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郭良平:东亚社会契约优势渐显
前两天我在一篇文章底下评论说,西方是性恶论,东方是性善论。所以西方是天生怀疑政府,东方不然。今天找一篇联合早报上的学者文章,给我背背书。
作者:郭良平
在全世界控制冠状病毒疫情的努力中,东亚是成效最好的地区之一:行动快,措施有效,死亡率低,而且几乎没有反对抗疫措施的杂音。它也将率先复苏经济。
这不是东亚地区第一次一枝独秀。人们对二战后的“东亚奇迹”耳熟能详:日本、四小龙、四小虎,更有体量庞大、增长最快和时间最长、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的中国大陆。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在这一地区。“东亚奇迹”使得世界经济重心向这个地区转移,也引起学术界对其原因的广泛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包括“发展型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和文化传统带来的优势,也可以归结为这个地区独特的社会契约。
上一次国际上对东亚社会契约比较集中的关注,是上世纪90年代对“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其时代背景,一方面是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另一方面是东亚奇迹的盛世,但两者讲的是不同的语言。趁着冷战完胜的东风,西方主导下联合国决定在1993年6月召开世界人权大会,以推广在冷战中胜出的“普世价值”。
这个议题使同样乘胜的东亚国家感觉不安。它们提前在当年3月召开了亚洲国家人权大会,发表了《曼谷宣言》来陈述亚洲国家偏重集体主义的人权观的优越性。例如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指出,诸如尊重权威、重视家庭伦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亚洲价值观,既保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又避免了西方社会的诸多弊病,比如家庭破碎、社会动荡、高犯罪率等。
西方主流对“亚洲价值观”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独裁者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既没有认真对待,更没有进行反思。他们对非自由主义制度取得的成功感到意外,但不仅不努力去理解,反而将优越感化为戾气,更加颐指气使。然而实践证明,东亚国家不仅经济发展快,社会治理、应变和抗灾能力等也普遍比西方国家好,显示了东方文化下社会契约的优点。
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先天缺陷
蒙蔽西方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一些先天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的盲点和弱点。
自由主义的崛起是对王权、教会和其他传统权威的反抗,代表的是工业资本推动下的新秩序,所以先天就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它对政府的预设完全是负面的,必须用种种手段来限制它作恶,例如分权、制衡、人权、法治、小政府等,而对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应变中的角色缺少一套完备的理论。东亚“发展型政府”超出它的想象;它有限的话语体系容不下强势政府也可以是好政府这种可能。它对个人权利的专注也使它忽视集体的作用;在应对多元社会上也拿不出像样的方案,因为在自由主义兴起时这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之间也存在矛盾,最突出的就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激烈竞争上的社会形态;抛开初始条件的不平等,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千差万别,平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不平等。金钱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影响,资本在全球化中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使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往往沦为空洞的口号,显得虚伪。
美国前总统里根访问前苏联时,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来宣扬美国的自由和人权:白宫外马路边有一个黑人老太太在乞讨,被警察驱赶后,她将警察告上法庭,说她在公共场所立身的权利受到侵犯,而法庭判她胜诉。自由主义可以容忍一个人挨饿、无家可归、三九天露宿街头甚至冻死,却容不了剥夺她形而上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无论多残酷都是可以接受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些可怜人群的悲惨境遇的功能,是警醒其他人努力奋斗、积极向上,否则就会落到他们的下场。
但自由主义越来越无法应付的现状,是贫富两级分化,社会的撕裂动荡以及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为社会提供福利保障的能力的耗散。这些都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2020年美国大选再次聚焦于这个事实:选举成了撕裂而非整合社会的机制。败选总统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而且得到大批人的支持,因为即使败选,特朗普也比四年前胜选时多得1000万张选票。
稍前的大规模反种族歧视运动中,出现的打砸抢、枪击等暴力行为显示了对这个制度的幻灭。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公开利用美国社会的分裂,拉一派,打一派,而不是秉承美国政治传统,努力平衡各方诉求,维护社会团结。民主政治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建设性了。西方各国由各种移民流造成的宗教、文化、种族和阶级矛盾,也使原来的社会契约不堪重负。
相比之下,东亚社会契约在乱世中更具优势。在自由主义视角下,这个契约中政府的权力太大,常常涉嫌滥权;但它规定的是一种和西方大不相同的官民关系。人民在一些方面的自由不同程度上受限,但在其他方面,往往是对他们更重要的方面,更有获得。比如在社会安全、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基础设施改善等大事上,能够指望政府的积极反应。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自由的代价是每个人不得不靠自己挣扎求生,失败后则会面对社会的白眼和政府的冷漠。
东亚社会契约是文化契约
东亚社会契约是一种“文化契约”,没有发展成自由主义那样的完整的成文体系,但涵盖面很广,包括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可以进入个人空间,也包括人民期待政府应该承担的、比自由主义观念下宽广得多的责任。不无夸张地讲,人民的吃喝拉撒,政府都得管。这种“无限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当然也比西方观念中的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强大得多;但和自由主义想象的不同,这种控制力并非只能导致滥权和腐败,它能办很多自由主义小政府办不到的事,在应对巨变中也有较大的优势。
自由主义契约专注于限权,使政府不能够干坏事;而在东亚历史文化传统中,人们更关注怎么确保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来为老百姓办事,这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东亚,人民愿意给政府大得多的施展空间;这种空间在自由主义看来只能导致腐败、独断专行、侵犯人权和压制自由和个性,东亚各国人民则期待政府用它的权威来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争光。
这种期待就是东亚政治词汇中(尤其是儒家文化圈内)的“民心”——无论是否通过选票来表达。比如腐败,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里,腐败的统治者把钱装口袋后却心安理得不办事,而在东亚,即使腐败的官员也不得不干事。只有干出成绩,才能得民心、保天命。
要干事就必须绞脑汁、下力气、担风险,与各方协调合作。在自由主义对当权者“自肥”(predatory)的预设前提下,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政府的合理行为模式,是多拿钱、少干活。多拿钱也多干活就说不通了,至少不可能大面积、长时期发生。这也是西方总是看不惯许多国家,对它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认识论上的根源。而东亚的当权人物,包括中共的一些腐败官员,即使劣迹斑斑,其业绩往往可圈可点。这恐怕是东亚在二战后一枝独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西方各自的社会契约都有漏洞,都不完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相斥,而应该是互补的。自由主义的优势在于它对每一个人都有直接价值,因而深入人心,很容易传播。这种对个人的价值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对待的。
亚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西方的病态。东亚社会契约需要更加清晰的表达,需要系统化、条文化,以便搞清楚它的弱点,其优势和劣势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式社会契约中哪些内容可以借鉴,哪些必须摒弃。
时代的变迁使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缺陷逐渐显露,它必须吸纳东方契约的一些优点。比如中国在控制疫情中采取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开始时西方一片哗然,愤怒地批判极权制度侵犯人权、压制自由,但不久后也不得不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措施。但是,要真正获得东亚社会契约中的治理能力,西方社会契约的内容就必须做些调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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