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治到昭和：近代日本的宪政是怎么死掉的（下）

一

上海大学的朱学勤教授有“猫鼠体”一说，指的是世间尽有些“猫养鼠、鼠饲猫”的奇怪政体。如果拿明治时代的日本来说，明治元勋们将寡头政治、有限宪政、财阀资本主义捏在一块，似乎也可以归入“猫鼠体”的范畴。

这种“猫鼠体”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渐进改良，毕竟，在这种政体之下民众有了一定的自由或权利。但是，这种“看得见的”收益遮蔽了“看不见的”的放弃。假如大众政治参与制度化的代价是民众代表（比如说，民间政党）丧失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那么这种制度化就只是单向的驯化而已，“拱卒”就永远只是“拱卒”，永无“将军”之日。

在这样的猫鼠体中，猫与鼠的关系如何，当时的日本统治阶层大致持两种思路。一种路线的代表是大军头山县有朋，他对政党持有相当戒心，全力驱逐之（只准猫吃鼠）。当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于1898年黯然倒台的时候，正是山县有朋亲自上阵担任首相，收复明治政府的城池。

他的对策有策略有经略。策略有硬有软。在硬的一方面，他的弟子与亲信桂太郎道出了他的心声：“对政党必须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如果他们敢于恣意反抗，则解散，再解散，甚至不得已而中止宪法”。在软的一方面，就是力图在政党之中制造分裂，拉一派打一派。收买之、笼络之、抛弃之。

其经略也大致为二，一是制定《文官任用改正令》，建立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杜绝政党人士任意进入官场的门道（要考试、要入学）。其真实意图是用加强官僚机构建设的方式来防范政党势力侵入官僚机构内部。二是在1899年正式确立了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非现役大将或中将不能担任军部大臣。其目的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文官军部大臣，遏制政党势力侵入军事机构。在此之后，军部可以利用陆海军大臣辞职、拒不推荐后继陆海军大臣等方式对内阁施加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说直接掌握了内阁的生死存亡。简单的说，山县的要诀在于把官僚和军队掌握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自然“安定”。不过，山县这种玩法目光显然不够长远。给予军队以独立性，其害非浅。山县在，凭借他的元老威望，还压得住军队。山县不在，谁人制之？

另一种思路的提倡者自然就是伊藤博文公。这位老人家一心想的是将民间政党纳入体制内，用软磨功夫消弭民间政党的批判能量，使之成为明治政体的护城河。所以不惜以元老之尊出来组织政党，使之成为政府党。

同为元老，不相上下，他们俩的思路于是交替在日本政治中得到实践。山县有朋的干将是桂太郎，其基地是官僚、军队和贵族院，而伊藤博文推出来的人选是西园寺公望，身为朝廷贵族，又手握政友会这一建设不足捣蛋有余的力量。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既有冲突，又相互合作，共同维持政局的平稳。从1901年开始，出现了长达十二三年的“桂园时代”，那就是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轮流担任日本首相。这种由官僚和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被称为桂园体制，对此体制，原敬有较深刻的描述：“当今之政界存在进步党、政友会和藩阀三种势力。政友会和进步党均不能独立执政，藩阀也不可能把政进两党置之度外而处理政事。若此三分子中两分子联合的话，则天下之事易亦。故政友会与现当局相互提携的话，就能为国家的前途做出贡献。”

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反复纠缠下，在明治中晚期以后，猫鼠体就成型运转起来。

这种猫鼠体的存在不是没有后果的，在当时，整个日本实际上处于政治精神分裂状态，有所谓“显教”、“密教”的区分。“显教”是所谓国体论，一君万民，天皇被视为日本的象征与政府权力来源，众望所归。“密教”则是寡头、政党、财阀合纵连横，总体上又保持一个立宪政治的姿态。天皇作为立宪君主，统而不治，只是国家机构中的一个部件（而且并不是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部件）。这样，在政治的表象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国家的政治生活之所以会出现“显教”、“密教”这样的两重面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寡头必须借天皇权威以抗衡自由民权（每次议会抗命不愿通过财政预算，寡头就会请来天皇御敕，强令议会降服），又必须以宪政制度来约束天皇，使之相互制衡（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按例是不发言的），而将“有司专制”的现实藏起来。

正是在这种精神分裂状态的两面夹攻之下，就出现了北一辉这种思想怪胎。北一辉，原名北辉次郎，是明治时代后期出现的颠覆性思想人物之一。1906年(这是漫长明治岁月的最后几年了)，他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做《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在这本书中，他首先是把明治维新立宪的部分法律精神当成了全部现实，认为日本已经是一个民主主义的近代公民国家，天皇只是代表全民主权意志的国家机关，然后认为之所以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是因为藩阀寡头偏离了维新的初衷，使资本家、大地主控制了国家，从而造成社会分裂，日本成为阶级国家。他所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进行第二次维新革命，打倒藩阀、财阀、僚阀、党阀，重塑国家体制，在日本建设“纯正社会主义”。

你看，在明治这艘大船底下，影影瞳瞳开始游动着若干影子。在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村，农民承受着严重的赋税、忍受着金融风波，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资金（尽管国家反馈在农村的经费却极少）。尽管他们在维新之后获得了身份上的解放，但仍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全国土地租佃率在1903年就达到了44.5%，地租率极高，达到了50%以上，而且佃农的租佃权也得不到保障。且出现了大量的寄生地主（从农村抽血到城市投资、消费）。对相当部分农民来说，单纯经营农业已经无法谋生，只能迈上出外打工之路。而日本的近代化工业由于国家干预色彩严重，偏重于重化工业，就业容积相对较小，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导致了工厂常以极低廉的价格雇佣工人。1892年，日本棉纱同业联合会竟然如此夸耀：“（日本的低廉工资）较彼（印度）之最低工资更低。”农村贫困化已成现实。

而当时的政党，由于其选举基础是地主（非普选的结果），资金来源是财阀（就要以维持低廉工资为着眼点），见不及此。他们一味认为，这只是个发展问题，用殖产兴业、提高农业产量的方式就能解决。总之，农村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境地之中，而在这个幽暗之处，愤怒和冲动正在暗地里不断滋长。社会在发展，但人们的怨愤却在不断的积累。到了1910年左右（明治末年），部分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分子与无政府主义者合谋，开始计划用暗杀等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甚至出现了刺杀天皇的打算，这就是著名的“大逆事件”。

盛世之下，有多少波澜起伏啊。对于这点，明治天皇自己也似有所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常常叨念：“我如果死了，世上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想死了。”他的近臣则言：“似因民心逐渐涣散，圣上颇为痛心，故遂有厌世之念。”

1912年7月，明治天皇因病去世，皇太子嘉仁继位，年号“大正”。大正年间的风雨就此开始。

二

接下来咱们要探讨的是“大正民主”兴起与失败的根由。大正时期出现了旧日本少有的“自由化、民主化”时期，政党开始组织政府，全民普选，所以这段时期以“大正民主”为名。可是，为什么它没有改变日本的命运，为什么随之而来的是肆无忌惮的政治暗杀、军人主政和全国如痴如狂的陷入战争漩涡？

不过咱们还是先从“大正民主”是怎么出现的开始谈起吧。以前我们说到过明治国家的建立和“自由民权”运动的被驯化。不过，明治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在它建成之日起就有若干缝隙，其中一条缝隙就是藩阀内部的对立。正如政治社会学家们所通常观察到的那样，每一次革命的成功几乎都有赖于原有统治阶层的分裂，这一次也不例外。

长期以来，日本有“长州陆军、萨摩海军”的说法，指的是日本陆军控制在长州藩出身的派系手中，海军则控制在萨摩派系手中。除了由藩阀继承而来的历史上、政治上的恩怨之外，两军还有地位上、战略上和资金上的争夺。

两军关系的恶化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表现的特别明显。日俄战争虽然以日本的胜利告终，但是日本的战争代价也不小，其中之一就是昂贵的财政开支，达到了政府岁入的六倍半之多。日本政府不得不靠内外举债与加税苦苦支撑。原本希望靠俄国的战争赔款弥补亏空，但是和约签定，俄国一分不赔。战后日本又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外贸低靡，国家财政极度紧张。

但是战后，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要求加强军备建设。在陆军，是为了防备俄国的报复，在海军，则是因为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引发的全球军备浪潮影响所至。但是国家财政困难，无法满足双方。僧多粥少的结果，只能是和尚打架。

当时日本主政的两个人，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各有偏向。桂太郎是山县有朋的人，自然偏向陆军。西园寺公望同陆军没有什么瓜葛，从世界大势考虑，比较倾向于海军。

大正的第一年（1911年）秋正好是政友会当政、西园寺为相，在预算拨付方面偏向海军。当时还是桂园体制，即官僚和政党相互谅解、轮流执政的体制。山县有朋系统的人马本来就对政党有顾虑，此时更觉得政党与海军联手打压陆军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于是发动陆军大臣辞职，逼迫西园寺让步。西园寺只能辞职了事。桂太郎继任首相，干脆抛弃以往同政友会的提携关系，开始另组新党“同志会”。这下就彻底得罪了政友会。

海军自然也是不满的。萨摩系的领军人物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碰到桂太郎，当面怒吼：“人们都说你挟持新帝，作威作福！你太不象话了，别干了好吗！”政友会以推举山本权兵卫为新相为条件同萨摩合作，联手反对桂太郎政权。桂太郎准备解散议会进行压制。当时的议会各党派联合起来发动护宪运动，动员群众起来抗议。老百姓在战后由于税收沉重，生活举步维艰，早已对现状有极大不满。民间对藩阀的怨气也非一日之寒了。群众由游行开始发展成暴动，东京、大阪、广岛、京都等地都爆发了严重骚乱，牵涉的人数以万计。

在面对下层压力，而在藩阀内部又发生分裂的情况下，桂太郎辞职让贤，山本权兵卫出任新相。为了巩固胜利，山本内阁有两个动作，一是修改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开辟军外人员担任军部大臣的渠道，二是修改文官任用制度。前者是为了削弱军部的势力，后者是为了扩宽政党掌控官僚队伍的能力。这两者都是对以军队和官僚为基础的山县系进行的打击。

对山本当政这个事实，山县有朋一方面表示：“这好哇，轮班也该他了。”一方面暗中动作。结果山本只干了一年，就因为海军爆发了“西门子”丑闻（海军内部在购买德国军舰时发生的收受贿赂事件）只能辞职。

山县有朋出来收场，他的应对时局之策也有二。一是强调藩阀团结。他找来各方的元勋，说道：“今日的形势确实很难。而事已至此的原因，当然是前年末与去年初的政变所造成的社会人心惑乱与所谓民主主义新思潮在全国蔓延，但其最近原因则在于萨长的不和......因此，今天的当务之急。在于我们这些仍然活着的萨长老人要肝胆相照，为君国和衷共济，使后辈反省而矜式之。”这是在拿藩阀里的老人来压制新人，劝说大家不要搞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二呢，鉴于藩阀的形象太坏，就需要找人出来顶缸。山县使出老伎俩，那就是在民党内部制造分裂。他找到了一向同政友会不合的大偎重信，推荐他来执政，以收驱虎吞狼之效。大偎呢，自1898年宪政党内阁垮台后，一直赋闲在家，办私学，冷眼旁观世事。但此老的功名心不灭，在山县相召再次出山，浑似忘了当初自己是怎么被山县搞下台的。当然，大偎心里也知道，藩阀现在身处困境，要不然不会让政党人士出来执政。他大概以为，自己可以乱中取栗。

大偎重信作为政党活动家，对政党的弱点果然了如指掌。他组织同志会和其他党派联手对抗政友会，一下子夺去了政友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他执政到1916年10月为止。山县派开始觉得大偎有尾大不掉的嫌疑，山县对人说：“他（大偎）在打倒政友会的同时，却使同志会的势力过于强大起来，这等于赶走了一只狼，又引来了一只虎，所以情况依然未变，不仅未能免受毒害，反而使多年来一直渴望政权但又没有经验的政党拥有了过大的势力，以致难保政党的弊端不再加重。”于是反过来找到政友会，希望同政友会结盟，而政友会因为夺位之恨居然也就答应了。

在贵族院的狙击之下，大偎重信内阁旋即垮台，即位者是山县有朋系的寺内正毅。你看，在明治宪政体制的框架下，由于藩阀掌握贵族院、官僚、军队和首相提名权，只要他们内部不分裂，只玩政治，政党是玩不过这帮老人的。当各党成天所思虑的不是如何改善民生，而是如何获得更多的议会席位以获得更多的政治分肥的时候，一是难免被人收买分裂，二是自废根基、丧失民意基础（而这才是它们唯一的力量之源）。当然，藩阀这么折腾了一遍，也认识到，如今之世，藩阀单独执政已经是众矢之的，况且内部也有很多矛盾，对政党还是虚与委蛇的好。

对日本政党来说，幸运的是，随着一战的爆发，日本的经济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出口额增长了2.8倍，整个外贸形势由入超变为了出超。由此，日本一下子由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大战期间的工业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农业人口逐渐向工业人口转变，从1910年到1920年，第一产业人口比重由64.3%减至52.8%。随着这股景气，在城市出现了大批的白领（中产阶级），这批新生的市民阶层开始出现了政治要求，成为了政党一个新的民意基础。

这场战争除了给政党提供新阶级基础之外，还为社会变革提供情感原料：社会怨恨。由于没有社会保护网，在这个王朝资本主义国家，与经济繁荣相伴而生的是物价腾贵(普通工人的工资慢于物价上涨）与社会动荡。到了1918年末，日本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米骚动”，也就是大米短缺或价格腾贵之后的民众暴动，参与者主要是没有在经济繁荣中获益的下层民众。整个米骚动持续了约50天，全国计有369个地方发生过骚乱，总参加人数超过了一百万人。而政府出动镇压的总兵力也超过了十万人次。调查的警察原本怀疑这些骚动是有人策划，但是调查发现，完全出于偶然。这次运动完全是整个社会不安心理、社会失范的体现。

寺内内阁在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倒台了。山县有朋手中的人才已经耗尽。西园寺公望推荐了自己的继承者、政友会的总裁原敬出来收拾残局，山县也只得勉强同意。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原敬于1918年9月29日组成了新一届的内阁。原敬是日本史上第一位既没有贵族背景又没有藩阀势力做后盾的“平民宰相”，而这届内阁除了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为非政党人士之外，其余包括首相在内的阁僚全都隶属于政友会，因此可以说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政党政府。就这样，政党第一次走上了政治前台，“大正民主”开始了。

三

所谓“大正民主”，一般说来，指的是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十三四年间日本有过的一段“自由、民主”时期。当时的英国使节是如此评论日本政坛的新气象的：“以往是官僚操纵政党，现在则是政党主导。”这个评价或许言过其实，但藩阀、官僚、军队在这一时期却的确处于守势。政党人士轮流组阁主政，实现了国民普选，甚至能对军队有所裁减，这都是过去所不能想象的。

这一时期的开创者，是政友会的总裁原敬。这可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普通蕃士出身，既不是“老革命”，也不是“红二代”。他年轻的时候是新闻记者，被当时的外相井上馨看中（也因此与长州阀沾上了香火之情），成为外交官僚，混迹其中十数年。伊藤博文也很欣赏他，延引他担任政友会的干事长。后来伊藤博文将政友会总裁之职传位给西园寺公望，西园寺是贵族出身，为人懒散，党内的大小事务都是原敬在打理。原敬这个人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极具领导才能，为人既坚毅，处事又能临机应变。他有自己的治国理念，目光颇能洞远，又是一位务实型的人物，很有手腕。由于他跟井上馨、伊藤的关系，老革命们——尤其是山县有朋——也没有把他当做外人。

原敬身通三界（官僚、元老、政党），在明治、大正时期可谓是如鱼得水，是藩阀势力与民间力量之间折冲转圜的人物。从思想上来说，他担任驻外使节多年，对世界大势和日本政治的弊病还是能看清楚，但从组织上来说，他又是伊藤系统的人。因此，对明治体制，他不免抱若干同情的理解。

1918年，米价腾涨引发城市居民暴动（此事已在上封信中提到），藩阀人物需要找人出来顶缸，平息民怨，自然就想到了原敬这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日本侠客宫崎滔天在当时评论道：“原君及其政党不能以自己之力量打倒寺内内阁，而以十年如一日之妥协为能事，以熟柿主义（柿子熟了自然掉落）为信条以至今日，乃为人所共知。然有朝一日，此熟柿却由国民之手摇下，而落入原君之口。福自天降，此其事也。”

宫崎大侠这个评价倒是不假。一战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大幅增加，整个日本社会也进入了社会抗争的高发期，人罢工、农民租佃斗争次数节节高升。明治开国已经五十年了，教育普及、传媒发达，相当多的人对官僚控制政权、财阀垄断经济非常不满，人心思变。当时，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方兴未艾，从外部也施加了莫大的刺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共识已不复存在。

对这些老革命来说，封闭僵化固然不可，改旗易帜则心有不甘。让原敬和政友会出来收拾局面，虽说是无可奈何之举，但也能说明在藩阀的心目中，政党已经构成不了根本上的威胁。比方说，山县有朋谈起原敬，曾如此说道：“原和我没有什么意见上的不同，只是原要使政党成为大多数，并说要改造政党，而我反对，分歧仅此一点而已。”原敬也说：“有一个民主的将来，是件可怕的事情。对此我与官僚势力有相同的担忧。所不同之处在于官僚势力想阻断这种潮流，而我是想不让这种潮流发展过快，进行疏导，使之不致引起大乱。”朱兄，你看，这活脱脱不就是若干年前山县与伊藤对话的翻版么。

作为第一个“平民宰相”，原敬深受期待。他也确实奋发有为，在国内加强高等教育、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初步社会福利体制，在外交领域主张与英美协调，强调不要走军国主义扩张之路，而应以经济竞争为主流。在政治上，他也是风生水起——取得了贵族院的稳定支持，更是成功的将政党势力伸展到官僚机构内部。

在当时，原敬已经对军方深具戒心，他对明治体制的这一大漏洞有清醒的认识，在日记中写道：“参谋本部总是强调统帅权……动辄抬出皇室对政界施压，其谬甚也……值此之际，将此弊端一扫而光才是为国家皇室着想之策。”大藏相高桥是清向他进谏，请他废除参谋本部，以绝后患。他以徐徐图之做答。

他是否能做到，已不可而知。1921年11月4日，东京火车站内，黄昏中一闪光，一名十九岁的工人少年手持利刃刺杀了原敬。理由是原敬贪腐（倒也没有说错，原敬本人清廉，但对腐败党员维护有加，政友会政治丑闻不断），要“从恶政中拯救国民”。

我有个研究日本近代史的朋友，有一次对我深叹，原敬被其为之奋斗之人所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说，假如原敬不死，让他把政党政治这么搞下去，说不定日本的政治、社会、经济能从此走上正轨，不至于一路奔向战争悬崖。我摇头对他说：“不成的。凡政治社会鼎革，大约都可以从形、势、术三个层面去把握。形，是长期结构性因素；势，是一时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浪潮；术，则是人们所采用的策略集合。其形赋势，其势涵术。在原敬治下，大正民主虽然风头正健，也不过是有势无形，难以持久。”

有势无形这句话怎么讲？

社会发展的势头我们都看到了，但能容纳、引导这个势头的“形”却不存在啊。

你看，原敬去世之后，自24年加藤高明组阁至32年犬养毅被海军军官刺杀这八年中，虽然政党轮流组阁，看起来花团锦簇，甚至有加藤高明内阁裁减陆军四个师团的壮举。但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却不是政党本身之力。

1922年山县有朋、1924年松方正义去世，西园寺公望成为最后一位元老。按惯例，内阁总理由元老推荐产生，于是各个政党争相奔竟于西园寺的门下，冀希于得其一颦一笑。西园寺公望这个人，在法国留学十年，深受自由主义思想教育，他本身又是朝廷公卿出身，反而比下级蕃士出身的老革命们对天皇制要看的通透。于是在他的手中，才维持了这么一个“宪政常道”。各政党之所以组阁，并不是因为在大选中获胜，反而是因为被西园寺公望挑中，利用政权辅选才能获胜。

说到底，大正、昭和初年的政党，其社会基础相当薄弱。当时的日本政党，本身并没有良好的政治组织，同大众并无多深的联系。其获取选票，靠的是对地方政府的掌握，用政府力量辅选，以及用兴办土木工程的方式来拉拢地方权贵。其财政基础，靠的是财阀的捐献（当然必须有所回报），政友会背后是三井财阀，宪政会（民政党）的背后是三菱财阀。其选民基础，则主要是农村中的中上阶层（所谓名望家），依靠他们的势力来聚拢选票。

为什么政党这么薄弱？就要怪到原敬这些人政党人士头上。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当初原敬等人同藩阀妥协，固然使得藩阀将政权拱手相让，但也使得日本政党从一开始就有急功近利、忽视政党建设的倾向——人性如此，有方便的路走，很少有人会选择荆棘。能够依靠政府政策来扩张党势，何必辛辛苦苦去做大众动员工作。

说起来，在政党的党首中，从自由民权运动以来，只有犬养毅是纯政党人士出身的，其他的人要么是军人，要么是官僚，要么是贵族，同体制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党的干部中，实业界、高级官僚和媒体人士出身者又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是人事上的。在政策上，由于政党的选民基础和财政来源都不是大众，所以在施政上也并不以大众为优先。比方说，其农业政策，其用意并不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而是以城市居民获得廉价粮食为优先考虑，而这又是为了让城市工商阶层能够压低其雇工的工资获得利润（当然也有防止再次出现“米骚动”的考虑）。

这样组织起来的政党，不过是一部选举机器，很难说是民意代表。既然只是选举机器，就不免有钱权交易的事情发生，政党组织本身也难免被金钱所腐蚀。当时，党的干部以其资金背景、筹资能力排班定位。党的议员之间以“干爹”、“干儿子”相称，干爹筹措资金，发给干儿子以壮声势。据说有三十个干儿子，就能够在政府里面当个部长。

由于政党与旧体制靠的如此之近，旧体制下的社会不公，政党也自然难辞其咎、牵扯不清。前面我们讲到原敬刺杀事件，其实那个少年也是受到了一件事的刺激。当时有一个人，自称神州义团团长，跑到一家财阀家中进行暗杀。他要求土地、工厂国有、救济佃农、没收富人财产。为达成这个目的，不惜使用极端手段。少年听闻这件事，十分振奋，决定效仿之，矛头就指向了政党与原敬。这自然是认为政党与财阀是一家的缘故。

以上杂七杂八说了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说，大正民主，可以说是时势造英雄。但这个英雄，不是刘备，却是刘表。如若渔阳鼙鼓动地来，这位英雄恐怕就只能不支遁走。这恰恰是29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四

在任何一个国家，军队都是最危险的政治势力。它手上有枪，这不用说。它的指挥体系紧密、等级森严，这使得它可以轻易动员人力、物力。军人的生活环境又在相当程度与外界隔绝，就引发较强的向心力。它只有唯一的雇主——政府，其生存全仰赖政府拨款，自然而然比其他的职业团体多几分对政治的关心。军队又做的是组织管理的工作，习惯的是“行政”，不习惯的是“政治”。军队里面“通行的是条令，看重的是效率，讲究的是服从，崇尚的是简捷”，从这种文化里面熏陶出来的人，很难理解或同情社会和政治的复杂性。况且，俗话说，手里面有个锤子，看什么都像钉子。

历来压制军人干政的方法不多，除了意识形态灌输、特务监控之外，主要的方法就是“以民制军”（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饮鸩止渴、削弱军队，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比方说，屋大维夺取罗马之后，虽然已是事实上的皇帝，但仍然要在表面上维持共和国的一切形式，无非就是知道自己虽然是靠武力夺取天下，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必须树立政府的合法性，以使内外相制。

明治元老们当初建立政权的时候，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老革命”，军队是他们一手拉扯起来的，所以暂时还不用顾忌军队干政的问题。正相反，他们的思路是“以军制民”。这既包括“统帅权”独立，文官政府实际上无法控制军令、军政，也包括军部大臣现役制，以内阁人事为质。其他的措施也有一些，比如军队的主体从农村子弟中召来，城市“浮滑之徒”被认为不适合从军。再比如组织在乡军人会，该会由退伍军人组成，算是准官方组织，有宣传和监督民间秩序之责。

在一开始，这还没有什么问题。老革命还在，余威尚存。同时为了富国强兵，不得不“文明开化”，宪政法制理念深入城市人心（至少是部分人心），政府的正统性还被大家所认可（尽管不是大家都满意）。所以暂时大家还相安无事。但即使是这样，历届内阁都还是要寻求军队的支持。日本的军费常年占国家财政的比例是英、美的两倍以上，虽然跟整个社会穷兵黩武的风气有关，但也可以看做是内阁对军队的贿赂——买个平安嘛。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老革命一代年寿已尽，相续去世，控制日本军队的弦就断了一根（剩下唯一的元老是西园寺公望，公卿子弟出身，同军队没有什么瓜葛）。

另一根弦的断掉么，还是要从“显教”、“密教”说起。之前已提到过，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处于自相矛盾中。一方面，它要文明开化，所以还要讲讲宪政、法制（虽然残缺不全）。另一方面，它又只把宪政、法制这玩意看做是富国强兵的工具，“天皇主义”路线还是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的。这种精神分裂反应到教育和文化领域，就是说一套做一套——对社会大众的宣传是一套，城市里的工薪阶层和文化人知道的又是另外一套。

一个年轻人，在小、中学读书的时候（在军队里也是一样），接受的教育是天皇是国民之“主”，是国家组织的“原则”，这是国家正统意识形态。要是他祖上有德进了帝国大学，就会发现大学里面教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比方说天皇只是“约定”，实际上天皇专政是行不通的，还是要讲讲人权和制衡。但这是“密教”，只能做不能说。

万一“显教”和“密教”公开起冲突了呢？那国家就尴尬了。所以长期以来，明治的统治阶层都打的是的“食肉毋食马肝，未为不知味”的主意——“不讨论”，推诿了事。

但这只是把问题掩盖住了而已，不代表两者的矛盾不存在。当底层大众对国家、社会现状日益不满的时候，他们就自然而然就转向理想中的救星：天皇（据说天皇是国民的家长，对国民有救护之责），他们利用国家正统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来表达自己的抵抗。对这种呼声，无论是当时的“新左”，还是“极右”都觉得可以利用。

今天我们的科教书讲日本法西斯，说是右翼运动，其实如果认真看一看他们的政见，就会发现有许多是标标准准的左派主张。北一辉这个人，之前也提起过，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理论导师。他一开始是一个标标准准的社会主义者，反法统，反皇权，被归类为反对现有政治体制的思想异议人士。到了中年，就改为提倡“国家社会主义”，觉得整个国家是被资本主义和城市文明所腐蚀，可以利用现有国家权威对日本实施社会主义改造。他在1919年写下了一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主张在经济上限制私有财产，企业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在社会生活方面，保护工人权利（八小时工作制、劳工代表参与企业经营决策、禁止童工、两性平等等），建立社会福利保障体系。要怎样做到这点呢？既然当下政府名实不符，那么大可以利用统治阶级的矛盾，请天皇亲政，来打倒现行专制政府，一展胸中抱负。具体怎样落实政变计划，就要依靠一小批觉醒的军队精英来统率推动。

为什么是军队？因为据说军队是日本唯一没有腐化的政治力量，可资依靠。在当时，日本军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不错，号称反应民意的政党却被看做是保守、腐化的象征。一方面是因为政党被体制化太甚，妥协太多，掌权也太多，以致没有清新的反对派形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军队主体由农民子弟构成，同下层联系较紧密。而且在那个阶级分化、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军队几乎是贫寒人士唯一能靠个人奋斗晋升的地方。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对日本来说，是一个关键事件。日本由于贫富悬殊内需不足，平时非常依赖国际市场。在农村，农民种粮食不挣钱，靠的是养蚕（出口生丝到美国）等副业和农村妇女到城市打工（从事又多是严重依赖外贸的纺织业）才能度日。大萧条一来，国际市场关闭，农产品价格暴跌，近三百万失业农民工也从城市涌回农村。如果以 1926 年的农户收入为基准 100，那么 1931 年时农民各阶层的收入至少减少一半以上。1930年近八成佃农已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北海道、东北地区的农家已经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而当时的政党内阁，在救济农村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

农村的困苦传导到士兵，再通过士兵传导到低级军官身上。而北一辉讨巧的将思想之左与法统之右结合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在这个时候就很得一大批青年军官的欢心，也引发了一些高级军官的野心。他们大致分为两个主要的派别：有以低级军官为主体组成的“皇道派”，希望能通过军事政变来进行国内社会改造，救济平民。有以高级幕僚为主体组成的“统制派”，其目的主要在于让军队掌握国家政权，建立军国体制，对社会改造的兴趣不大。尽管政治目的不同，他们利用民心、军心，以“显教”冲击“密教”的方式是一样的。

而此时，日本的统治阶级实际上非常虚弱，虽然外表上仍然有统治的一切形式，但自信心早已衰退。几个文人、几十个妄想的军官虽然不多，但他们背后的形势却不可小觑。对于北一辉及青年军官运动，他们的态度矛盾。一方面，北一辉法西斯思想明显是对现行秩序的挑战，另一方面却又投鼠忌器。

1931年9月，关东军突然发难，侵占我国东北。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满蒙问题意见书》中自承，关东军这么做除了军事理由之外，还有政治目的，那就是“先驱使国家加速向外迅猛发展，而后在发展途中根据情况断然实行国内改造。”换句话说，利用开战，沸腾团结民心，然后借战争动员之机，扫荡旧有一切政治势力。

面对自己豢养的鹰犬突然显出反噬之像，帝国统治者们实际上手足无措。日本政府当时实际上并没有出兵东北的打算，面对军队的擅自行动，西园寺公望等元老重臣只能事后承认了事。对其中的危险，西园寺是知道的，他对满洲来人恳求道：“此事只能限于满洲呀！如再从满洲跨出一步，就将危及日本的国家基础。”

如果你我在那个时候当上政府高官的话，所作所为恐怕跟西园寺也差不了多少。前年（1930年），爱国主义分子刺杀了滨口雄幸首相，原因是他签订《伦敦海军条约》进行裁军，今年（1931年），三月和十月，陆军幕僚两次计划发动军事政变未遂，明年（1932年），一伙陆军士官生和海军军官突袭首相府邸，刺杀了犬养毅首相。审判之日，据说当时万人空巷，为刺杀者求情。长期积累的社会不公使群众对任何反体制的举动、任何以人民呼声为口号的义举都报以热烈掌声。

犬养毅被杀之后，西园寺原本打算继续推荐政党首领担任内阁大臣，据说宪兵司令官把军刀弄得哐啷哐啷直响，说道：“国家处于这种非常时刻，什么事都会发生。”你看，军队开始直接威胁统治者本身，而西园寺就只好转而推荐海军将领为继任首相，他以后对人言：“政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而陆军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政党么，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连续几任党人首相都被刺杀，市面上多的是号称要尊皇惩奸（所谓的奸，自然就是政党人士）的狂热分子。向市民呼吁支持么，则又不可能。因为市民当初拥护政党，多半是为了表达对藩阀、官僚的恶感，而不是政党真的有什么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意识形态感召力，不过顺风顺水罢了。掌握政权以来，腐化堕落也不是假事，深深让国民失望，在气势上实在撑不下去。可见其侵染政权后衰落到何种程度。

对咄咄逼人的军队，该怎么办？西园寺有一次对来访者谈道：“在欧洲列强，平时军人也有很多工作要干，比如在非洲的深山、印度的偏远地区等，平时也几乎不断发生类似战争的事情；军人一生从事那些军事行动，并在做了很多工作之后，可获得一代功勋。军人活动的舞台和机会并不少……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有时这也并非不是必要的维持治安方策。”在这里，西园寺实际上是在暗示，祸水它引、以邻为壑，以战争消耗军队心力，才能保全体制。

这一招有它的作用。对于“皇道派”青年将校的“国家革新”运动，以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为首的“统制派”幕僚将校觉得太过激进，认为当军部可以通过合法手段掌控政府，用不着大幅度改弦更张，当军队已经取代政党成为决定政局走向的主导势力时，就应承认革命已经成功，恢复军纪保持团结。原来政治体制下的财阀、官阀及元老重臣残余势力，不妨暂时放放，只要建立国防体制，这等障碍自然可以迎刃而解。两派斗争的结果是皇道派全面落败，它在部分程度上所代表的下层呼声被镇压下去，北一辉也被逮捕处死（这是1936年二二六兵变时发生的事情。二二六兵变可以看做是军方的一次内争。可怜那些年轻军官，至死也不知道自己只是棋子而已），从此军方通过合法手段全面掌控国家政局。

但是西园寺公望这一招也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战后近卫文麿有一次面对麦克阿瑟哭诉藩阀和军队其实相互敌对，他们知道万万不能同英美开战。但是面对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军心民气，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能听之任之。明治体制到这里，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当初伊藤博文所建立起来的宪政平衡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军部暴走而无任何制衡可能，整个日本国家开始朝着战争悬崖狂冲过去。

五

现在我们谈起旧日本，就有一种格外惋惜的心情。当年维新志士心未必不诚，意未必不真，全国奋发，去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实在是比我们这边的软脚虾要强的太多。其成就斐然——论政治，在那个帝国主义年代，可以自存；论经济，二战之后四小龙崛起拜全球资本、技术流动之功，又有合适的国际环境，日本在没有这些优越条件的情况下能够靠自己建立一个现代经济体，实在是难能可贵。

 1905年，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大隈重信、松方正义、副岛种臣等老革命及一些学者一起写了一套书《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历数了这五十年来（自1854年开始算起）日本在宪政、外交、军事、财政、法制、教育、工农业、金融、科学、思想与传媒业等诸领域的发展。虽然其目的是为后代留下一份记录，但其实也不无各自夸耀功绩的意思。大隈重信在序论中夸道：“欧美之民，习见乎近代进步之速者，且以日本近时之变革为电骤风驰而不胜惊叹，然则日本之进步真神速矣。此变化之影响近及于东洋邻邦，且远于世界列国。”对英美，大偎满口称赞，说道：“日本于国家危急之际，英美两国推之挽之，其功实大，是日本民族所感谢其铭记不忘也……日本宪政能结美果者，盎格鲁撒克逊人种之政治思想由外启沃也使之然也。” 对未来，大偎更称“日本之政策以不脱离世界之潮流为要旨”，绝不穷兵黩武，扩张领土更非其所图。

应该说，序论中这些言论并非绝然虚伪，还是能代表一部分老革命的心声。如果他们知道，就在四十年后，其亲手所锻造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毁于自己的子弟手中，又该做如何想呢？是子孙不肖呢，还是咎由自取？

我这边有位老麦教授跟我讨论问题，称呼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是，我是。我觉得人们在一开始行动的时候，最初几步选择很关键。因为这最初几步路，往往是在锻造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结构和环境。说是路径依赖也好，说是行动惰性也罢，后来无论怎么打转，往往都只是在这个套子里面转悠。再简化，就是五个字：形势比人强。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朝野制造的就是这么一个形势——“不革命”的形势。

上个学期我在上海大学旁听了朱学勤教授的思想史课程，这位老朱先生一边吐着烟圈荼毒学生，一边说道（大意如下）：旧制度下的革命有三种——大革命、小革命与不革命。大革命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合二为一，法、俄是也；小革命是政治革命，其范例是英美；不革命么，就是德、日，这看起来好像是是一条避免动荡、温文尔雅的“改良”之路。

我很赞同这个判断，明治之路确实是一条“不革命”的道路。同“反革命”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以上层的自我改革以及民间力量的附庸化（而非完全吞没民间）为标志，它的取向是发展取向（而非简单的是政权的自我保存）。

使日本走上这条道路的，是执政者与部分民间精英两造的合力。他们（至少有一部分人）一开始打得是权威主义渐进改造的主意，希望以政府专断权威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等到时机成熟，再还权与民（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不管其最终的目标是否真诚，日本的政治精英确实做到了他们所部分承诺的：在一个强势政府的推动下，社会与经济都有所发展，老百姓在长时间内也享有一个稳定的社会和一定的自由与权利。

这条道路在一开始往往风光无限，但历史告诉我们，似乎到了某一步，整个进程就停滞下来，内部矛盾演化增多，然后就是爆裂。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最终都以战争惨淡收尾，这似乎不是偶然。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是法国的百年板荡，德、日倒是没有大革命，也是近百年的折腾啊。

这个策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我想，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这种“改良”并不是真正的改良，因为它以消解批判为特征。伊藤博文自承说是要以变制变，在民间一方也觉得有必要配合政府维护其权威，政治诉求要“制度化”嘛。

有一种意见把改良与革命、渐进与激进对立起来，认为非此即彼，有此无彼。我对此深深怀疑，我一直觉得，改良要有革命的精神，激进要有渐进的手段。如果硬生生把它们割裂开来，就会出大乱子。拿政治输入“制度化”来说，如果它指的只是官方开个小口子、下面山呼万岁，那只是单方面的驯化而已，也往往只是意味着官方对一小群精英的政治赎买（从而隔断他们与公众之间的联系）。

这种“改良”由于消解了社会的批判意识，是很可怕的。一，它容易使人们沉溺到技术细节中去，忘记了对形、势的考虑；二，由于“改良者”吸纳了部分合理措施，成功地把反对者变成“自己人”，这使得后来的反抗者无法甄别（或无力甄别）其中的差别，往往采取玉石俱焚的攻击手段，从而被人利用；三，这种“改良”没有批评意识的伴随，很难继续深入下去，属于小富即安型，只是暂时把矛盾拖后。

在一场改良运动中，始终存在一个“批判意识/技术解决方案”均衡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史家霍夫斯塔特在评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说：“没有这种持续的反对、抗议和改革，整个美国社会就只能象一片荒芜的丛林——就象它在某些时候曾经是的那样。”在另外一处，他叙述道，“大企业的成长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但即使如此，这一过程也是在迫使它采取守势的舆论气氛中进行的......正是所有那些警告、写作、热情宣传和演说，所有那些反托拉斯宣传，迫使大企业和既得利益集团采取了守势，并创造了一种舆论气氛，使某些改革立法成为可能......如果是在一个没有向大企业权力挑战的普遍要求所影响的社会中，要获得这些改革将困难得多。”简言之，在霍夫斯塔特看来，进步主义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保持了一种批判传统。

这种批判传统在日本的“不革命”中却是没有的，也许这就是进步主义运动成功而维新变法最终失败的根由。

日本宪政史我们讲到这就算是告一段落。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国家失败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一个国家选择了错误的历史道路的时候，所有人都是输家，没有人能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