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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小心成為牆上的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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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在旅遊日本時,印象是經過一所警察所,外面張貼住許多印有不同人臉的啟事,那些是失蹤人士?還是犯下罪行而逃之夭夭的罪犯?一個人之所以失蹤 / 消失,我們隨便想想或許都能靠近真實的殘酷——與家人相處不和、逃避債務、對人生現狀感到不滿,決定出走重新開始。紀錄片《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所透露的並無太多教人意外的部分,唯電影記載的,切實地打開了一道窗口,了解「反常」決定背後的想法。

原文刊載於電影薪火

文|中田

十多年前,我在旅遊日本時,印象是經過一所警察所,外面張貼住許多印有不同人臉的啟事,那些是失蹤人士?還是犯下罪行而逃之夭夭的罪犯?今日,我對此已經不再有清晰的記憶。但我潛意識傾信那些是離開了原定居所的失蹤人口,二十六歲、三十八歲、四十二歲、十五歲⋯⋯一個人之所以失蹤 / 消失,我們隨便想想或許都能靠近真實的殘酷——與家人相處不和、逃避債務、對人生現狀感到不滿,決定出走重新開始。紀錄片《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所透露的並無太多教人意外的部分,唯電影記載的,切實地打開了一道窗口,了解「反常」決定背後的想法。

《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原為「歐亞紀錄片週」的選映電影之一,出乎所有人的預期,在未有任何宣傳下,電影廣受歡迎,賣出大量門票。後來百老匯電影中心不斷加場,門票陸續售罄。結果,電影終於宣佈以正場形式上映。一般電影賣座,背後總常與行銷有關;然而在未有任何推廣之下,而且還是一部剖析社會狀況的紀錄片,《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憑內容便吸引到廣大觀眾群,這個票房現象罕見得值得進行一次社會研究。難道電影點中了我們渴望離開原地的欲望?

電影找尋了幾個視點去形塑日本的「人間蒸發」現象,首先是幫客戶消聲匿跡的企業公司(情況有點像劇集《Breaking Bad》裡的「維修吸塵機公司」,收錢專門為有需要的人隱姓埋名),然後是自願消失或被迫要消失的人,之後就是對此不明所以的親屬,派出私家偵探希望尋出兒子的蹤跡。在空間交錯的剪接之下,影片對眾人處境不加評論,盡量與對象保持中立的關係,沒有將助人消失的老闆描繪成英雄,也避免渲染悲劇色彩。在如此無分對錯好壞的前提下,它提供了一個空間,容許對象坦露自己離家的感受,容許觀眾站在他們的位置生活——無論是為避債而逃的賭徒,還是在家中坐立不安的母親,立場互有衝突也好,我們都可以心平氣和地聆聽他們的心聲。這是《人間蒸發株式會社》敘事的一個重點。

電影主力描述,日本有公司專門收費為客戶提供「人間蒸發」服務,另一邊廂又有私家偵探四處打聽失蹤者的下落,如此兩樣同受客戶委托的商業服務,各走對極——這邊她在小型貨車迎接奔跑逃離住所的男人,那邊他向電子屏幕裡的接待人員舉出尋人啟事——兩個場面都見證住現代人際關係的危機,我們都身處一個寂寞與疏離的社會,人能隨時消失,不存在任何實體蹤跡。

《人間蒸發株式會社》公映之後,有別於之前特別放映的迴響,坊間陸續出現一些反面聲音,大意是批評電影焦點渙散,內容跟港台的《鏗鏘集》無異(事實上《鏗鏘集》的新聞調查深入淺出,總常提煉出讓人深刻的題旨)。《人間蒸發株式會社》題材聳動,觀眾都期待導演會為事件定下怎樣的總結或想法,然而電影在許多時刻情願後退一步,像「牆上的蒼蠅」般只是觀察,不加個人意見,甚至也不大希望打聽太多受訪對象的私人事,只在外圍打轉。

德國導演華納荷索(Werner Herzog)對紀錄片作過不少的理論陳述,他說過「真相並非由事實組成」(facts per se do not constitute truth),主張導演不應滿足於做「牆上的蒼蠅」,應該飛離牆壁,因為只有創造和幻想才能讓電影靠近深層的真相,竭力追求「詩意的、令人狂喜的真相」(poetic, ecstatic truth)。

對荷索而論,紀錄片提出的真相遠比真實重要。對《人間蒸發株式會社》的導演 Andreas Hartmann 與 Arata Mori,或許是受訪對象的私隱較電影本身重要,最終電影受制於一種迂腐的規矩,為對象提供最大的保護,只有真實,未有足以打動人心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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