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叔的愛》想起一段同性婚姻故事

台灣在2019年通過同性婚姻法，香港在這方面可謂遠遠落後，但多年來一直總不乏有心人為香港同志平權運動默默努力。同性愛侶Henry和Guy，山長水遠由香港跑到加拿大註冊結婚，並將過程拍攝成紀錄片《異路同途》（Different Path, Same Way.），為的不是成名，而是希望以自己的事例，為同志婚姻走前一小步。

 「曾有人跟我們說實在沒必要這麼做，畢竟我們不是公眾人物，但起碼我們的婚禮對其他同志是很大的鼓勵。」說這話的Guy在加拿大長大，十多年前才回港，他說回到香港有些不適應，感覺有種壓迫感。「加拿大在2005年已經承認同性結婚合法，或許大家已習慣同性婚姻，在那裡你不會覺得同性戀是一個問題，完全沒有負面或被歧視的感覺。我和Henry去加拿大結婚，也是想他感受那邊的自由，當我們在室外拍結婚照時，也有很多途人過來恭喜我們。」反觀香港，雖然社會上的意見很保守，但私底下個人的接受能力卻很高，不過若要他們站出來支持，又不夠膽量。Guy補充道。

另一半Henry是傳媒人，做過報紙和tvb，試過在同志討論區寫小說，後來與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同志電台gayradio，錄製同志節目之餘，也製作過網劇《我和他的99天》。離開gayradio後，他和Guy及紀錄片導演翁志文成立一個名為原色人（Primaco Productions）的組織，首個項目就是紀錄片《異路同途》，Henry說接著會做關於性別的紀錄片比賽及教育性的項目。

居港多年，他說香港社會的容忍度較大，「如果你不說同性婚姻合法，大家就當沒事發生，但抗拒是有的，風氣也比較壓抑，所以近來想就反性傾向歧視立法，便開始有人動員去反對。」他說一個人最重要是人格，性傾向只是一小部分，「幸好很多認識你的人，雖然不知道他是否接受同志，但起碼接受你這個同志朋友。」 

目前香港並不承認同性婚姻和民事結合，即使一對同性情侶在國外合法結婚，在香港也不能享有合併報稅、遺產、探病、社會保險等已婚伴侶享有的權利，那為何還不遠萬里到加拿大結婚？Henry說，最初拍拖時也想過結婚，給對方一個名分，「我覺得婚姻是一個承諾外，也是一個公民權利（儘管香港沒有），讓我以正式的伴侶身份去照顧他。」Guy則覺得人是群體社會，大多數人都想有人照顧，這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同意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同性婚姻，但起碼要有這樣的權利，我是喜歡家庭生活的人，喜歡有人和我分享生活。」

從2011年6月結婚以來，二人的日子過得很開心也很滿足，朋友的反應也很正面，他們也慶幸自己當初做了一個正確決定。他們說單是自己做到同性婚姻這方面不算難，但沒有醫療、保險等這些保障是很不公平的。「法例是可以改的，為何是社會決定我們能否分享這些權利？像加拿大有common-law partner，不論性別同居一年，在醫療上已可保障另一半。很多人其實並非執著於同性婚姻這些字眼，但起碼能承認民事結合，享有基本的權利就已經很足夠——大部份人追求的也是這個。」（相關新聞補充：去年香港高等法院裁定，房屋委員會拒絶一對已婚同性伴侶申請租住公共房屋，屬違憲行為）

他們也知道同性婚姻這條路不好走，所以第一步是希望性傾向歧視條例能立法，讓人知道歧視是不對的，因為條例並非只是保障同志，而是所有性傾向問題。再者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去保障同性伴侶享有應有的權利——儘管路途依然遙遠。

同志抗爭不能溫水煮蛙

梁兆輝是香港電台同志節目《自己人》的主持人，2006年剛開始節目時他曾以為會因投訴過多而被腰斬，沒想到至今已步入15年。說起節目的起源，原來和一部同志電影有關。「當年《斷背山》在奧斯卡拿獎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原來同志電影可以備受認同，也很正面。」恰巧當時港台想做小眾的節目，台長楊吉璽知道他曾在同志電台工作，加上當時他大概是廣播道上惟一出櫃的DJ，於是名正言順成為《自己人》主持人。「說來也是機緣巧合，我的同志身份造就這份工作。」 

雖然當時港台在節目上給他很大的自由度，但畢竟港台的聽眾層面比較廣泛，在內容處理上他還是非常小心翼翼。「這個節目不只是做給同志收聽，更多是希望做給異性戀者收聽的，所以有些內容可能要曲線去討論。」他將《自己人》打造成一個多元性向的文化節目，而不是獵奇的同志節目，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在這個平台上去探討同性戀及性向的問題。

相比起節目初期，他說當年找嘉賓很辛苦，氣氛也不及現時這麼寬鬆，現在甚至有些聽眾主動上來這個節目，不過他最開心的，是有直人在收聽這個節目。「有次搭的士時和司機聊天，50多歲的他竟然懂得COME OUT是什麼意思，這令我大受鼓舞。原來同志這個話題在大眾心中是可以討論的，不是神秘的。」

主持節目多年，梁兆輝和聽眾討論過很多同志話題，當然也包括同志婚姻。他說同志婚姻和同志一樣，是必須爭取、必須被社會承認的，「爭取同志婚姻是全世界平權必定會走的路線，雖然我未必相信婚姻觀念、未必行使這個權利，但不代表我不爭取，日後我會否結婚是由我自己決定，而不是政府、社會去決定。」

他說同志婚姻和異性戀者、宗教團體勢力所說的家庭觀念是相吻合的，並不是每個同志都會選擇結婚，正如有些異性戀者一樣也不相信婚姻制度，當今天家庭、婚姻的制度奔潰、分裂時，更加需要另一些人去支持。「社會對這方面的認知太少，慶幸有人會把他們在外國結婚的過程拍成紀錄片（《異路同途》），這是很重要的聲言。」

他說長久以來同志一直很被視為二等公民，「例如房屋協會旗下的一個資助出售房屋項目綠悠雅苑，同志僅能以單身形式去申請，如果一對相處五十年的同志是無法獲得一起申請的，因為你不是直系親屬，這些都是權利的剝削，再講下去還有稅收、遺產繼承權、保險、探病權等各方面，這些權利的剝削等於說我們是二等公民。假如少了這些權利，可交少些稅，或者公平些，但我們交的稅收是一樣甚至更多，因為沒有夫妻共同報稅。」他說爭取同志婚姻是志在必行的，不是說浪漫的需要或愛的權利，而是因為同志婚姻是附帶者長久以來同志被剝削的權利，是脫離二等公民宿命的重要歷程碑。

「如今爭取同志權益就如溫水煮蛙，以前當社會有很多壓制時，大家覺得要出來發聲，就如當年的石牆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公民抗命，在很壓制、很封閉的社會，人們反而會走出來。現在社會寬鬆了、包容了，年輕的同志一代對性向問題也沒有如前輩般背著包袱，但卻不留意，即使你生活多好，也是二等公民，作為弱勢社群，你未必只是爭取自己的東西。」

他明白同志在出櫃過程中要面對不同的包袱和壓力，但他覺得如果多些人COME OUT，大家才會對同志有立體的看法。「今時今日我能寬鬆地去做一個同志，也要多些前人的出櫃，你有責任去幫助一些沒出櫃的人，如果你能夠走出來，更需要幫助那些不能COME OUT的人去走出那一步，同志婚姻也是如此。」

原文見於2013年《號外》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