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生存指南

2020年的3月，我帶我室友去辦了護照，買下了清明節去曼谷的機票。因為長時間的封控，所有人都已經快要憋瘋了，只想趕緊出去散散心。可是未曾想到，到了3月底的時候，國外疫情開始蔓延，我清明節的旅程就此泡湯。“以後總還有有機會的。”我當時這麼想著。誰知這一等便將近三年，而且至今沒有要結束的樣子。

在這段時間裡，新冠病毒經過了一代又一代變種，毒性終於開始減弱，可中共的政策卻並沒有隨著病毒毒性的減弱而放鬆，甚至變得更加兇猛。

最初，人們對於武漢封城感到分外震驚，但到了現在，封城已經成了一種常態。2020年1月，汕頭在僅出現一例確診病例的時候就決定封城，隨後在人們的謾罵下取消。到了2022年，西安、青島等二線城市也開始實行封城策略。後來是深圳作為一線城市也開始封城，緊接著是“中國內地城市天花板”上海。到現在，假如不封城都會讓人們覺得很奇怪。

在越來越嚴格的防疫政策中，中國內地人也開始學習和積累各種生存經驗。大家首先學會的，是如何不挨餓。

最開始的時候，封城通常還局限於小城市。這些小城市人口不多，關注度不高，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這些城市被封了。但同樣也因為是小城市，其領導的管理能力和市政服務水平都非常的拉胯，民眾挨餓幾乎是常事。但畢竟關注度不高，很多人並不知道原來中國內地內地還有這麼多人在被迫挨餓。

在中國內地和緬甸交界的地方，有個叫瑞麗的小城市，這個城市到緬甸木姐縣只需要過一座橋。瑞麗是中緬邊境最大的貿易口岸，每天都會有大量的中國內地人和緬甸人往來，進行大量的翡翠、紅木等交易。曾經的瑞麗因為臨近國外而得以發展，如今卻因為和外國往來頻繁而招致災難。從2020年1月到2022年3月，瑞麗封城9次，共計162天，整個城市的經濟、商貿和生活秩序被徹底摧毀，許多市民數十年積累下來的財富和贅肉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這樣的城市並不在少數，但絕大多數都沒有得到關注。直到2022年，上海封城過後，瑞麗市前副市長戴榮裡終於忍不住發了一篇文章，呼籲大家不要只關注上海，還有無數像瑞麗這樣的小城市也在經歷苦難。這時候人們才意識到，原來還有這麼多的小城市和小縣城的民眾正在經歷可能比上海人還要苦的苦難。

事實上這種忽略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中共操作出來的結果，而是社會自然的反應。在武漢封城的時候，方方因為封城日記飽受抨擊。並不只是方方，反思和抨擊防疫政策的博主幾乎都被罵過。他們通常被罵成是漢奸、恨國黨，妄圖通過污衊政府來達到顛覆的目的境外勢力。所以在很多小城市曝出惡性封城的案例過後，很多博主都選擇了沉默。他們知道，幫民眾說話不僅幫不了那些民眾，反而還會招來謾罵，甚至被中共的鐵拳砸到。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小城市惡性封城的新聞下面，都會有很多人冷嘲熱諷：讓你們當初罵方方，所以現在再也沒有人幫你們說話了。

這些小城市的民眾比其他城市的民眾更早吃苦，吃的苦也更多、更深沉，但卻並沒有讓人們吸取到多大的教訓。甚至就連武漢封城也沒讓人們吸取教訓。大家都覺得武漢封城是個例，封城這種大事不可能常態化，自然也不需要放在心上。直到後面大城市封城也像疫苗和核酸一樣常態化的時候，人們才真正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在2022年的經濟總量排名第二的大國的大城市裡為隨時都可能降臨的飢餓做足準備。我現在已經養成了一種習慣，只要我現在生活的成都市開始出現病例，不論是1例還是100例，都必須開始囤積食物。畢竟連上海這樣的“天花板”都能餓死人，其他地方的市政管理能有多爛，我已經想象不出來了。

現在很多人都像我一樣養成了這樣的習慣，但這種習慣的養成並不容易，甚至一度出現過反對的聲音。

深圳是國內第一個實行封城的一線城市。也許是為了甩掉這個名頭，深圳給自己的封城策略安上了一個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名頭——慢生活。根據深圳市政府的說法，深圳並沒有封城，因為鐵路、空運和市內公共交通都沒有停運，只是“適當”提高了門檻。也正因如此，深圳市政府解釋說自己的策略是“慢生活“，而不是”封城“，那些說封城的都是惡意抹黑中國的境外勢力。當然這並不是深圳市政府官員的原話，而是當時大量官媒發佈的新聞稿上的內容。這些官媒發佈的內容大同小異，其傳達的意思也差不多，其私下里自然是已經被深圳市政府通過氣了。

深圳市政府確實是做了一個表率，就是在封城期間幾乎沒有人挨餓。深圳市政府深知自己沒有為全城市民供應食物的能力，所以便沒有完全把外賣業務封掉。他們的策略是，增加外賣員和餐飲從業者的健康監測頻率，同時對去過風險地區配送的外賣員進行適當隔離，但總體仍然允許餐飲業不停擺。在這樣的基礎下，民眾雖然被禁足在家裡，但餐食上受的影響不大，所以深圳封城也沒有掀起特別大的浪花。但我們都知道，這些事情本就是理所當然的。政府既然要實行特殊舉措，就要保證自己有足夠的能力應對特殊舉措下的特殊問題，更別說這個特殊舉措的存在性本身就充滿了爭議。可偏偏就有人認為，深圳的狀態表明我們是有能力保證封城下的總體秩序的，所以只要政府官員都像深圳學習，我們就能通過封城平平穩穩地戰勝疫情。於是乎封城的不合理性不存在了，封城的次生災害不存在了，新冠病毒的性質也不重要了。反正只要封城，然後保證大家都有飯吃，那就行了。至於那些飯從哪裡來，發飯、買飯的錢從哪裡來，似乎都不重要了。不過萬幸的是，上海的封城隨即打爛了這些人的臉，於是再怎麼支持防疫的人，也開始老老實實地囤菜。是否熱愛防疫是一碼事，但如果挨餓的是自己，那就是另外一碼事了。

現在封城已經有了一個新的名字——全域靜態管理。這個名字不僅看上去更加文雅，也不像“封城”那麼乾癟而嚇人，更不像“慢生活”一樣荒誕，甚至還帶有一定的未來感。不管怎麼說，它聽上去都更加“信達雅”了，儘管其惡性的內核沒有任何變化。所以不論“封城”的名號如何變化，只要你還生活在中國內地，你首先要學會囤菜，以及學會知道什麼時候需要囤菜。

也許是多年的鍵政經歷給了我經驗，我對於中共發佈的種種信息充滿了不信任。

每當中共說不封城的時候，那說明這座城市馬上就要封了；假如中共說飯菜管夠，不要恐慌性搶購，那你大概率就要準備挨餓了。中共在闢謠的歷史上曾多次表現過自己的嚴謹，那便是大多數闢謠都要反著看。比如有人說上海要封城，緊接著便被以造謠傳謠的罪名抓起來，因為上海是先封浦西，再封浦東，沒有全城封禁自然也算不上封城。所以在中國內地特色社會想要活下去，你不僅要學會面對隨時可能降臨的飢餓，你還要學會把話反著聽。

我第一個反著聽的話就是打疫苗。

中共一開始便決定免費提供新冠疫苗，並將其稱之為社會主義體系下的特有福利。福利？這是中國內地人能聽到的詞語嗎？我不信。對於一個摳門到能讓農民養老金低到120元一個月的政權，讓我相信他們會給人民這麼大一個免費福利，老實說這著實有點抽象了。

最開始的時候，這個疫苗連臨床試驗都還沒開始，便已經在浙江打了6萬人次，並準備進一步出口到中東地區。之所以先在浙江打，是因為那邊外貿發達，有很多人都需要趕緊打疫苗，然後出國談生意。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人們仍然幻想著，只要我們都打了疫苗，生活就能回歸正軌。可實際上呢？完全沒有。不論這座城市的接種率有多少，只要病例多了，就會封城。2020年的時候大家還能隨便跨省，就像我甚至還“斗膽”買國際機票。到了2022年，就連出市都成了一種充滿不確定因素的挑戰。不論你打沒打疫苗，你陽了，你密接了，就要被隔離、被封控、被拉到放艙去治療一個完全沒有任何症狀表現的疾病。我甚至一直都在思考，一個病既然沒有任何症狀，那我們要如何才能證明這個病人已經被治好了？就靠著喉嚨上那點殘留的病毒尸體來驗證嗎？倘若我給我的飛機杯上也塗一點死掉的新冠病毒，我的飛機杯豈不也算是確診患者了？與其如此大費周章，我還不如多喝口水把病毒尸體沖進肚子裡，沒準過會兒核酸結果就陰了。

能不能出城和打不打疫苗之間似乎沒有必然聯繫，畢竟你打不打疫苗都沒法出城，那我做出不打疫苗的決策似乎也沒什麼意義。這個觀點有個很重要的基礎論據，就是我們首先要認定疫苗是有效的，或者至少說是利大於弊的。可問題就在於，我們完全無法確定打這個疫苗本身是否真的利大於弊。

首先從獲取自由的角度來說——這也是當初很多人打疫苗最主要的需求——這個疫苗完全沒有任何作用。再往後退一步，大家才真正關心疫苗防護性和安全性的問題。

首先是防護性。大家可能無法想象，有關疫苗保護力的數據大都是由境外提供的（這裡包括外國以及港澳台），而內地的數據則如同迷霧一般。也許內地的衛生機構確實發佈了相關的數據，但是其隱秘性必然極強，因為很多人都找不到。而且就算找到了，很多數據和境外的數據也對不上，其真實性非常值得懷疑。

在疫苗剛上市的時候，專家們宣傳的都是疫苗是對抗新冠最好的方法，可以有效防感染；可是當有接種者開始被感染過後，他們又說疫苗可以防重症；後來有接種者也開始出現重症了，他們又說疫苗能防死亡；當接種者開始因新冠死亡的時候，他們又說防疫不能完全依賴疫苗，並開始無上限地要求打加強針。是的，沒錯，防疫確實不能完全依賴疫苗，並且疫苗的效果也並不總是特別好，這些都是科學上可以承認的。可是這些專家開口卻一點准信都沒有，每當現狀變得對自己不利了，便往後退一步，那他們的話又還能有多少可信度呢？畢竟話可以退一步，但人命是沒有退路的。

在新冠疫苗推出過後，各地便出現了各種強制接種的策略。對此，中央要求疫苗接種不得強制，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給地方下達了接種率的指標，完不成的話要受到處罰。那你作為地方官員，你會怎麼選？要我的話肯定強制推行疫苗。畢竟強制接種不會受罰，而且就算被曝光我也可以利用新聞管制把事情壓下去。反倒是接到手的疫苗用不完還會被處罰，用腳指頭想也知道強制接種的利益更大。在這樣的基礎下，各地的接種可謂亂象頻出。有些地方要求所有的學生和家長都要接種新冠疫苗，不然不給孩子報名。有些地方會派出工作人員上門強制接種，就連八九十歲的老人也不放過。我曾在網上看過最惡劣的強制接種策略，是直接在公共場合設置路障把人們攔下來，一個一個檢查有沒有接種疫苗；假如被發現沒有接種，便會被帶至附近的接種點強制接種。衛健委和疾控中心雖然明面上說明了有特殊情況者可不予接種，但實際情況是，絕大多數醫生都不被允許給病人開具任何不宜接種的證明。

在這樣的環境下，緊隨其後的便是鋪天蓋地的不良反應報告——當然這些報告只會出現在社交平台上，而不會出現在中共的醫療報告裡。我曾在網上看到過無數疫苗後不良反應的帖子，其中不良反應包括持續數日的不明原因發熱、猝死、心臟病、白血病等，我也曾聽過家中在醫院工作的親戚說過的親身經歷的事件，但這些事件最後都被壓下來了。中共不會允許醫院承認這些病症都是由新冠疫苗引發的，那些發出來的帖子也大多被刪除了。當然，從科學上來講，“疫苗後患病”和“因疫苗患病”之間不存在必然的關係，要想證明這些人是因為疫苗而患病，需要長時間的研究和分析。可當下的問題在於，中共甚至連相關的研究報告都沒有，也可能是有，但他們不願意公開。所以疫苗轟轟烈烈地打了兩年，數十億人接種了至少兩針疫苗，卻幾乎沒有任何不良反應報告——這儼然就是一款神藥了。

到這裡想必會有人說，假如沒有疫苗的話，疫情肯定會更嚴重，所以就算有不良反應也是值得的。這裡仍然有一個很明顯的謬誤：在新冠病毒毒性持續下降的今天，我們如何去證明疫苗的作用有多大以及不打疫苗的情況會有多遭？現實是，我們甚至無法得知過往的感染者的新冠接種情況如何，那又如何去分析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更別說還有大量沒被記錄和曝光的不良反應案例，我們又如何能證明打了疫苗的結果會更好？

到了現在，中國內地仍然有大約10%的人沒有打疫苗。事實上很多打過的人也在後悔，他們一方面是心疼自己白挨了好幾針，生活卻一點變化都沒有；另一方面，則是為以後隨時可能降臨的不良反應而擔憂。想要躲過疫苗並不容易，首先你不能是公職人員，不能有孩子，還要能夠辨識中共的花言巧語和威逼利誘，最後還要靠各種糊弄的手法躲過隨處可見的疫苗檢查。但是真的走到這個地步，剩下的這10%是無論如何也推不動的了。當下不僅是這10%的“老油子”推不動，第三針和第四針疫苗的推動也很困難，因為很多人都已經看透了。

所以第二條生存指南是不要盲信政府，尤其是當他們說要幫助你的時候。我知道這條對於生活在公民社會的境外民眾來說就像常識一樣，但是對於已經被馴化的內地民眾而言，卻是非常難以理解和接受的知識。

不同於正常的公民社會，內地人民總是會選擇無限地相信政府，或者說中共，然後無限度地讓渡權利，並且總是抱著“只要我讓的夠多，政府就能讓我恢復生活”的心態。殊不知，從讓渡權利的那一刻開始，這個生活本身就已經不正常了，因為正常人的生活是不需要不斷地向政府讓渡權利的。想通過一種製造不正常生活方式的方式來謀求正常生活，這本身就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笑話。

可內地民眾就是深信這個笑話，健康碼的誕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萬幸我本科學的是計算機，所以對於這些程序上的東西會比較了解，再加上多年的鍵政經驗，健康碼剛出來的時候我就充滿了懷疑。

健康碼最開始的使用方式就讓人充滿了疑惑。在健康碼申領界面，你需要填寫的信息包括近期有沒有感冒症狀，有沒有去過風險區等等。可問題在於，這些信息都是你自己手動填寫的，沒有人監督，也沒有任何驗證的方式。也就是說我完全可以亂寫，比如我最近就算有過發燒我也可以不寫，我最近剛去過風險區我也可以不寫。所以最開始我對健康碼並不是特別排斥。在我看來，這不過是中共的又一個形式主義，雖然浪費錢，但也沒用。只要它沒用，那麼和其他的政策比起來，它也就不折騰人。對於生活在正常社會的讀者來說這裡可能有些難以理解。對於生活在中共政權下的民眾來說，他們的政策不說一定要有用，哪怕只是能做到“不折騰”便已經讓人謝天謝地了。所以僅僅是推行一個手動填寫、沒有任何校驗方式的健康碼，真的算不上什麼很過火的事。

可是隨之而來的場所碼就讓我有些措不及防了。場所碼是嵌套在健康碼裡的另一個二維碼，它裡面包含了某個公共場所的地址信息。根據中共的要求，每個公共場所都要有一個獨立的場所碼，所有進出該場所的民眾都要掃了場所碼過後才能進。最為誇張的是，各個公共場所之間的場所碼不互通。比如你進一個商場，你需要在商場門口掃一個場所碼，當你進到商場裡的商鋪的時候，你還需要再掃一個商鋪的場所碼。

這就讓我有點無法接受了。這不僅是因為麻煩，還有個原因在於它嚴重地侵犯了民眾的個人隱私。根據中共的要求，凡是中國內地的手機都需要額外家裝一個定位芯片。根據這個芯片，中共便可以通過基站讀取到的手機信號來確定你去過哪些地方。比如成都市政府就曾搞出過一個叫“時空伴隨”的概念。言下之意就是，通過讀取基站信息，確定你和某個病例在同一時間段處在一個非常相近的空間裡，這樣你們之間便處於“時空伴隨”的狀態，可能有感染的風險。然而場所碼遠比定位芯片還要惡劣一百倍，甚至比街頭的攝像頭還要過分。“時空伴隨”能確定的範圍可能不過百米，街頭攝像頭也會有死角，而場所碼可以把你去過的地方精確到某個不足一百平米的小店鋪，甚至一個完全私密的公共廁所，並且不會有任何誤差。所以當場所碼出來過後，我才真正意識到中共搞出健康碼這個東西的真實用意。正因為有了這個揣測，我出門幾乎不掃場所碼。萬幸很多地方的保安都不會嚴查，偶爾碰到幾個腦子比較軸的，也能糊弄過去。

我知道肯定有人會說是我多慮了，中共也許並沒有想這麼多。那我一定要講三個例子。

就在上個月，成都市爆發了疫情，其中心正式成都核心商業區——春熙路以及旁邊的太古里，這也是我公司所在的地方。就在疫情爆發過後，有一天下午，公司裡近一半的同事的健康碼突然變成了黃碼。健康碼的綠碼是正常狀態，不會受到任何限制；黃碼是低風險狀態，需要通過做核酸檢測並得到陰性報告之後才能解除；紅碼則是高風險狀態，說明這個人和病例可能存在密切接觸，不論核酸報告是陰性還是陽性，都需要被隔離。在確認黃碼過後，同事們只有去醫院做核酸然後等待黃碼消除。可是解除黃碼需要去指定的醫院才行，而每個區通常只有一個醫院。根據中共的說法，指定醫院是為了避免疫情向其他醫院擴散。可我不明白，大家原本就近找醫院就能解決的事，現在卻要跋涉數公里去指定醫院做核酸，難道大家在長距離移動的過程中就不會加重病毒的傳播嗎？問題遠不止於此。當時有同事因為偶然在獲得黃碼的前一天做了核酸，而核酸的結果恰好在她出黃碼過後不久出來了。於是她在黃碼過後一次核酸也沒做，便恢復了綠碼。還有一些同事則是被不斷地折騰，前一天下午剛做完核酸，第二天凌晨核酸出了結果，獲得了綠碼，結果到了中午又黃了。可是根據中共的防疫需求，兩次核酸之間需要間隔24小時，於是這些同事便只有拿著黃碼乾等，什麼也做不了。

那次黃碼風波折騰了將近一周，公司將近一半的同事都因為反反復復的黃碼而無法到崗，可我卻一次都沒“中招”。我當時問過有黃碼的同事，他們無一例外都是老老實實掃場所碼的人。後來有些同事聽了我的建議，開始不掃場所碼，於是後面幾次“黃碼潮”都沒有再“中招”過。之後有另一位好友，他認識一些在市政府工作的朋友，那些朋友告訴他，當時是衛健委直接下令，要求從掃過太古里場所碼的人群裡隨機選三分之一的人給黃碼。這個具體是真是假誰也不知道，因為中共的運行規則就是如此，他們不會留下任何證據，很多事情只能靠猜。不過根據我當時的經歷，我認為這個說法並不會沒有可能。

第二個例子來自公司的安保組同事。有一天公司裡突然來了幾名派出所的警察，他們想調取我們的監控錄像，原因是他們認為有一名記錄在案的小偷來過我們公司。後來我問安保組的同事，為什麼派出所會知道有小偷來過。同事說，那些警察說那個小偷掃過我們公司的場所碼，他們那邊在後台能看到。

最後一個例子更為惡劣，以至於在全國範圍都引發了討論。大約是年初的時候，河南省的一些地方銀行推出了一些高利率的半年期存款業務，吸引了大量的民眾前去投資。可是半年過後，到了兌付期，銀行卻取不出來錢了。於是很多民眾就前往河南當地討說法，或者說叫“上訪”。這種情況對於河南政府來說肯定是很不利的。當然了，中共對於打擊“上訪”也是非常熟練。只不過這一次他們的方法更“新穎”，他們直接將儲戶的健康碼變成了紅色。

當時有大量民眾表示自己在掃了鄭州火車站的場所碼過後，健康碼便瞬間變成了紅色。大家都以為這真的是因為自己是密接，或者說是健康碼出現了bug。後來當那些紅碼民眾在網上聚在一起過後才發現，這些人全部都是被河南地方銀行欠了錢的儲戶。更有甚者，有些儲戶甚至根本就沒去過河南，直接在外省便獲得了紅碼。健康碼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全國各地的健康碼數據不互通，但是紅碼信息卻是互通的。假如你在某個地方獲得了紅碼，那麼你其他地區的健康碼也會變成紅色。正如前文所說，紅碼民眾是需要被隔離的。等真的被隔離14天過後放出來，不僅僅是這件事的熱度過了，他們也幾乎不可能再凝聚起來維權了。

事已至此，我還能說什麼呢？這哪裡是什麼“健康碼”，這分明就是《1984》裡的電幕。它表面上說是為了防範社會負面行為，以至於很多人說“你不做壞事為什麼會怕這個”。但很多人忽略了一點，我們怕的不是自己做錯事，而是權力機關的人可以定義什麼是“錯事”。只要他們認定你是做了錯事的人，你上班老老實實掃碼是錯事，你維權是錯事，就連你堅持做核酸都可能是錯事。

就算是這樣了，中共居然還妄想向全世界推廣健康碼。習近平一直在呼籲，希望全球各國能夠聯合起來開發一個全球通用的健康碼，這樣大家就能夠像我們一樣把疫情“有效”管控住。從這一點來看，習近平這個人等於是完全沒有任何一丁點的政治素養。他的管理思維還停留在封建帝製時代，對現代政治的了解幾乎為零。就像網上對中共的調侃一樣：別的學生早都交卷了，某個答題答得亂七八糟的差生還在考場裡等別人來抄他的答案。

然而就算已經作惡到這麼明顯的程度了，仍然有大量民眾覺得無所謂。他們要麼是仍然迷信中共、完全沒有任何政治素養的重度粉紅，要麼是認為反抗了也沒用所以選擇不反抗的極度順從者。他們中有很多人對封城大肆叫好，疫情來了也不囤菜，老老實實打疫苗，老老實實掃場所碼。更有甚者，有人認為我們應該根據疫苗接種情況和核酸的情況把健康碼分成三六九等，接種疫苗次數越多、核酸頻率越高，健康碼就越漂亮，這些人在社會中的自由度也就越高。

不過這裡面也有中共宣傳機器的功勞，因為那些防疫政策受害者的消息大多被壓下去了。實在壓不下去的，找個地方官員背鍋便是，反正最後也不會怪到防疫政策的頭上。最後找審核員把評論一刪，外國的破事再報一下，最後找統計局改一下經濟數據，完美的抗疫作業便完成了。所以那些民眾可能是真心認為我國防疫政策非常好，沒有一丁點的毛病，甚至連一點負面新聞都沒有。還有一些民眾認為那些被防疫政策坑到的人是運氣不好的極少數，而自己不會成為那個倒霉蛋。這些事就算真的輪到自己了，無非罵一罵、發洩一下就能好了，其心態的恢復速度比壁虎的斷尾還要快。我記得前段時間聽說香港也要開始使用健康碼，於是二手市場裡那些用不了健康碼、沒法進行實名認證的古董手機便開始爆火，我想這便是正常公民社會和內地叢林社會最大的區別。

所以在內地的生存中，容易被坑到是真的，但是真的想躲掉往往也並不難。假如你真的不想被中共的政策坑到，最好的辦法便是不遵守他們制定的任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