強勁,但這不表示政府就更難控制信息和新聞的傳播。《經》就特別提到,中共利用新科技如大數據分析及 AI,對新聞及言論進行「更大規模」及「更精準」的監視和審查。中國的「長城防火牆」可說是無所不包,幾乎能屏蔽所有它不喜歡的內容。
RSF 更向《德國之聲》表明,中國控制資訊與新聞的方式,正向海外擴散,影響香港及亞洲其他國家對媒體的控制。中國不只教導這些國家如何監控言論,還提供相關技術給它們,包括「防火牆」及「間諜軟件」,後者是用作直接監控記者手機或電腦的活動與資訊。另外,黑客對媒體及記者的網絡攻擊亦日益嚴重(傳真社剛發聲明稱,受到黑客攻擊而外洩訂閱 Newsletter 人士的名稱及電郵地址)。
📌(5). 訴訟與 Slapp
對新聞自由的威脅不只來自公權力威脅,也來自於有權勢的有錢人。這些人通過模糊的誹謗法或私隱條例,對「多管閒事」的記者提起訴訟。在外國,這一般稱為 "Strategic lawsuits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 (Slapp)",即使不一定勝訴,但志在通過漫長而昂貴的訴訟,令公共批評者知難而退與噤聲。
為了對抗濫用法律來壓制言論自由 ,有些國家已訂立反 Slapp 法,將有問題的案件直接駁回。《經》引述一份報告顯示,2010 年至2021年間,大約有 570 宗這類案件,其中多數是政客或公務員針對獨立記者提起訴訟。
📌(6). 網暴與騷擾
網絡為人們提供了發表公開言論的更多機會,但同時也助長了公審和仇恨活動。《經》提到,即使最擅於防範的記者也可能被網絡騷擾及仇恨所壓垮。而且女性新聞工作者的情緒特別糟糕,近 3/4 的女記者經歷過某種形式的「網絡虐待」,包括騷擾式追蹤監視、性暴力威脅,將她們的相片放上色情網站,鼓勵人們對其意淫和說盡性騷擾說話。
書生認為這裡的關鍵一點,是傳統上這類騷擾和製造輿論壓力(包括所謂黑材料)應為國安部門所為。但現在似乎更多是民眾自發或政府培養的網軍/kol 所為。香港新聞工作者似乎受到兩種人物的同時騷擾。
▍香港新聞工作者守住香港最後的新聞自由
李家超多次強調香港已經擁有新聞自由,不用捍衛。但世界新聞自由日,多間媒體機構及調查表明香港的新聞自由程度正大幅下跌,甚至比相當落後及專制的國家更嚴重。
明報引述 RSF 稱,香港新聞自由處於「嚴重至極的衰落」,只要在報導香港事件,無論是否身處香港,都有機會受到國安法的威脅。 HKFP 編輯 Tom Grundy 便向《經》說,「僅僅是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感覺就像革命一樣」,他稱:每當你按下出版按鈕時,你都會感到畏懼。
這個感受,書生可說是每天都有切膚之體會。新聞工作者可能有時會惹人討厭,時事評論可能亦會惹不認同者的不快。但在這大時代下,能夠發表異見、敢於發表異見的人已經相當之小。如果僅因立場、僅因芝麻綠豆的小事爭議或分歧,就向仍然致力於發表異見、報導真相、監督政府評論的人作出攻擊,其實這是很大的傷害。
我們應該盡力支持香港新聞工作者,而且是真金白銀支持,因為香港新聞工作者正守住最後一道門。畢竟香港新聞自由已寥寥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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