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转向与中断的启蒙—— “五四”运动后“启蒙”何以再次失势

引言：一场“失窃”的运动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势浩大的一次政治运动，“五四”运动及其界分在学界素来有着不小的争论。目前能取得较一致认可的观点是，“五四”中至少包含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运动——一是自1915年就已由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发起、在“五四”前后发展到白热化的新文化运动，二是以巴黎和会“二十一条”为导火索的爱国反帝学生运动。然而，在后世的纪念中，“五四”运动的一体两面性却往往被忽视。众多论著要么不加区分地、笼统地歌颂“五四”，更有甚者，出于各种政治因素的考虑，将“五四”运动矮化为一场单纯的爱国主义运动，企图通过对爱国精神、民族主义的弘扬，来取缔“五四”中可贵的启蒙意识。这种弘扬其实是一种遮蔽。

周策纵先生在其论著《五四运动史》中曾痛心地指出：“20 年代中叶以后，两大党团本身也逐渐被少数领导者所控制和操纵，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来解释’五四’运动，以便于夺取政权，支持和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和权威。于是’五四’运动对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的热烈号召，对权威压迫的强烈抗议精神，就逐步给掩盖抹杀了。”在轰轰烈烈的学潮中，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纷纷在后“五四”思想场域内粉墨登场。但潮起潮落之间，历史却仿佛转了一个调，最后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潮头，毋宁说是铺天盖地的军事斗争迅速取代了思想争鸣，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未来恒久的主旋律。而接受列宁主义的、具备钢铁般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最终在与国内外反动势力残酷的军事较量中获胜。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五四”后的中国似乎彻底倒向马列主义、彻底战胜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了。毛泽东也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讲到：“孙中山死去二十四年了，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然而，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中国思想史论》中点出的，“这场战争经过千辛万苦胜利了，而作为这些战争的好些领导者、参加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在现实中为这场战争所征服。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伸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在后“五四”复杂的现实斗争中，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等政治精神，连同青年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建立的启蒙意识，作为“五四”运动来之不易的果实，却被贸然“窃取”了，无怪乎李泽厚会对“五四”运动作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论断。

本文旨在点出，“五四”运动中这些“失窃”了的启蒙意识与信念，它们是何以消隐于更宏大的语境中的，这里头的原因不止有李泽厚先生指出的“救亡”的迫切需要，还有作为被打倒对象的“传统”对革命者一种复杂的反作用，更涉及某种革命的“政治哲学”，后者揭示了这场巨大的思想冲撞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滑向最激进的“人民战争”革命形式。而回顾“五四”运动前后思想流变的来龙去脉，也有助于我们在今天重新找回那些“失窃”了的启蒙精神。

士大夫传统与民族自尊：爱国主义的一体两面

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被视为西方采用“自然权利”这一政治哲学概念最重要的近代政治文献。其中说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新文化运动早期的若干提倡大多为先进知识分子“西学东渐”照搬得来，其内涵与《独立宣言》别无二致：“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真正促成这场文化启蒙出现嬗变的决定性因素有二：一是传统儒家文化基因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渗透与浸润，二是帝国主义侵略对民族自尊的强烈外部刺激。此二者反映为爱国主义的一体两面，它们共同造就了中国这个拥有特殊的集体主义政治文化氛围的大国在饱受外侮的历史时期对待“启蒙”的独特态度。

回顾新文化运动，其口号与目的大多都不是单纯的。在这场运动中，矛头虽然直指向“传统文化”，大加挞伐孔孟儒学、道德诫训和文言文等，并倡导在文化上的全盘西化，但是从很早开始，这些对文化的“颠覆”或“启蒙”就暗含着政治因素与目标。对“新文化”的鼓吹与传播，目的实际在于改良国民、改造社会，在于一改中国过去羸弱的体质与国际地位，以追求国家的富强。譬如：“……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

这样的出发点不仅在横向比较下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那种争取个人“天赋权利”、强调民意至上、民权觉醒的自觉意识颇为不同，从纵向观察，更是没有跳出自古以来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救亡意识和忧患情怀。可以这样说，“五四”中的启蒙精神，其实暗中浸润了浓烈的儒家济世情结，这种“士大夫”式的民族情怀使得“启蒙”回归功利主义的范畴之中，而作为工具而非目的的“启蒙”失去“个人主义”的思想内核后，变得更易被其它叙事所取代，也自然更难在中国立住脚跟。

这也就一并解释了为何许多“五四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会如此“轻易”地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转而接受俄国“十月革命”斗争路线。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这些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物均是成长于晚清帝国行将颓圮之际，虽难言耳濡目染，但不可避免一定会受到封建礼教与儒家思想或多或少的影响，这样的成长环境与自由主义西方那种浓厚的基督教氛围是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之异同，在他们仅仅是工具性的差异，而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无论是先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最后由“马克思主义”占领他们，这些思想斗争也是在实践理性的范畴之下展开的。缺少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坚定信念，却有着热忱的“忧国忧民”之心，这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思想谱系鲜明的特征。

当这种启发自儒家“士大夫情结”的、对国事民瘼与民族前途未来的热切注视，遇上强烈刺激民族情绪的外部性事件时，便不可避免地碰撞出热烈的火花。巴黎和会“二十一条”公布后，遂在青年之间引起强烈反弹，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升温。如学生代表罗家伦，便起草“五四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写下“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样激昂慷慨的文字，借助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报刊，这些救亡口号连同着热气腾腾的爱国主义情绪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利，有两方面重大影响。一是使青年学生更加坚定了救亡图存、改造中国社会的入世心态与士大夫情结，二是加剧了国人对西方列强的敌视，也一并怀疑起了自由主义纲领。就像毛泽东概括的一样，“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要想救亡，不仅信不过西方的《凡尔赛条约》，也信不过列强对人权、自由、平等的“虚伪”声张，中国需要寻求更激进、更彻底的社会改革方案。在这种信念下，对个体尊严、个人天赋权利的注视和尊重，便更难像国家独立富强、人民吃饱穿暖，不受外国侵略者的欺压侮辱这些目标那样得到像他们一样的“新青年”们如此热切的关注。反而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下，俄国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指引下推翻封建王朝、抵御帝国主义侵略，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对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极大的共情力与诱惑性。马克思主义原理不仅深刻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的巨大裂缝，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凶残与邪恶，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强烈的情绪共鸣，还提供了一套更完满、更先进的社会图景——共产主义，这也恰好与儒家“大同社会”的构想暗合。

于是，在救亡图存的报国信念与抵御外侮的民族主义之火共同作用下，激进的列宁式革命似乎成为了社会唯一的解药，不仅那些文学问题、人生观、个人理想、妇女问题等等被无暇顾及而搁置一旁，而带有启蒙意味的自由主义信条更是随时有可能连并着破旧、腐朽、面目可憎的资本主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左倾的社会与托克维尔悖论：大革命的政治哲学

在“五四”运动中，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青年知识分子改造国家、救亡图存的强烈爱国主义情绪成为了这场社会大思潮的导火索。重新审视“五四”，会发现它其实是一场未竟的启蒙，其本意原是通过自由出版讨论与和平非暴力的游行沟通实现社会改良的目的，而社会改良也将以洗涤开化国人心智、乃至和平改变顶层设计的途径进行。然而这一场声势浩大的启蒙最终却未能完成其使命，还差点被扫入历史的故纸堆，在“五四”后的十余年，大量知识分子亦纷纷左倾，左派共产党最终成功夺权，建立起了激进且与自由主义启蒙价值势不两立的社会模式。

回顾西方启蒙运动的历史，在诞生了众多启蒙思想家的法国，基于自由主义和其他启蒙思想的社会变革最终流于激进，在法国大革命中无数军事独裁者也借机以“民主党派”的旗号粉墨登场，给法国社会造成不亚于君主制的巨大苦难，而那些光鲜响亮的启蒙口号却仿佛雁过无痕。对照“五四”后的中国，不同的国情和时代背景下却有着类似的路径模式；将视野拉远，到十九世纪末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黄河北岸农村，到1965年文革爆发前的北京，都能发现这些历史事件的惊人共性。除去“五四”运动自身背后那些可能推波助澜的因素（如特殊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国际形势），在后“五四”启蒙衰败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它暗含一个更深刻的隐喻——每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最终似乎很难不流向其最偏激的路径，群众运动总有天然的左倾倾向，觉醒而不满于现状的人民要求彻底性的变革，这往往将引致全面性的军事对抗。接着在血雨腥风中，大肆集权和令行禁止反而成为了第一性的原则，社会变革的目标与政策无人问津，反倒是那些本应被打倒的、最肮脏丑陋的社会存在得以招摇过市。

这或许便是某种有关大革命的“政治哲学”。在如“五四”这样的社会运动中，一方面大量涌入论争场域的“乌合之众”聚集一团，的确有可能引发明显的群体极化现象和普遍性的躁动；另一方面，作为清醒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又的的确确发生了大面积的左倾。“五四”之后那些要求“打土豪分田地”、要求取缔国家、消灭阶级和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不仅仅是“嚷嚷着要奶吃”的流民无赖，还有一大群社会精英分子，这群人后来一同前往延安建立根据地，并成为掌权新中国的第一批领导人。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发起的启蒙活动，因此主要讨论针对知识分子左倾这一社会意识，而并非“乌合之众”促成的社会无意识。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曾提出过两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其一，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旨在消灭中世纪的残余制度，但它没有发生在当时中世纪苛政最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比如说德国)，而是发生在中世纪苛政早已减轻了的法国；其二，大革命没有发生在法国经济情况比较糟糕的18世纪前半期，而是发生在经济比较活跃的18世纪后半期，因而是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两点观察被后人总结为“托克维尔悖论”（Tocqueville Paradox）。其合理的解释是被压迫者某种心理效应的作用——改革或是繁荣提高了人民对执政的合理期望值，而政府执政能力的持续下降与忽然拔高的执政成本之间形成了巨大落差，便会导致政局的崩塌。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对社会积弊的体察是随改革深入而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体察越是深刻，便越是坚信中国时局之积重难返，非彻底性的变革不可挽救民族于危亡。对于像自由派文化领袖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和点滴改良的方案，性急的青年通常难以接受，而那些尝试以“实业救国”“卫生救国”“科学救国”的曲线救国方案更是显得有些“一万年太久”，形势比人强，必须只争朝夕。这便是为何辛亥以来许多有一定收效的改革却仍然如多米诺骨牌般引致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涟漪，而最终不得不走向彻底革命的道路。

当“五四”这样一场社会运动演变成激烈的革命后，旧势力的反扑与帝国主义的围剿只会更加凶残，军事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军事化本身又要求钢铁的纪律和统一的意志，这种军事集权恰好与作为社会政治光谱极左端的列宁主义里以民主集中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纲（乃至斯大林执政后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斯大林模式”）相互契合，最终左派思潮成功嫁接上军事化状态的政党。而等到中共建政后封建主义残孽再对“马克思主义”舶来品进行着无孔不入的渗透，启蒙意识再也无所立足。

结语：“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

毛泽东对“五四”后中国的走向有这样的判断：“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回顾近代以来的维新、变法、学运以至革命，莫不是启发自西方启蒙新思想，以改造中国社会，谋国家富强人民温饱为旨，可是最后却像兜了一个大圈——建国以来，“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作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思想革命”太早、太轻易地被士大夫主义和民族主义所裹挟、所诱惑，虽然它们绝非洪水猛兽，但一俟其成为了思想启蒙的第一性原理和第一推动力，那么“启蒙”便很容易发生变质和走样，成为别有用心的工具。于是“五四”后的中国便很难不陷入“革命”的哲学困境，在社会内忧外患、剧烈动荡的局面下迅速左倾，建立起激进政权。

等到文革以后，“人的发现”“人的觉醒”的呐喊又声震一时，这些“主体性”的召唤和对启蒙、科学与民主、人权的要求又一次被搬出来，与当年“五四”的口号又是那样的雷同。毛泽东所言唯一的道路，虽然的确是中国社会发展史某种必然的规律，但长远观之其并未能很好地实现最初的旨意，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颇有裨益、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启蒙精神被抛下了，这一后果最终酿成了许多深重的苦难。

直至今日，那条被毛断言“不存在”的第三条道路仍时不时勾起我们无尽的遐想。假使“五四”中的人本主义、启蒙意识能在中国浸润得更深透一些，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否不会那么容易被集体主义、平均主义、“定于一尊”的左派狂潮所席卷？接下来那些耳熟能详的巨大悲剧是否就不会在中国发生？应该认识到，历史的路径有其背后的必然性，“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发展根本上还是有太多不完善、落后的面貌，因此在遭遇新思想强烈的对冲时，很难不引致局面的全面失衡。古语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今天，在中国现代化的洪流促使某些人喊出“超越五四”“走出五四”的口号之前，我们或许应该先重新审视那些因历史的巨大转向而夭折了的“五四”启蒙精神，重新汲取其中必要的养分，而这也是认识“五四”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