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自己的道德体系，我们必须思考真相
在 2024 年国际妇女节前夕，我重读了去年为此写的文章。面对那些愤怒和悲伤，像是重新被旧日的鬼魂附身。但也有陌生。仅仅一年，世界变化如此之快，我也是。
如今的差别是，我好像不再那么愤怒了，眼前的我活下来了，并且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女人能够活下来，也是一种女权主义。
我知道距离上一个国际妇女节之间，仍然有很多值得愤怒的事，比如我在写这篇文章时，龙湖重庆北城天街商场为妇女节策划的粉色标语被举报撤除了，甚至没能迎来妇女节。
我已经不用再举例，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生存与生活，是多么的宛如鬼打墙——而科学上解释了，“鬼打墙”是一种运动幻觉。我是不是可以误用一下，进而提出我的问题：是什么运动的幻觉。是女性的运动，是女权的运动吗。
我想起讲过很多次的那个故事，在一次大学课堂上，女老师看了一眼台下刚刚从手机屏幕中抬起头来的女学生，缓缓说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就在大学的课堂上，一个女老师给女学生上课，这样的场景距离它初次发生时还不算太远。也许只过去了一百多年。
说实话后半句我已经记不清了，或许是我自己补充的。但不妨试着进入这个叙事，想想全人类的历史，这一百年放在其中显得多么微不足道，让人一想起来就忍不住叹息。
于是今天对于女性的所有批评和抑制，尤其是她们在艺术领域的成就（从事功能性、实用性工作的女性反而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贬损她们受到教育后朝着精神进发的所有探索，显得多么苍白，乏味。世间男女，就连起点都不在一个体系内，最终到达的时候却要套用长久以来父权建立的评价系统，这根本是无效的，并且有欺压人的意味。（如果女性也被承认为“人”。）
我最近读到清代的女权活动家何震（何殷震）于 1907 年发表于《天义》杂志的《女子宣布书》，其文就如同她的名字一样震耳发聩，她在文章末尾写道：
要而论之，男女同为人类。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必亦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也。近日中国之女子，欲争此境，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均宜先男子着鞭，勿复落男子之后，而男女之革命，即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成则伸世界惟一之女权，败则同归于尽，永不受制于男。此则区区之见也。知我罪我，非所计矣。
我对这篇文章印象深刻，何殷震写下这篇宣布书时，清朝还未灭亡。我想象从张戎《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延伸出的那些假设，慈禧在当时的举措培养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女权主义者。然而何殷震在 1908 年所提出的问题，一百多年过去了，在今天仍然使女性受困其中。至于她在一百多年前遥想的那个未来，“男女之名词，直可废灭”，在今天却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并且由如何对待“跨性别”的议题中显示出它的苍白来。
我说我不再那么愤怒了，并不代表我不关心，我最迫切的愿望变成了一个女人能否活下来，包括我们关心远方，我认为最主要的也是关心远方的女性生命和自由。它们必定是联合在一起的。当我说女性生命的时候，它包含着活，以及怎样活。
而世界挑衅我们的那些，它确实包含了对女性的蔑视，甚至是仇恨。但我会因此受伤吗？我燃烧起愤怒的烈火，只为了对抗这一点？这样的事，我已经做过太多太多，以致于大部分时候都是精疲力竭的。可以说我是逃避，但我还想保存自己的火焰，它应当在别处燃烧，且不至于让我耗尽。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前夕，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可以写入女性历史的事（如果将来人类历史遭遇鬼打墙，又返回到那个女性始终无声的深渊之中，我们就单独保存那火种，称它为女性历史）。即法国成为首个将中止妊娠写入宪法的国家。我认为它的重要性，有如历史上英国女性首次获得选举权。
于是我的世界就很割裂了，打开微博，人们在讨论龙湖重庆北城天街商场为妇女节策划的粉色标语被举报撤除，打开 Threads，人们在谈论法国将中止妊娠写入宪法。我们活在相通，却并不相等的历史这一页。我也并非有意对比，只是二十一世纪的互联网恰巧连接了我，并准确显示出我的坐标。残酷的，贴心的。
今年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我只能祝福你，世间的姐妹。我相信你让自己活，让身边的朋友活，让远方的朋友活，就是做过最了不起的事了。在别处，我们谈一些愤怒和羞耻，但是在女性的议题上，我们应该自信地走下去。
我自己不再那么愤怒（是的，我也为自己进入不再那样愤怒的阶段而感觉良好），但我也不会劝阻你撤销愤怒，因为我认为它仍然是最有力量的情绪。可是不要忘了，我们不总是面对自己的敌人，面对其背后顽固的历史意志，大部分时候，我们面对的是自己，和所爱之人。而愤怒一旦得不到出口，无法直接换来结果时，也许会烧向我们自己。
如果说历史上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愤怒的力量，然后我们使用它，并一再证明了它。那是不是代表在女性身上同样蕴藏着其他力量，可以被证实和使用。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目的不是要抑制愤怒，如果它拥有锋利的刃，我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刀鞘。因为愤怒，和我们自己待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我今天重读埃莱娜·费兰特在 2016 年接受 Heti 采访的文章，里面谈到了诸如女性创作如何建立起自己的文学传统、如何面对女性被贴上“自恋”的标签、为什么有那么多女作家会贬损我们创造出的“知识分子”女性形象、是否要生孩子，她的回答都让我非常感动。但我也在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当费兰特被问到，你抽烟吗？她的回答是：直到几年前，我还抽很多烟。但我突然就戒烟了。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抽烟时写下的文字总是好过那些你担心抽烟影响健康时写下的文字。但我们要学着做得更好，并不一定要伤害他人和自己。
我想如果我再年轻几岁，肯定不会关注到这个对话，或者有心嘲讽，对“健康”、“自律”等正确的一切感到嗤之以鼻。我恨不得杀害我自己，与秩序同归于尽，来完成绚烂的生。但最后一句话，像母亲，她说我们要学着做得更好，她说我们并不一定要伤害他人和自己。这没有错。我想象那个过去的自己，正迫切想要切除连接母亲脐带的自己，对此也是不屑的。但此刻，我为何主动选择了这个“母亲”——我发生改变也是由于不断遇到这样的女性，我的母亲孕育了我的身体，我的思想却由一些甚至未曾谋面的女性孕育，这不是“母亲”又是什么？这种孕育将我从我们所生活的“男性城市”中解救出来，我意识到应当为“女性服从男性创造的世界的规则”感到愤怒和羞愧。
但费兰特又说了：“不服从的系统实践还是男性价值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所以它事实上无法真正解放我们；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压垮我们，让我们成为男性欲望更严重的受害者，尤其在性领域。我们需要自身的伦理系统，从而能和男性世界强加在我们身上、对我们予取予求的系统相抗衡。我们需要自己的道德体系，我们必须思考真相。”
对我来说，愤怒消解是自我凝视、自我监视的结果，是因为我思考，我写作，我观看过往的愤怒，并觉得它主要伤害了我自己，以及我爱的人，其他人。我也知道有一些女权主义不提倡女性过分自省，这会消耗我们，但如果我选择了文学为方式，那就正如费兰特所说：“我们有权利、也有义务充分地探索自己、消失、穿越令我们痛苦的边界。我还是坚持自我监视——它意味着选择、承担责任，还有挣脱束缚的必要——这么做是为了认识我们自身，而不是迷失自我。”
愤怒也会“带我们去从未踏足的地方，去我们恐惧前往的地方”，但我认为它无法带回这些陌生和恐惧的影像，如果我的目的是要传递和共享，我就必须使用这种“母亲”的力量，我必须做好准备，不断向深处挖掘，并将它们带回。
谈论女性的问题时，我们不总是只盯着“女性”谈论，可以在自己热爱的世界中截取，可以选择以任何东西为方式。如果说去年我谈论的是，世界对我们做了什么，而感到愤怒，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谈，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首先承认女性是受害者，然后呢？我已经意识到，我并不总是有力量愤怒，有时候我也想沉默和旁观，那我就什么都不能做了吗。答案肯定是有，而且还不止一个。但我还不知道，我只能继续探索。
但是原谅我，还不能说出庆祝的话语。我只能以费兰特在 2022 年接受伊朗独立记者希瓦·阿哈万·拉德（Shiva Akhavan Rad）时说的话结尾：“对我们女性真正有用的历史并不是看似胜利进军的那部分，而是那部分能提醒我们过去数个世代的人们经历的痛苦和不公的历史：这样的历史能保证我们能对他们公正以待，不至于沉溺在自己胜利的幻觉之中，而是在胜利之后重新开始，并且警觉地意识到，每一代人，哪怕从先前的世代汲取经验，也会铸下自己的错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不躺倒在胜利的成果上。”
2024 年 3 月 8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