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一個不斷遺失的宮殿－【崩塌記憶之宮】Che OneJoon《今日亞非》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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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巨大的長方形箱子，似擁有三階的講台般，透過ㄧ字ㄧ句顯眼又粗暴的語句，將一個個珍藏品般的物件拱上台面展示。透過3D列印出分別由北韓、泰國、美國贈送的紀念品雕塑，如祭壇般地擺設方式，展示其不可接近性，以及身負博物館式的紀念價值。3D列印出的雕塑卻不上色為更接近真實紀念品樣貌，或許是刻意凸顯其內涵的空洞與「潔白」的假象。當這些國家彼此贈送的禮品，相互宣示著國家主權、佔有和國家獨有的神話，彷彿此時此地正舉行一場祭祀典禮，而這些祭品如同遺跡般於新的時空重新上演一齣名為「共榮」的戲劇。

兩側的象角和以《毛澤東風範辭典》與《KIM LSUNG WORKS》疊起的迷你非洲銅像，完美地將講台的神聖性不僅提升，也正當化了它成為神壇的合理性。從”Internationalism and Social Progress”,”African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in Asia”—“A new hope”,”Virgin Lands”,”That Great Word-PEACE”—《LENIN》,《A GREAT PERSONALITY 》。層層疊起的宏大神話，在在不言自明地顯示其中的荒謬性。那些無法兌現的承諾，從社會的進步、和平到集權領導者的傳記，一層層的鋪疊出屬於國家民族主義的傳記。

而兩側以近乎完美的對稱性，運用非洲的象角把神壇牢固於此，像是無處可逃、苟延殘喘的聖像，等待不久的將來的肆意拆除。這些潔白的物件在象角與銅像的侷限當中，完全喪失了主體性，只是一昧等待著被不斷地產出、再製、送出、產出、再製、送出。而這弔詭的對稱性，似乎也呈現出亞非之間相似命運的隱喻，亞洲與非洲是否只能在這僵固的神壇中同歡共盡？而面對亞非如此的詭局，藝術家的立足點似乎顯得更為抽離，尚止步於從當代亞洲視角，以上帝般地視角觀看冷戰後的亞非關係，而非直面纏夾不清的「今日亞非」。

在神壇後方牆上，是一張張鮮明亮麗的、近乎是商業攝影的圖像，顯現出國家禮品的遺照模樣，與對面座落於神壇上，出自《Asia and Africa》的種種檔案與文獻相互映照。眾多的檔案與文獻直接地敞開於祭壇上，無情地揭露了神壇與座落於神壇的紀念品的真實樣貌，直接將所有聖像一把扯下。和許多其他當代藝術需要諸多文獻以佐證其正當性、或合理化其繁多的理論不同， Che OneJoon運用這些文獻當作堆疊祭壇的根基，與作品共同形塑一宏偉的神壇，同時最後也變為消除神聖性的關鍵。

透過商業攝影的「彩色」圖像與檔案的對照，不可逃避地流溢出荒唐性，以各式顏色鋪陳出的圖像，彷彿再現著資本主義下瘋狂似地去脈絡的消費文化。以霓虹作為背景的木馬雕像、以彩虹映照出的豹骨裝飾等，曝露了難以躲藏、令人作嘔的消費至上的拜物教社會，我稱為「商品人」的社會。資本主義同時也是導致今日亞非政治關係一重要因素，更可說是罪魁禍首，人與人之間只為了利益而交流，如同國家被禮品的贈送，連同也贈送了出去。

〈Hot n Cold〉

左側的三頻道錄像〈Hot n Cold〉分別呈現了北韓、蘇聯、中國各國領導人見面、握手與慶賀等檔案影像。利用持續不斷的、重複的嘲諷性字句（如”That Great Word-PEACE”, “For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等），各國領導人那近乎腦滿肥腸、令人作嘔的笑容、極權領導者神化自身的雕像和引以為傲的國家珍藏品相互映照，厭惡情緒不禁直線上升。錄像鏗鏘有力的配樂《團結之歌》與《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中的配樂《霍斯特．威塞爾之歌》（Horst-Wessel-Lied）。兩者皆為為國服務之歌，藉由曲式結構簡潔、重複性高、節奏清楚、象徵陽剛特質的樂器奏鳴，搭配著男性低沉的嗓音，在在訴求濃烈的團結、民族主義情緒。

藝術家於此探討蘇聯、中國與北韓間的交雜的位置與身份，但這三者作為「東方」勢力，對於非洲「處女地」的瓜分，是否又再次落入了西方語境的圈套？這肆意瓜分的表象、政治權貴們的笑容，或許也呈現出了們深陷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論述下思想的控制，以及在被掐住的咽喉之中，找出活路的方式－自願地參與這場非洲割據遊戲。在此作品中，並沒有帶出西方論述，反而專注於東方國家之間的利益糾葛。在此情景下，這些象徵國家繁榮、興盛與進步的歌曲，再一次諷刺了這奇妙的交織關係。

Asia and Africa Today?

整個展牆以粉紅、藍與黑覆蓋，相互對照，似乎在映襯出某種滑稽的「共融的」社會，由粉紅和黑所打造而成的詭異的、消費社會的、去脈絡的藍色社會。這共融的表象，實質卻承載著無數個無法達成的、訴諸民族主義的神話…。牆面被全然地覆蓋，也回扣了藝術家對於今日亞非的表象，和永遠無法企及的共融神話的嗤之以鼻。

而 Che OneJoon的作品與致穎（Musquiqui Chihying）的作品有許多相似之處，致穎不僅本身就常關注全球南方當代社會之主體性的研究與探查，且作品《The Lihhting》探討當代智慧型手機中拍攝技術的種族主義，除非「打光」，不然手機鏡頭只能偵測出西方白人以及亞洲人的臉孔，黑人在當代技術統治之下被完全地忽略、《The Culture Center》則有趣地以中國製造紀念幣以宣揚國家意識的方式，探究中國介入非洲國家的關係，刻印中國製造的「非洲紀念幣」。

在兩位藝術家之間，都看見了對於亞洲與非洲之間詭譎關係的關注。不過Che OneJoon更多在於探討北韓、非洲、中國與蘇聯，極權國家間從過去到至今的轉變；而致穎則更在於了解中國、台灣、非洲之間的「不可分裂的」交織關係。雖兩者的作品都座落於亞非關係，作品《今日亞非》卻似乎沒有直面亞洲身份，反而將亞洲放置於隱微之處，迷離地出現在期刊〈今日亞非〉的字句中，著眼於斷裂的非洲位置。但最終都將繞回一原點，即非洲於過去西方國家到今日亞洲國家的位置，都無法逃離其註定被犧牲的異化宿命，一個不斷遺失的宮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