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下的性欲和思想之歌——王小波《黄金时代》三种“性”叙事背后的身体政治隐喻

引言：“横空出世”的王小波与作为禁忌的“性”

历史常常展现这样一幅图景：有的人生前名声显赫，死后却很快被人淡忘；另一些人生前默默无名，却在死后被人长久地铭记。作家王小波显然属于后一类人：1997年，正值创作高峰期的王小波因突发心脏病猝然离世。此后不久，他遗留的作品却突然得到近乎“疯狂”般的传播与追捧，而这位一直游离于主流文学圈外的作家也仿佛“横空出世”般、一夜之间被无数国人所知，甚至有人将其与80年代末自杀后同样“一死成名”的诗人海子相并列，视作九十年代文化界的两支精神标杆。这一事件在九十年代中国民间与知识界都引起巨大反响，甚至被文化史学家美称为“王小波现象”。

这位生前落寞、死后大放异彩的作家一生特立独行，其作品也不外如是。他的文字一方面在民间知识界得到热烈的追捧，另一方面也在权威的文化学界之间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除了他极尽华彩奇诡、天马行空（甚至可以说是随性至凌乱）的文采引发不少学者的兴趣，其极浓烈的个人文风与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极大胆的探索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其中更不乏对这位文坛“黑马”的贬斥甚至鞭挞。细究其原因，盖小波的小说和杂文总是不惮于触及那些作为“话语禁忌”的事物，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在“后极权”体制下成为政治禁忌的“文革”“大跃进”等意象，还包括那些在传统道德、文化层面令人感到羞耻且难以启齿、认为是“有伤风化”的内容，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作为禁忌的“性”。

性是一种生理现象，也是一种文化建构。更准确地说，性是一种现代装置，“古人把性或性欲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正如他们把死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只是到了现代，我们才在相当大的规模上，把性成功地分离开来，作为我们主要关切的事情。”在今天，除了少数持极激烈批判态度的学者外，大部分学者都对王小波小说中的“性”描写持开放态度，并将这种“性”视作已从日常生活中得以分离并再生产为某种特定隐喻的概念进行研究。然而，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远未令人满意——一方面，王小波的小说是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强烈影响、有鲜明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文字，这使得文本本身具备哈桑（Ihab Hassan）所提出的后现代文学“两大核心构成原则”：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及内在性（immanence），其内涵包括模糊性、间断性、多元论等，面对这种带有“朦胧的多义性”的文字，厘清文本逻辑显得尤为重要且不易，而这正是目前许多研究所缺乏的。在王毅的论述中，王小波被简单地“自由主义化”了，他认为王小波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反体制”的“自由”思想，同时把他归于陈寅恪、顾准两位建国以来作为自由主义代表的继任者之中去。类似地，朱学勤指出王小波身处自由主义传统之中，“谈谈顾准，谈谈陈寅恪，谈谈王小波，无意中却挤出了一条’自由主义’的言路。100年的历史，50年的沉默。今日开始喋喋不休，乃是因为此前沉默太久。”这些论述都并非基于对文本详细的考究，而是照搬九十年代风行一时的“自由主义/新左派”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与思想资源，笼统地、一概而论地给王小波带上了“自由主义骑士”的王冠，而从未深入王小波小说叙事的深层。

另一方面，九十年代“王小波热”导致大众对王小波作品的熟稔与追捧反向地削弱、拉平了这一文化现象的深刻性，这同样体现在研究之中。在类似号称“王小波门下走狗”的社交论坛中，在文化杂志铺天盖地纪念王小波5周年、10周年忌的版面中，人们庸俗地争夺着对于王小波的阐释，在这种对抗性的张力中构建了当下的王小波研究格局，也在这种对抗中抵消着王小波研究的历史能量。披着“自由骑士”“行吟诗人”等美名的王小波似乎声名显赫，但在喧哗中再一次归于沉默。

这无疑是莫大的反讽。就“性”叙事而言，在人文学者趋之若鹜地将“性”与“自由”等同一概论之的趋势中，唯有李银河将其划分为常态与变态两大类，可谓真正深入贴近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却未能穷尽性描写的完整类别；至于“性”叙事背后的性心理学以及身体政治等论域，更是被埋藏在自由主义话语的浪潮中。

本文对王小波的文本研究基于其最具代表性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引鉴胡少卿博士对当代文学性叙事面向的研究，将《黄金时代》中的性叙事划分为三类——生命叙事、还原叙事、虐恋叙事，均基于“勃发的性欲”这一人之天然属性，性欲的背后则是身体政治隐喻——它源于社会权力和人类身体的斗争实践——强调的是身体本身的政治属性。这种隐喻超越了以往将政治置诸“性”之上的逻辑，更能体现了王小波本人思想的深层属性：反对一切对人进行奴役和控制的制度，又绝非垄断“自由”、打倒压迫，而是以美、生命力、自然、爱这些更具超越性的概念进行回应和反抗，去对冲福柯所言的“权力的毛状形态”。对三类性叙事的罗织，意在展现身处荒谬与压抑的“天罗地网”之中，身体政治将如何谋求人之价值与尊严的自保及救赎。

那喀索斯情结与生命力美感：《黄金时代》的生命叙事

在形而上学的漫长历史中，“灵”与“肉”一直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自柏拉图的《斐多》起，肉体似乎一直都被视作代表冲动、激情、欲望以及暂时性、局限性的一方，而复杂的灵魂与知识、智慧、理性甚至真理站在一道，它们对比肉体享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与不朽性。这样的局面一直到尼采的出现才得以转折。他对“性欲”及肉体给予了巨大的关注，并声称“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

《黄金时代》便有着鲜明的在形而上意义上拔高“肉欲”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欲赋予“性”以关键性地位的文字带有明显的那喀索斯情结，背后是一种富有青春激情的性力崇拜与由此延伸的“生命力”崇拜，意在构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生命力美学。

譬如，在《黄金时代》这篇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惊心动魄”的文字：

我醒来时觉得阳光耀眼，天蓝得吓人，身上落了一层细细的尘土，好像一层爽身粉。我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勃起，都不及那一次雄浑有力，大概是因为在极荒僻的地方，四野无人。

在他处也有稍较含蓄的表述，如：

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

文字间毫不避忌地勾勒出勃起时男性生殖器的形态，并极尽渲染其视觉震慑感，实质是在构造一种心理崇拜。特别的是，这种崇拜其实是自指的，亦即“我”欣赏“我”自己的性器，并为此感到自豪和满足。这种心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与男性稍显不同：

她让我再干那件事，别戴那劳什子。她要给我生一窝小崽子……

风从衣服下面吹进来，吹过她的性敏感带，那时她感到的性欲，就如风一样捉摸不定。它放散开，就如山野的风。

在《黄金时代》的“性力崇拜”上，男女快感对象的不同取决于固有的生理差异——男性阳具较女性阴部在视觉感官上更为突出，因此男性倾向于一种“器物式”的性力崇拜；女性相较男性有着更长的性高潮时间，还有男性永远无法匹敌的优势，即旺盛的生育力这一隐喻，因此女性倾向于马斯洛所言“高峰体验”式的性力崇拜。这些自指的性力崇拜，都是一种广义的自恋情结，意在凸显性欲本身的美学属性，并对那种抗拒性欲的压抑性秩序施行一种“伟大的拒绝”。随着压抑与桎梏被推倒之后，性欲得以在广阔的生理与情感空间高歌驰骋。

而在《黄金时代》中，和高亢的性激情产生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萎靡着的性。小说《似水流年》里，不惑之年的王二失去了“黄金时代”时勃发的性欲：

我却惶惶不可终日，对什么都失去了兴趣，成天想的是要和线条搞婚外恋。更具体地说，是想和她干，当然，也不想干太多，……一周一次犹豫，二次勉强。

同样在《三十而立》中，作者想象中高官厚禄却寿终正寝的老王二“就如深山中的枯木，阴毛蓬蓬，没几根黑的，那活儿像根软软的面条，……老了怎么缩得这么短？……只有尿道发热，一滴液体流出来。”而《黄金时代》中人老珠黄的陈清扬也显现出女性“性力”衰退的迹象：

中间退出来一次，只见小和尚上血迹斑斑。她说，年纪大了，里面有点薄，你别那么使劲。

王小波非常有意地把衰老与性功能、性欲的退减并置。从高亢的性到萎靡的性，在“勃起”与“阳痿”之间，《黄金时代》构筑了“性力=生命力”的文本逻辑。这便将“性”叙事引至更宏大的“生命叙事”之中。对性力的崇拜也是对自身旺盛生命力的崇拜，当“我”欣赏自己的性器与性欲之时，“我”也正在欣赏“我”勃发的生命力与“我”的存在本身，就像《黄金时代》所言：“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而《黄金时代》之所以能够将性欲摆放到与生命力、与存在本身同等重要的地位，背后的助力实质上正是有意的审美活动。唯有意识到性欲中重要且基本的美学属性，才有可能完整地体会到生命力的美感，而希腊神话中那种勃发的、冲动而真实的“酒神精神”，在“性”和“生命力”之中，其实是等同的。

至此，《黄金时代》中“生命叙事”的逻辑就已然一目了然了。叙事之中的肉体与性，就是生命力最好的象征，虽暂时但无可替代。它本身就是一种身体政治，赞美生命之勃发和自由发展的美学属性，而将矛头直指生命衰老与欲望退减，它们有可能是无可奈何的生命现象，也有可能是在对人的奴役、压抑与压迫中被迫发生的。这身体政治所隐喻的思想，一言以蔽之，便是对生命力美感无上的追求。

“他者”的解构与大写的“人”：《黄金时代》的还原叙事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指出，希腊神话中出现的俄耳浦斯与那喀索斯形象，是意欲否定希腊神话秩序并揭示出一种新原则下支配的现实。而在《黄金时代》带有鲜明“那喀索斯”意味的“性叙事”文本逻辑里，这种“伟大的拒绝”也一并暗示着其推翻了一个庞大的外界客体，同时建立起一套新的原则与体系来。如果说，《黄金时代》的“生命叙事”是一套“个人化”的超越性原则，也即从那种抗拒性欲的压抑性秩序下找到能够代表自身价值与意义的事物（性力），进而生发对生命、对存在的热爱与鉴赏，与他人无关（或者说只与做爱的两人有关），那么埋藏于文本中的第二种叙事——“还原叙事”则展现了性与他者更密切的联系，这些他者既有旁观的他人、社会政治的观念枷锁，还有更为广阔的自然空间。后者中的“性”帮助建立了在“伟大的拒绝”之后仅凭单独的“生命叙事”无法实现的新体系——具体而言，它起到的作用是解构上述这些“他者”之中蕴含的观念体系，将人放归到更本质的属性中去。这种“还原”不仅是《黄金时代》中的人物与他者间的相互作用，其实也蕴含作者王小波对读者的一种含蓄表态。

在《黄金时代》中极为频繁出现的“性”意象，曾经将王小波及其著作引入十分尴尬的境地。李银河对这些性描写的评价是“既不同于劳伦斯把性写成美，也不同于《金瓶梅》把性写成丑，以警世劝善为目的。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这显然有偏袒与溢美之意。她所言“如生命本身，健康、干净”的性只属于《黄金时代》中的第一类“生命叙事”，而对于那些没那么“精雕细琢”“余音绕梁”的性，如同《革命时期的爱情》中以性器为名的人物“毡巴”“X海鹰”，还有《黄金时代》里放肆的生殖器脏话如“都怪鸡巴勒农！他老坐在坝上，把坝坐鸡巴倒了！”“XXX（军代表名），操你妈”，又如何能称得上干净甚至恬淡？这些在文本中高密度出现且无意营造出“美的意境”的性用语，本质正是在完成一种“还原叙事”，而对于大部分较保守的读者而言，《黄金时代》中甚至所有的性描写都符合“还原叙事”的逻辑，因为如此直笔写“性”，已经足以震慑、颠覆这些读者心中有关“性”的道德观念。

在小说《黄金时代》中，对陈清扬面对性器的耻感与厌恶曾有多处描写：

我居然在她面前亮出了丑恶的男性生殖器，丝毫不感到惭愧。那玩意也不感到惭愧，直挺挺地从她两腿之间插了进来。因为女孩子身上有这么个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这简直没有道理。

自从她当众暴露了她是破鞋，我是她的野汉子后，再没人说她是破鞋，更没人在她面前提到王二（除了罗小四）。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

后来，陈清扬将自己和王二的“作案”（偷情）经历写成交代材料上交党组织，当权者的反应亦耐人寻味：

这篇材料交上去，团长拿起来就看。看完了面红耳赤，就像你的小和尚。后来见过她这篇材料的人，一个个都面红耳赤，好像小和尚。

不难发现，主人公将赤裸裸的“性”毫不加遮掩地抛诸他人，本身便可以解构他人自带的各种或“崇高”或“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念。对陈清扬而言，王二生殖器不讲道理的插入虽然是恬不知耻、令人“怒从心起”的，但这却将陈清扬从荒谬的“破鞋指控”中彻底拯救了出来，是对低劣猥琐却道貌岸然的社会观念的一次完胜（陈清扬自己的性观念也得以转型和解脱）；军代表和团长尽管是意识形态与强权的象征，在面对直笔写下的、真实的“性”，仍不免欲奉还迎地“立刻抢来”，然后不自觉地“面红耳赤”。任何崇高的道德与政治话语在面对“不知耻”的性时，都不免被这直白而原始的意义所羞辱、所解构，于是“大家对这种明火执仗的破鞋行径是如此的害怕，以致连说都不敢啦”，而人保组最终也无可奈何将“我俩”放走。

同样，作者王小波也试图用“性”的原始刺激，令读者领会到这层解构关系。《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象征豆腐厂“政治标杆”的团支书竟是以女性生殖器为姓，而《三十而立》中身为“伟大的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界的巨星”王二去世时，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为他带来的尊严亦不过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无论是“X海鹰”还是直肠，这些在书中人物中未掀起剧情波澜的“性”意象却会对读者产生莫大的心理刺激。王小波呈现给读者的是那份“直笔写下的似水流年”，是知青岁月隐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崇高的政治牌坊背后却实质上“明火执仗”的性，是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真实的虚伪性，这样的“骗局”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在读者身处的后极权时代都无处不在，王小波这些满带“性欲”的文字正是为唤醒读者对这些他者——即复杂且不必要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观念结构——的反省与解构。

除“革命年代”与其附属的众多社会政治实体以外，《黄金时代》中另一不容忽视的庞大客体是自然界。面向自然，作者在描写“性”时的情感倾向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一转变暗示着自然界绝非“性叙事”中平凡而琐碎的客体，而很可能是“性”发挥解构与还原作用的终点。在自然中，一个理想的、“大写的”人最终屹立于文本之中。

《黄金时代》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性交大多发生于自然之中，如：

陈清扬骑在我身上，一起一落，她背后的天上是白茫茫的雾气。这时好像不那么冷了，四下里传来牛铃声。……一个庞然大物骤然出现在我们身边，耳边的刚毛上挂着水珠。那是一条白水牛，它侧过头来，用一只眼睛看我们。

以及：

我和陈清扬在蓝黏土上，闭上眼睛，好像两只海豚在海里游动。天黑下来，阳光逐渐红下去。天边起了一片云，惨白惨白，翻着无数死鱼肚皮，瞪起无数死鱼眼睛。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天地间充满了悲惨的气氛。

在这些性描写中，“性”的隐喻被进一步推进，借“自然”指向人之“天性”。在陈清扬做爱时跟水牛四目相对的瞬间，荒野中的一对情侣与朦胧之中的自然界和自然生物相映成趣，这一幕显得如此荒谬而尴尬，却又如此合情合理——人无非动物之一种，天性如一，甚至会在比较下显得不足以至自卑：

四下空无一人，忽然他那话儿无端勃起，来得十分强烈，这叫他惊恐万分。他解开衣服，只见那家伙红得像熟透的大虾，摸上去烫手，没法解释为什么，他也没想到女人。水气蒸蒸，这里有一个原­始的欲望，早在男女之先。忽然一阵笑声打破了大师的惶惑——一对土人男女骑在壮硕的水牛上经­过。人家赤身裸体，搂在一起，看大师的窘状。

这里性景与自然之景的重叠，绝非如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那样，用自然这一“生命活力的源泉”来烘托、激荡性欲，而是以自然为镜鉴，用完美的、旺盛的自然投射出不完美的、寂寞的、虚伪的人。“性”通过自然之景彻底洗去人的那些无谓且虚伪的各种“崇高”与“建构”。借此，人得以重新同自然融为一体，“溶化到天地中去”，如此方洗脱出一个立于天地之间、以壮阔的大自然为背景呈现出来的大写的“人”。这便是《黄金时代》“还原叙事”下用身体逻辑/性逻辑将人从社会关系与政治观念系统中归还于自然天地、归于“本能天性”的思想。

从性欲到爱欲：《黄金时代》的虐恋叙事

马尔库塞曾如此解释弗洛伊德关于“性”的理论：“（他）没有把爱欲等同于性欲，而是将性欲看做爱欲向温柔和爱慕的自我升华，……并不认为人的解放就是人的性欲的毫无限制的满足。” 《黄金时代》“性”叙事的终点是“爱”，更准确地说，是“身体爱欲”，无论是在“性”中重拾自身“生命力美感”还是洗脱成为“大写的人”，都是为了挣脱“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的那种无边的寂寞与孤独，去寻觅使“自我”得到升华的“爱”。

但也正如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自序》中说的，“（性爱）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假如没有北这个方向的话，我就只好向南走，越过南极和北极，行程四万余公里到达那里。”在《黄金时代》中，读者很难看到作为“常态”的爱欲——无论是陈清扬莫名其妙与王二敦起了“伟大友谊”，还是线条发了疯似的爱上被批斗得死去活来的“龟头血肿”先生，又或是对“我”进行思想教育的X海鹰竟与“我”开始了“SM（sadomasochism）游戏”并身居受虐者身份——这些“变态”的性爱其实都是在虚无与荒谬之上绝佳的黑色幽默与狂欢。而这部分“虐恋”性叙事是王小波“身体政治”思想在《黄金时代》中迈出的最远、也许也是最艰难的一步，因为在此“性”将挣脱出自身蕴含的巨大悖论之中，而被扭曲、摧残的爱浮出水面。

譬如，《黄金时代》对批斗会上众批斗者与被批斗的陈清扬有这样的描写：

就像那些被当场捉了奸的女人一样，被人叫上台去交代那些偷情的细节。等到那些人听到情不能持，丑态百出时，怪叫一声：把她捆起来！就有人冲上台去，用细麻绳把她五花大绑，她就这样站在人前，受尽羞辱。

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她知道是因为她，……

批斗会下的群众是这场性虐游戏中的施虐者，唤起这份性欲的不仅是身为男性见到女性身体部位的生理反应，还有一种能在现实/想象中亵渎理想肉体，或是因为爱而不得而将其毁灭所带来的虚拟快感。而受虐者一方同样在这场虐恋游戏中体验到特别的性快感：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像个礼品盒，正在打开包装，于是她心花怒放，她终于解脱了一切烦恼，……在那张桌上像考拉那样，快感如潮，经常禁不住喊出来。

自认不会“当着任何一个男人面叫出来”的陈清扬在经历了批斗会后性欲却异常高涨，这种反常的性快感显然不仅来源于生理刺激。由于受虐者已经完全解构掉了“批斗会”的政治意味和背后的心理观念，因此他们完全被“虐恋叙事”所支配，为这种充满仪式感与性意味的活动所刺激，这正如施虐者面对颈圈、捆绑与紧身衣这种具有性虐暗示的“器物”，同样也性欲高涨。仪式感与器物暗示象征着“性交”行为与“性欲”心理的进一步分离。

对愚昧而热情的“革命群众”而言，他们的性欲是在革命叙事下长久压抑的天性借由政治活动的爆发性释放。在极权社会中，性欲往往被系统性地压制，无处释放的燥热被转嫁至疯狂的政治运动中；而进行着“荡妇羞辱”的群众们高涨的性欲，其实是压抑的性本能与后天疯狂的政治热情二者的叠加。对陈清扬与“我”而言，尽管已经接受了“观念解构”的洗礼，但“虐恋”之中仍埋藏着最深层的权力关系——对受虐的迷恋，不过是性感化了的统治和服从关系。在此我们甚至可以断言，性已不再是性，而成为了一种工具，一项引物，它从“性叙事”之中抽离而出，只用于调动起人性最深处的渴望——也许就是阴暗的权力迷恋。

在上述的讨论中，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游戏”似乎陷入了一种行为怪圈——如果说对于麻木不仁的群众而言，BDSM之类的性爱范式不过是为他们压抑许久的性需求添油加醋，那么对王二和陈清扬而言，他们为彼此践行“伟大友谊”的性爱誓言却有更深刻的意义——为了抵御压抑性的权力秩序和荒谬的观念体系。但是只为追求快感的“性”发展到最后，为了不流于过度纵欲之后的困乏无味，往往会自然地走向更为“刺激”的变态性爱。最荒谬的地方在于，这些引起实践双方性愉悦最大化的行为，其致兴原理却是创造并模拟实践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虐恋之中，不仅痛苦成为了快感，令“我”和陈清扬唯恐避之不及的权力也竟成为BDSM行为的核心要素。权力成为无法摆脱的梦魇——它不仅是身外之物，也深深扎根于人性深处，“性”与其宣称的一切反抗顿然成为毫无意义的举动，意欲抽脱于权力之外保全个人尊严的梦想也成了镜花水月。

事实上，弗洛伊德也曾对人性下过类似悲观的判断：“人类并不是期望得到爱情的、文雅的、友好的生物……相反，他们是这样一种生物，必须把他们具有的、强有力的攻击性看作是他们的本能天赋的一部分。”在很多时候，温柔和爱慕不再是某种秉性，而成为需要刻意追求、培育的境界。特别是在《黄金时代》中那个需要“行程四万余公里”方能到达性爱的世界中，王二与陈清扬本身不得不采取一种颇为极端的路径——一场性爱的狂欢——来反抗黑色的现状，而这一条路径最终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他们便又不得不去发展培育另一种出路，此刻“爱”便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尽管这意味着更漫长的追求与更大的不确定性。

在《黄金时代》中，“性”与“爱”原本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的：

她让我再干那件事，别戴那劳什子。她要给我生一窝小崽子，过几年就耷拉到这里。同时她揪住乳头往下拉，以示耷拉之状。我觉得耷拉不好看，就说，咱们还是想想办法，别叫它耷拉。所以我还是戴着那劳什子。以后她对这件事就失去了兴趣。

 陈清扬后来和我说，每回和我做爱都深受折磨。在内心深处她很想叫出来，想抱住我狂吻，但是她不乐意。她不想爱别人，任何人都不爱……

王二与陈清扬两人一开始都没有将这段“伟大友谊”正式定义为爱情，可双方（特别是陈清扬所在的女方）又屡次有过直白或含蓄的感情流露。在厌倦了日复一日单调的做爱之后，两人其实或多或少意识到了“从性欲走向爱欲”这一条通路的存在，最终在一次小小的险情中，这样的感情终于得以确认：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其实陈清扬并不是在这一刻才突然爱上王二，在此之前她早已有过无数次心动的瞬间。在她身上，爱欲作为一种情感功能被保存了下来，而假若没有这种对“自我升华”、对“爱”的本能向往，王二与陈清扬很可能不会培育出温柔与爱慕这一境界，而是继续停留在无度性爱的死循环之中将青春与性力消磨殆尽，或是在放归自然本能之后被无尽的孤独寂寞所围困。

经过现实摧残后的爱欲还有多少正常的成分？又及，“爱”是否也可能嬗变成一件害人的凶器？陈清扬与王二的爱欲显然已是被极尽摧残扭曲后的产物，因为他们自身的不合群和身后悲剧性的时代背景注定使他们与正常人的爱情无缘；而爱本身也确实可能是无比残酷的，就“像一件丑恶的刑具”，但陈清扬最终还是决定赴身前去接受摧残，因为那是“死胡同”之外唯一的出路，“我们”的归宿都是残忍又温暖的爱。这便是“性”叙事的终点。

结语：在“权力的毛状形态”下的自处与救赎

福柯在《性经验史》中对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在维多利亚时期，尽管性遭受到了严厉的审查与禁止，可种种管制、审查、勒令忏悔和分类分级等机制实质上却引致了性话语的大量繁殖与衍生；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中，性反而得以大量增殖，并得到了广泛的迷恋。从某种意义上说，《黄金时代》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无异，而我们——书中的人物、作者王小波和所有读者——也都是“另一类维多利亚时期的人”。在《黄金时代》中，“性”作为一种极特殊的介质，用以承载丰厚的身体政治隐喻，这其中既有对生命力美学精神的追求，也有呼吁人们脱下虚伪、拥抱自然天性的呐喊，最后更将性欲引向“爱”来对冲巨大的社会无意识。

其实，《黄金时代》中这些清醒着的人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性”，无非是谋求挣脱出庞大且抽象的权力对人的钳制，从而保全可贵的价值与自尊。从对生命与存在的审美，到抛弃猥琐的道德与政治口号，再到爱一个人，莫不如是。但是在这最后的对冲中，性与权力的复杂交织形态也展露无遗。在社会身体的每一点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权力形式，它们绝不是国家统治机器对每个个体的简单投射，而是盘根错节、具体且不断变化的。若非身处“革命时期”，“我”不会与陈清扬发生不伦恋，线条也不会“稀里糊涂”爱上脑袋像E.T的“龟头血肿”李先生，X海鹰更不会与我发生性关系。“我们”表面上在挣脱无处不在的权力话语，但挣脱行为本身就已经被打上权力深深的烙印。而最终“我们”也确实无法彻底摆脱它，因为对它的“迷恋”印刻在每个人最深处的人性内。像这样复杂的“性-权力”作用被福柯形容为“权力的毛状形态”。

王小波师承着这深邃的洞见，用“性”叙事对权力与禁忌作着黑色幽默的反讽，最后的结果类似于一种“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的形态，“我”那种追求美感、天性和“爱”的努力并不算宣告了胜利，虽然“我”无法战胜人性深处的丑恶，但是“我”成功为自己保住了尊严与价值，实现了自我的救赎。类似地，《黄金时代》的内容虽然极大地局限在了特定的时代，且通篇充斥着惹眼的政治话语，但作者明显凌驾于一切世俗之上，咏唱出了美与生命、自然、爱这些具有超越性的思想。

总而言之，本文对《黄金时代》的性叙事进行了三个面向的拆分，从富有美学意味的“性描写”及背后的生命力崇拜心理出发，到文章更广泛的“性”背后那种去伪存真、将人置于纯粹的自然与天性面前接受审视的思想，再到从“变态”的性描写中多迈一步，走出“性欲”，走向已被扭曲摧残到遍体鳞伤但仍然实在的“爱欲”，最终达成《黄金时代》性描写背后身体政治隐喻的救赎意义。它们其实都是“权力的毛状形态”下复杂作用的产物，或者更本质地说，是“我”与“世界”彼此调解的一个缩影。如果说，“思想是在禁忌规定其范围的无性世界里形成的，思想是无性欲的”，那么，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就是一部带着浓烈性欲的思想之歌。

本文以性心理学、政治哲学理论为背景，主要聚焦于《黄金时代》一本小说集。而事实上王小波创作的时间与题材跨度远非《黄金时代》所能笼括，这其中的“性叙事”又有了多个变种与演进。同时，王小波作为一名“边缘化”的写作人，却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知青文学、性爱文学在题材上有着相当高的重复，这很难理解为一种巧合。与王小波的其他小说作品相比、与同时期浩如烟海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相比，《黄金时代》的性叙事有何独特性，又有何潜移默化下或有意为之的趋同性，这也许需要再作文章另予讨论。也希望本文能为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一个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