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鳴：1875年，一個英國人的死亡改變了中國歷史
一、「英國探路隊」
1.馬嘉理事件發生地
2011年10月3日。早起，從芒市前往畹町。中午在雲南最西端城市瑞麗的邊貿區姐告打尖，再沿233省道過隴川、盈江去騰衝。
我們幾乎是沿着中緬邊境行車。這個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是中國遠征軍滇西作戰的重要戰場，眼下十分熱門。我自己上一天就去了龍陵，踏訪松山戰役遺址，看了主峰陣地和第八軍第一百零三師陣亡將士紀念碑。我還期待下一天在騰衝，拜謁著名的國殤園。
而我下午的活動，是沿着大盈江，去尋找馬嘉理事件發生地。
在中國近代史上，馬嘉理之死是一起重要的涉外事件。1875年，英國駐華使館派遣使館翻譯馬嘉理迎接從印度經緬甸來華的探路隊，深入雲南邊境，被邊民殺死。舊上海外白渡橋堍，英國僑民樹立過「馬嘉理紀念碑」，但他究竟命喪何處，幾乎很少有人關注。在一些大比例尺的雲南地圖冊中，我找到過「馬嘉理事件發生地」的字眼，可是到當地去踏訪的機會畢竟不多。這次我來到瑞麗，覺得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親臨現場考察的機會。
下午4點鐘左右，汽車翻過連綿起伏的山地，前面驀然出現了清澈奔流的大盈江，這裏接近我要尋找的地方。司機下車用本地話問路：「馬嘉理在哪裏？」老鄉居然能夠聽懂他的含義。我們在虎跳石附近駛過一座橋，來到河的對岸，再沿簡易公路繼續向東北行車，終於在216縣道（又叫盈八線，即從盈江縣到緬甸八莫）芒允村公路邊的的一塊空地上，找到了紀念馬嘉理事件的石碑。
石碑共有兩塊。南面小土坡上是塊直碑，上刻「馬加里事件起源地」八個紅色隸字。路北空地上，則是橫式並立的「馬嘉理事件發生地」石碑，還刻有對事件簡介的碑文：
鴉片戰爭後，英帝國主義為擴大殖民地範圍，開闢滇緬通道，打開中國西南門戶，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派出上校柏郎率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裝探險隊企圖入侵雲南邊境探路，英駐華公使館派翻譯古斯塔斯·馬嘉理從盈江出境接應。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柏郎、馬嘉理率部從緬甸出發，向我盈江芒允一帶進犯。二月二十一日，面對前來阻攔的各族民眾，馬嘉理竟先開槍打死一人，引起民眾義憤填膺，奮起反抗將馬嘉理一行四人殺之棄屍戶宋河，又將柏郎軍逐出國境。
事件發生後，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屈服于洋人，對保衛祖國邊境的愛國民眾進行殘酷圍剿，逮捕屠殺，並於光緒二年（1876年）和英國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英煙臺條約》。但是，德宏邊境軍民奮勇抗擊侵略者的壯舉將永垂青史。
這裏是地勢平坦的壩子，和我原來想像的山高林密景象並不一樣。站在歷史現場，讀着馬嘉理事件的解釋，我對於一百三十餘年前這場震驚中外的事件，產生了強烈興趣。 此後我閱讀了大量馬嘉理事件的原始資料來，發現歷史的真實情景，與傳統教科書，乃至這塊石碑的記載差距甚大。起碼，這塊標註着「雲南省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就把馬嘉理死亡日期的西曆錯標成農曆了——馬嘉理死於1875年2月21日，即光緒元年正月十六日。
2.事件緣起
從地圖上看，印度東部（包括現在的孟加拉國）與緬甸西部有條漫長的共同邊界。17世紀中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在緬設立商館，後來隨着殖民印度規模的擴大，進一步經略緬甸。至19世紀中葉，經過兩次英緬戰爭，全面佔有下緬甸。當時緬甸王位幾經更迭，雖然力圖收復失地，均未成功。而英國，對於緬北乃至中國雲南的興趣日益增加，期望開闢從緬入華的通道。
人們熟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東南沿海均被日軍佔領，為保障對西南後方的軍火物資支援，盟軍從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雷多小鎮建立基地，經密支那將大批軍火物資源源運入雲南，這條通道稱作「史迪威公路」，和當年英印當局欲建之路基本一致。從更早的歷史上看，連通中緬的道路共有兩條大的路徑：一條是旱路，從緬甸都城曼德勒出發，經興尼到永昌府（今保山市）和大理府；另一條是水路，由伊洛瓦底江北上到八莫（又譯新街），再分成三個方向：北路前進到盞達（今盈江縣），稱盤嶺路，中路到南甸（今梁河縣）或戶撒（今隴川縣），因為是緬甸使臣走的道路，故亦稱「使路」，南路又稱撒瓦底路，也通向南甸。這三條支路均要經過克欽人（中國稱景頗族）居住的山地，最後在騰越廳（今騰衝市）會齊，再往東行，亦到大理。
哪條路是進入中國腹地的最佳商路呢？曾在東印度公司工作的退役陸軍上尉理查·斯普萊極力推薦從仰光往稅打、沿薩爾溫江到大考渡口，再通過景棟和江洪，到雲南思茅，修築一條鐵路。他從1858年起，不遺餘力地將這個計劃向多屆政府前後宣傳了十幾年。印度政府後來進行了三年的勘察，發現沿途均是荒山野地，成本極高，於是在1869年將勘察活動停頓下來。
1868年初，英國組織了一支由緬入滇的探路隊，以駐曼德勒政務官斯賴登少校為隊長，溯伊洛瓦底江到八莫，沿北路前往雲南騰越，又沿中路返回。這次探路受到清軍軍官李珍國的抗擊，但證實了八莫商路是行得通的。英屬緬甸專員費奇隨後向印度政府建議，在八莫設立政務官，以便恢復邊界貿易，保持與克欽族、撣族和雲南大理杜文秀政權的聯繫。
1873年，清政府平定了持續十七年的杜文秀回民起義。7月，英國駐緬甸專員艾登致函印度總督訥茨布羅克，建議派遣一個英緬聯合代表團，往雲南調查邊界貿易。他還建議駐北京公使從在華英國官員中，挑選精通中文、熟悉中國人情和了解英國對華政策的人，陪伴代表團前往。從而探索建立從印度經緬甸通往中國內陸的貿易聯繫。1874年春，印度事務大臣索爾茲伯里侯爵請外交部轉令駐華公使與他合作，完成三個任務：一是協助英緬使團前往大理；二是在大理設立領事，三是要求中國政府保護八莫大理間的路途安全。
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顯然知曉本國政府意圖。7月16日，他和參贊梅輝立拜訪總理衙門，聯繫官員入滇事宜。梅輝立對大臣們說，來自印度的三四位官員將越過滇緬邊界，可能來北京或上海，也可能原路回去，請總理衙門在他們的護照上蓋章，英方將派翻譯送往中緬邊界。按照1858年簽訂的中英《天津條約》第9款，「英國民人准聽其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則總理衙門蓋章的護照可說是最高規格。梅輝立還請總理衙門函知各省大吏，對翻譯和英印官員給予協助。此前威妥瑪關照梅輝立，切勿暗示探路隊的目的，所以梅提到英員可能來京的消息，是擾亂中方視線的煙幕。
7月29日，威妥瑪照會總理衙門，已派使館官員馬嘉理任翻譯，前往雲南，迎接印度派來的英員。他收到加蓋印鑑的護照及總理衙門咨行各省大吏的函件後，致函訥茨布羅克，闡述對雲南邊界貿易的意見，指出雲南巡撫岑毓英素憎與洋人交往，而且「在英國炮船難以到達的地方，設置英國居民團體或甚至英國事務官」都不適當。但威妥瑪支持探索雲南，認為「雲南幅員遼闊，資源豐富，對於將為有才力的人所使用的各條商業路線進行勘查，不能不起巨大的作用」。
8月上旬，英國駐滬領事麥華佗爵士私下告知馬嘉理，他將被派往雲南出差，要他開始做旅行準備。8月15日早上，馬嘉理正式收到威妥瑪發出的訓令，獲知這次探路隊的使命，是考察雲南邊界貿易，目的地是大理，但是切勿對中國官員提起。應避免和天主教神父同行，拒絕他們的款待，以免引發麻煩。勿繪圖測量，或於人口稠密的地方打槍獵鳥，以免引起注意。他還收到威妥瑪為他準備的護照、總理衙門咨行各省大吏的公函，要求沿途照顧馬嘉理，並向轄內相關各地縣令和官員發出命令，對他予以保護和幫助。威妥瑪要求馬嘉理每天寫工作日誌，記錄行程，並強調高度保密。
3.馬嘉理前往中緬邊境
奧古斯都·雷蒙德·馬嘉理，1846年5月26日出生於印度的貝爾高姆，父親是皇家駐印部隊的亨利·約書亞·馬嘉理少將。從馬嘉理留下的照片看，他上唇蓄着兩翼上翹的鬍鬚，頗像一個中年人。而在實際上，他死時還不滿29周歲。
馬嘉理曾在英國布萊頓學院讀過中學課程，並在倫敦大學學院聽過講座。21歲時經他表舅，英國駐西班牙公使奧斯丁·亨利·萊亞德推薦，參加英國政府海外服務考試，錄取為駐華使館實習生。——這位表舅，是享譽世界的考古學家、楔形文字專家、藝術史專家和旅行家，他以發掘尼尼微（今伊拉克北部）以南的亞述文化遺址尼姆魯德而聞名於世。現在大英博物館陳列的令人震撼的人面獅身帶翼石像，和鐫刻着亞述勇士駕馭着馬拉戰車彎弓征戰的浮雕石板，以及最近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出的「大洪水」記錄板都是萊亞德主持發掘的文物。——馬嘉理先後在北京的公使館，以及台灣、煙臺和上海的領事館研習中文並工作。
8月21日夜間，馬嘉理離開上海，乘坐旗昌洋行雙煙囪的江船「汽拉度」號西行。他在日記中寫下三位即將見面的探路隊員名字——柏郎上校、安得生醫生和額利亞。值得注意的是，馬嘉理當時就知道，「一隊三十名士兵組成的衛隊，將陪同他們到達中國邊界，然後由我接手，循着我去接應他們的路線原路繼續前進。而士兵不進入中國。」 這消息應當是威妥瑪告訴他的，但後來增加出來的緬兵，在華英國外交官似乎並不知情。
在馬嘉理出發之前，麥華佗曾向外交大臣德比建議，接應探路隊的翻譯應從海路去緬甸仰光轉曼德勒加入探路隊，而不是穿越歐洲人從未到過的內陸去中緬邊界，這樣更加省時省錢，但這個主意並未得到回應。8月28日，馬嘉理抵達漢口，通過英國領事許士安排，拜訪了湖廣總督李瀚章。總督建議他從湖南經貴州前往雲南（他原計劃是從四川入滇），說這是中國官員通常行走的路線。31日，李瀚章得知了他的選擇，表示將通知沿途官員予以協助和保護。
9月4日早上，馬嘉理離開漢口，換乘中式木船繼續前行。5日過金口，夜宿冬瓜腦，信使緊急送達一份由麥華佗轉來的英國外交部電報，說翻譯最好由海路赴緬與探路隊會合。並說還將致電威妥瑪，在收到北京指令之前，應暫緩出發。馬嘉理認為，若要接到威妥瑪指令還需多日，故回信說將從容慢行，到螺山等待消息。12日，他到達湘鄂交界的螺山，在小鎮上等待了一周，卻未等到任何消息。天氣炎熱，住在狹窄的木船上極為難耐。20日，馬嘉理重新上路。過岳州、洞庭，溯沅江入貴州，11月27日到達昆明。
馬嘉理日記記載：雲南巡撫、署理雲貴總督岑毓英派人招待他住入官舍，知縣派人送酒席，八個巨大木盤，內盛五十六碗菜餚和甜品。岑毓英表示因公務繁忙，這次不安排接見，可待他從永昌府返回時再來相見。
馬嘉理了解到，新任布政使潘鼎新將於12月1日到達，接待他的知縣同時在為迎接潘的到來而忙碌。他從錢莊裏取到漢口領事許士的來信，說已接到命令，讓他走海路去仰光與探路隊會合。許士派出的信使一直追到常德，仍然沒能聯繫上他。馬嘉理此時不願再折返，通過知縣向岑毓英轉交總理衙門信件，請急令永昌府的官員，萬一柏郎上校一行提前到達，提供相關幫助。他還申請岑毓英派人護送，並按威妥瑪的關照，索要公文，使沿途官員明了他的身份和旅行目的。岑毓英允諾派楊某和候補州判周祥二位委員伴送他前往。29日，馬嘉理在昆明給父母寫信說：「縣令送來兩匹馬馭的禮物，有穀物、家禽、稻米、水果、甘蔗、柴火和油。我明天將啟程前往大理府，需要朝西北方向走十三天，然後從那裏轉而向南，走五天山路到達永昌府。」「巡撫剛剛送信說要我再待一兩天，以便讓即將陪同我旅行的兩個軍官準備準備。沿途之地都已經接到接待我的指令。」
以往研究馬嘉理事件的文章，常引用民國元老李根源1935年發表在《國學論衡》雜誌上的文章《紀馬嘉理案》中的說法，作為事件肇起之緣由。馬嘉理「抵滇垣，謁總督岑毓英，欲用敵體禮（按即彼此地位相等，無上下尊卑之分的禮儀），毓英不許，持之堅，許之。語驕蹇不遜讓，毓英怒，然念中英邦交，乃隱忍以卒送出迤西」，並由此結仇。李根源出生於馬嘉理事件之後四年，寫文章更在五十年後，其之可靠性是需要辨析大 。馬嘉理撰寫的日記、書信，在他死後由英國前駐華公使阿禮國編成《馬嘉理遊記：從上海到八莫，及返回蠻允》，詳敘其沿途行蹤和見聞，最近已經出版了中譯本，是值得一讀的重要史料。此外還有一種所謂「漢族群眾的說法」，謂馬嘉理到達昆明時，岑毓英前往迎接，躬身迎到的是馬嘉理大轎上的一條洋狗。這種侮辱岑毓英的行為，激怒他誓殺馬嘉理，在昆明不便下手，就佈置下屬官員，在前往滇西的途中截殺。這個說法的記錄者吳家福先生在他的調查訪問記中稱其「純屬傳說，並無事實依據」，但依然被 一些文章引用和傳播。
在雲貴地區，走陸路常常要翻山越嶺，極為艱辛。離開昆明時，馬嘉理有九匹馬馱行李，四匹馬配鞍隨行；一頂轎子，外加四個轎夫。關於轎子，他有三個理由說明萬不可缺：一是身份，官員旅行，必須要有轎子；二是拜訪當地官員，也必須乘轎；三是坐轎子可以閱讀，而騎馬無所事事地行軍，令人難以忍受。馬嘉理還帶着一幫隨行人員，這干人也有各自的交通工具，所以他的隊伍陣容浩大，常常引起老百姓的圍觀。
1875年1月4日，馬嘉理到達騰越，總兵蔣宗漢熱情款待他。馬嘉理還收到英國駐八莫政務官庫克上尉的來信，獲悉主持本次探路活動的柏郎上校在1月中旬以後啟程，要求馬嘉理在合適可行的地點與他們匯合。庫克建議他在騰越等待，若想繼續前進亦可。馬嘉理認為到八莫已不遙遠，決定前進，11日他到達盞達蠻允（今盈江芒允）。就庫克的指令來看，探路隊並不急需馬嘉理去接應帶路。但馬嘉理自認「沿途受到熱情的對待，我確實留下了友好的種子，並改變了人們原有的錯誤印象」，前往八莫，是他的主動選擇。
馬嘉理在蠻允見到李珍國。李珍國是中緬邊境上的一位傳奇人物，他母親是緬甸國王麥多默妃之姨，因此他是個中緬混血兒。他在家中排行第四，人稱「李四老緬」。杜文秀起義時，他的父母、妻子、伯叔、弟兄均被殺害，他因此參加鎮壓回民起義的戰爭。他此時的官方身份是騰越鎮分駐南甸左營都司候補參將，正與克欽族和撣族頭人商量貨物的捐稅問題，嘗試達成協議，設立常規的關稅制度和收集關稅站點，以取代山民對騾隊的勒索。馬嘉理自認和李珍國交流得很投緣。到達八莫後，他寫信告訴威妥瑪：「著名的李珍國，也被稱為李四或李協台，曾經攻打斯賴登探險隊，並被稱為土匪或其他兇悍難聽的綽號，現在已經變成一個非常禮貌、聰明和直爽的人。他採取一切手段協助遠征隊，並且以意想不到的殷勤禮貌來接待我。」
蠻允是距離中緬邊界最近的一個街子，沒有城牆環繞，出了街口就是「野人」地界。李珍國後來陳述，他派兩名護衛人員將馬嘉理送至八莫的英國官員手中。而馬嘉理記錄，是他的隨從劉子林去八莫送信。劉是英國駐滬領館的通事（翻譯），由麥華佗借給馬嘉理陪同出差。馬嘉理稱他為「江湖老手」，可以辦到任何事，去任何地方，從來不缺乏主意。他的外號叫「來人啊」，這是中國人召喚傭人的叫法，外國人曾以為是他的名字，而他也喜歡這個稱呼。幾天後，劉帶回四十個緬兵，將馬嘉理和隨行人員順利帶過野人山，1月17日平安送抵八莫，與探路隊相會。他是史上第一個從上海經內陸旅行到達緬甸的歐洲人。
4.當年的護照
英印方面派遣前駐撒亞謬副政務官柏郎上校主持探路隊工作。其他成員包括，曾經參加斯賴登探路隊的外科醫生兼博物學家安得生，擔任醫務官兼採集博物標本；1872-1873年探測過黃河新道的旅行家額利亞，專管地形研究。
柏郎和安得生於1874年11月從英國來到加爾各答，英印政府建議他們循曼德勒-興尼路線入滇，因為歐洲人還沒有踏勘過興尼線。但是不久，探路隊得到緬甸方面信息，稱該線道路崎嶇，且不安全，推薦還是走八莫路。他倆遂從加爾各答前往仰光（當時譯作藍貢），又乘船沿伊洛瓦底江北上，經曼德勒，於1875年1月16日到達八莫，與額利亞會合。由於聯繫不上馬嘉理，擔心他不能及時趕到，威妥瑪又派使館另一位翻譯阿林格從上海乘船在仰光上岸，趕往中緬邊界。
我本來以為，馬嘉理千里迢迢從上海趕到雲南，是給探路隊送護照。但從檔案中看到，上年威妥瑪從總理衙門申請到護照後，已經寄往印度，由此馬嘉理的使命，僅是為探路隊提供翻譯和引路服務。
清末護照和今天使用的護照並不相同，它不是頒發給持照人供申請入境簽證的軟面小本，而是為外國人在中國內陸遊歷或經商時證明身份的大路條。柏郎一行使用的護照我沒有看到過，但從1875年12月17日（光緒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麥華佗頒發給英國海軍軍官戈勒使用的護照上，後人可以獲知端倪：
護 照
大英欽命駐紮上海管理本國通商事務領事官麥
給發護照事。照得天津條約第九款內載，英國民人准持照前往內地各處遊歷通商，執照由領事官發給，由地方官蓋印，經過地方，如飭交出執照，應可隨時呈驗無訛發行。僱船僱人，裝運行李貨物，不得攔住。如其無照，其中或有訛誤，以及有不法情事，就近送交領事官懲辦，沿途止可拘禁，不可凌辱，等因。現據英兵船官戈勒稟稱，欲由上海前赴蘇松太常鎮杭嘉湖八府遊歷，請領護照前來。據此本領事查該人素稱妥練，合行發給護照，應請
大清各處地方文武員弁驗照放行，務須隨時保衛，以禮相待。經過關津局卡，幸勿留難攔阻，為此給發護照，須至護照者
右照給英兵船官戈勒收執
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給
乙 亥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日
大清欽命監督江南海關蘇松太道馮 加印 壹年繳銷
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遜1894年前往湖北、四川、貴州、雲南旅行的護照，其格式，文字，與戈勒的護照完全相同，由此可知，清末的護照就是如此。
甚至連1939年美國駐廈門領事館開出的一份護照，亦是援引《天津條約》，要求對美國牧師洪味道予以保護。這份護照，由中華民國福建省政府加蓋了印鑑。清朝的護照傳統，在抗戰時期居然還保留着。
在1870年代，中國尚未建立出入境管理制度。護照不是入境關口的驗證文件，只為外國人在中國旅行提供證明。護照上註明了外國人本人名字，卻不包括其隨行的僕役助手。而當時外國人旅行，無疑都是攜帶隨行人員的。對隨行者如何確認，以及他們是否需要身份證件和事先審批，我尚未找到官方規定。從馬嘉理探路隊的情況看，他們沒有報批。
5.探路隊的其他人員
柏郎本次探路，還有一支龐雜的輔助團隊。
首先，他們各自帶了隨從僕役：
馬嘉理一路行走，帶着師爺游福添（湖北人），通事劉子林（漢口人）、跟班聽差江永爵（福州人）、李大有（四川人），以及廚子周有聽（漢口人）。還有一個王秀爽（漢陽人），後來改隨了額利亞。這些人，有的是英國駐滬領館的僱員，也有他在前往雲南路上僱傭的。他們在中國旅行無需護照，在中緬邊境進出，同樣不使用護照。
阿林格帶有兩個中國跟班，其中一位叫石雨田。從上海到仰光的路上一直陪着他。
柏郎有三個印度僕人。他還臨時在卑謬雇了一個中國人李含興做翻譯。李含興是李珍國的族侄，會說緬語和中文，常年在緬甸做生意，這次回雲南探親，正好與探路隊同行。李含興本來擔心帶外國人進入雲南會受到處罰，但柏郎向他出示護照，打消了他的疑惑。
安得生帶了三個印度僕人和一個緬甸僕人，那個緬甸人會說中文。印度僕人受過一定的教育，可以協助他收集植物和地質標本。
額利亞有兩個跟班。由於曾在中國經商的緣故，他到過中國很多內陸地區，探索過黃河的新河道，為此獲得皇家地理學會的金質獎章。他在1872年途經烏里雅蘇台，穿過西伯利亞回到歐洲。
此外還有兩名印度馬夫，負責照料整個隊伍的馬匹。
柏郎從印度來時，帶來十五個帶槍的錫克族警察做保衛，其中包括一個帶隊軍官。另一種說法，是旁遮普步兵第28團的十五名士兵。這個人數，比馬嘉理在上海啟程時聽說的三十個人要少一半。他們的使命是護送探路隊到達邊境，或者按照英國駐緬甸專員的意見，一直將探路隊送到騰越。
以上這些英國人、中國人、印度人、緬甸人加在一起，共計四十一人。
緬王本不同意探路隊攜帶印度武裝士兵過境，但考慮到僅有十五人，也就作罷了。鑑於探路隊要經過中緬邊界的野人山，緬政府答應派遣三百士兵護衛他們。柏郎說，後來實際調集到的僅有一百三十人（另一種說法，緬兵總數有一百五十人）。這幫人的裝束不像官兵，倒像是臨時招募的鄉勇。探路隊加緬兵，總數約一百七十到一百九十人。
時下中文論著，包括上述馬嘉理事件發生地紀念碑，和網絡上檢索的資料，均稱柏郎上校率領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裝探路隊或遠征軍，給人的印象，似乎是英國軍隊從緬甸開進雲南，這類說法顯然並不準確。探路隊成員，柏郎當初都有詳細報告，保存在英國議會文件和外交部檔案內。此外前述《馬嘉理遊記》，以及安得生旅行記《從曼德勒到騰衝》亦有敘述，該二書，1876年均由倫敦麥克米蘭出版公司出版。若不是從原始史料上將這些細節看清楚，連我自己也會產生錯覺。錫克衛兵沒有寫在護照的准入人員名單上，雖說他們具有隨行保安性質，雖沒有事先知會中國，可畢竟不是正規軍隊。同樣，緬甸衛兵也沒有寫在護照上。當時緬甸是中國藩屬，緬王派遣的往返中緬邊境護送商旅客人的土兵，似乎並不需要中國政府事先批文。緬兵能把探路隊護送到什麼位置，很大程度上更取決於當地克欽土司的態度。可以肯定，當年有英國派出的探路隊，卻不存在「遠征軍」。
再舉一例。1905年10月，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來中國，護照上註明除他之外還有「軍醫員瓦揚及照相生共三人」，那個「照相生」(攝影師)甚至連名字都沒有標註。他們一行在安集延附近的奧希下火車後組織入境馬隊，整個馬隊共達七十四匹馬，其中二十四匹馬馱運行李。沙俄地方當局為他們找到了可供僱傭的哥薩克護衛隊，衛兵總人數不太清楚，顯然沒有持有護照。衛隊長是芬蘭裔男爵馬達漢（此人在1918年芬蘭國內戰爭中擔任白軍總司令，二戰期間出任芬蘭國防軍總司令，1944年-1946年擔任芬蘭總統），有兩名哥薩克人最終將伯希和護送到北京。清末出入境管理鬆弛，伯希和弄走了大批敦煌文物，但畢竟沒有人說,伯希和率領了一支非法入境的「武裝探險隊」進入敦煌。
［重訪馬嘉理被殺事件案發現場］
＊2014年1月，我再次前往雲南，打算完整地沿着柏郎探路隊入境及馬嘉理被殺的路線，進行一次田野考察。
6. 英方記載探路隊受阻情況
柏郎原想走南路進入中國。這條路從八莫出發，經猛卯土司管轄的滾弄，再由遮放繞到騰越。從地圖上看繞了一個很大的圈子，但以前英國人沒有走過。1月23日，柏郎、馬嘉理到達撒瓦底。次日曼德勒傳來消息，說緬兵將護送他們至中緬邊境或滾弄，而非原先同意的Mansay（曼西?）。柏郎考慮到克欽人很倔強，且對錫克人存有惡感，最終確定大隊走北路，留額利亞和同行的八莫英國政務官柯克上尉勘察南路，大隊人馬2月1日回到八莫。
探路隊行李輜重甚多，其中珠寶禮物就有兩百多箱。2月6日，柏郎在馬嘉理的陪同下和克欽頭人談判，確定僱傭騾馬的數量和過山禮（買路錢）的金額。柏郎還將沿途三個村寨土司的兒子扣做人質。18日，探路隊到達中緬邊境的南崩河畔，柏郎聽過路的克欽人說，前往蠻允的路上有盜匪搶劫。馬嘉理不以為然，表示他剛從雲南過來，沒有不安全的感覺。次日他率領幕友跟役五個漢人，外加翻譯李含興和一個克欽人，先行前往探路。
馬嘉理出發後，有人從蠻允帶來消息，說某中國官員聚集多人準備攔截探路隊。20日，柏郎接到馬嘉理從扎賴寫的便條，報告路上平安，他將直接前往蠻允。柏郎隨即率隊涉過南崩河，進入中國境內的莽莽群山。這裏是高黎貢山南延支系尖高山的西南余脈，道路崎嶇險峻。大隊夜間在5000英尺高的山上露宿，東距蠻允僅12英里，柏郎打算下一天趕到，與馬嘉理匯合。他們在這裏遇到從前方返回的李含興，聽聞扎賴頭目對過山銀兩的金額感到不悅。李含興發現扎賴頭目是李珍國的好友，建議應當給其禮物。柏郎同意，讓他明天將禮物送去。
21日，柏郎等人在錫克士兵護衛下出動， 將行李留給緬兵轉運。扎賴頭目殷勤款待柏郎，但柏郎獲知被質押作人質的扎賴頭目兒子逃走了，當即決定停止前進，返回露宿的山區。
22日清晨，英國人看見許多攜帶武器的人在宿營地後面排成縱隊前進，柏郎命令準備戰鬥。克欽族的桓岡頭目傳來消息，馬嘉理和隨從昨天在蠻允被害，騰越集聚四千人，意圖殲滅探路隊。一會兒，子彈從探路隊前後右三面射來。進攻者裝備很差，有些人只是用戈矛、月鍤做武器，他們從隱蔽的叢林中對英國人進攻，但被錫克士兵的射擊所阻止。英國人聽到攻擊者吶喊，他們是李協台的親侄叔君部下。又有人向緬人呼喊，宜速退避，棄洋人於死地。當晚，探路隊退回緬甸。
23日，同行的緬官收到緬甸駐蠻允司棉官轉來的兩封信。第一函稱21日中國人殺害了馬嘉理；第二函稱騰越廳官派三個官員命令他警告伴隨柏郎的緬官，在23日切勿允許緬人護送英人同行，或回返或避去五六里之遙皆可。因為夜裏會有三四千中國人襲擊英夷。緬人若被擊傷，切勿歸怨中國人。柏郎隨即訊問了送信緬人，緬人稱中國兵隊帶同克欽土人將至南崩河西岸，將英國人殺滅。柏郎帶隊繼續後撤，26日返抵八莫。同時他草擬了一個短簡速送曼得勒，打電報到仰光。這個電報隨即傳到加爾各答、倫敦和北京的英國公使館：
2月22日在扎賴和盤西西邊六英里麻如山，探路隊被襲。戰鬥由上午八時延續到下午四時。中國人勇敢進攻，但是錫克兵士的來福槍使他們愕然吃驚，擊退了他們。以後整天是長距離射擊。死傷數字，我們這邊三個輕傷，中國損失尚不知道，相信有七個被殺死了。襲擊我們的人是奉騰越廳官命令來殲滅我們的一支三千人部隊的前敵隊伍。關於這點沒有疑問。暴徒是李四侄兒的部下。深堪悲痛地報道，馬嘉里及其賓從五個中國人在蠻允被害，首級懸掛在蠻允城牆上。
與此同時， 留在南路的額利亞和柯克2月15日行至猛卯，他們見到李珍國帶三百名防兵在此駐紮。李說前路危險，建議他們另擇他途。16日，額利亞代表柏郎，贈送李珍國一支來復槍作為禮物。18日，額利亞離開猛卯。由於沒有找到馱畜，隊伍行進緩慢，至27日，有土司頭目送來八莫領事信件，告知馬嘉理已經遇害，柏郎也受到阻攔，要他撤回八莫。
而按李珍國後來在清政府對其審訊時的供詞，額利亞一行十餘人是2月19日到猛卯司城住宿。至24日雇備船支，由李珍國用馬匹馱送洋人貨物下船，送至南坎緬官處。李珍國說：「差竣後，聞得2月22日馬洋官由緬來滇，行至戶宋被害。又聞洋官柏副將於22日在南崩被匪人攔劫開仗折回之事。其時我正在猛卯差次，有英官伊來雅士（即額利亞）等與我日日相見為憑。況猛卯距蠻允約六百餘里，距南崩約八百餘里，相去遙遠，我無從串通狙擊。」
李珍國說法與英方記錄的區別，在於額利亞何日離開猛卯，這對於確定2月21日馬嘉理被殺和22日探路隊被阻擊時他在何處十分重要。
回到八莫後，額利亞認為探險受阻，是「緬甸政府和李珍國共同秘密佈置的一個圈套」。英國人推斷：當初探路隊三人走北路，額利亞走南路，遇見李珍國，令其改走北路，因為北路已有華兵阻擋。柏郎認為，襲擊探路隊雖是騰越部隊，但主要責任在緬甸政府。英印政府對緬甸的侵略擴張，一直為緬王所仇恨。關於馬嘉理被殺，他沒有直接證據，但作為探路隊負責人，有現場的直接感受。柏郎說，國王和八莫緬官充分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他們對探路隊被消滅曾感到極大的欣慰。當時印度報紙還報道截獲了緬甸國王和八莫總督的信及其他證據，證明其謀劃襲擊了柏郎一行。
7.馬嘉理之死訊息的傳播
19世紀中後葉，信息傳遞速度因為電報的發明而加快。中國最早的國際電報線路，是1871年由丹麥大北電報公司敷設的香港至上海、長崎海底電纜。與此同時，大北公司又把從恰克圖、海參崴經長崎的電報線接至上海。此時中國內陸尚未建立電報系統，北京使館使用電報，要由往來津滬的輪船中轉，再加京津段的人工遞送。清政府不用電報，仍然依靠古老的驛馬傳遞公文。因此，外國人獲悉中緬邊境發生馬嘉理被殺消息，要比清政府更為快捷。
3月3日，總理衙門收到威妥瑪來信，說從印度方面得知馬嘉理順利到達緬甸，沿途除在貴州鎮遠府遇到居民滋事外，在雲南境內無不安靜並受到款待，專函感謝。
5日，《泰晤士報》報道了柏郎探路隊遭到攻擊及馬嘉理被殺的新聞。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金登干感到事件重大，當即用電報和信件兩種方式向赫德報告。
13日，總理衙門收到英國使館發來的照會，稱接到印度總督電報，2月22日，雲南騰越一大員遣調兵勇三千人，將馬嘉理及隨同華人數名殺戮。前來攻擊兵勇等之統領，系南甸首員李某之親侄。照會說，印度總督已將此事電報英國首相，使館目前正在等待進一步指令。中英之間就馬嘉理之死（當時稱作「滇案」）的交涉就此開始。
在國際交往中，外交官被殺害是嚴重事件，何況此行事先報批獲准，總理衙門對事件發生毫不知曉，雲南官員沒有急報任何信息。19日，威妥瑪與總理衙門交涉滇案，向中方提出六點要求，限四十八小時答覆：第一，中國政府派人前往騰越調查滇案，英方將派人參加；第二，英印政府將另派探路隊入滇實現柏郎探路隊的目的；第三，交付英方15萬兩銀子作為賠償款；第四，恭親王與他商定實施《天津條約》第四款的辦法（即英使和隨員可任便往來，收發文件，行李不受檢查）；第五，恭親王與他商定如何免除英國商業繳納關稅和子口半稅以外的捐稅；第六，立即補償歷年來中國官員因辦理未妥、應當補償英商款項。
21日，總理衙門將滇案上奏兩宮皇太后，認為「各國使臣遇事用兵恫喝是其常技，惟此案如果確實所戕係該國官員，非尋常人命可比」。他們預想了事態可能的發展走向，指出英法關注滇中已非朝夕，且法國已竊據越南各省十之六七，英國也謀劃從印度歷西藏至滇蜀，復與緬甸立約通商，中方應預籌對策。請飭下雲南巡撫岑毓英將此案確切查辦，勿得稍涉含糊，並請酌派明白事理之員遴帶得力弁兵前往駐紮，借彈壓土司為名，暗杜彼族不測之謀。
同日，清廷頒佈上諭謂：
英國翻譯官馬嘉理等，於本年正月間由緬甸至滇，行抵永昌府屬盞達副宣撫司城西南五十里遠之城鎮，猝被官兵戕殺。該國現有集議後即咨會照辦之語。英國注意雲南等處已非一日，現欲藉此開釁，以為要挾之計，亟應加意籌防。著岑毓英將此案確切查辦，並著劉岳昭迅即回任，會同該撫持平辦理，毋得稍涉含糊。一面遴派明干之員弁，帶領得力弁兵，前往就近駐紮，借彈壓土司為名，暗杜彼族不測之謀。或騰越一帶本有兵勇屯戍，即由該督撫相機密籌，不可過事張皇，亦不可稍涉疏忽，總期邊釁可息，後患無虞，方為妥善。
4月6日，上海《申報》以《緬甸來信》為題報道滇案。此後還對馬嘉理之死作了追蹤和評論，滇案也引起公眾的關注。
8.中方初報馬嘉理之死情節
5月10日，岑毓英關於滇案的第一個奏摺以及他寫給總理衙門的信件送達北京。岑表示對事件毫不知情，他說「查盞達土司距省二千數百里，距騰越千餘里，僻處遐荒，夷情頑梗，然虛實均應徹底根究，以免英人藉口」。他報告已派遣官員馳往永昌、騰越，督同地方文武到邊境查勘馬嘉理行抵何處，因何啟釁，被何項匪徒戕害。本日上諭同意其處置，還要求增加調查英使照會中提到的馬嘉理頭顱是否在騰越城鎮懸掛、前來攻擊之統領即南甸首員李某親侄是否確有其事？這位李某究竟何人？其親侄系何名字？
然而又出奇事。英國人在緬京曼德勒看到了李珍國。英國政務官斯討拉斯說：「國王和這個頭目有親密的關係。而且和他有頗大的商務往來。李四大爺好像既是一個中國官員，又是一個緬甸官員或者更多的是一個緬甸官員。他大概和緬甸政府勾結得很緊密。」經向緬王詢問，獲知他竟是作為清政府的代表前往緬甸，致送光緒皇帝登基詔書，這更使李珍國身份撲朔迷離。英國使館向總理衙門發出照會，詢問：「馬翻譯被害眾論指李姓唆使，該員是否派往緬國？」總理衙門回答不上，只能再派信使騎上快馬奔赴雲南，向岑毓英討回答。
7月14日，岑毓英上奏滇案的調查結果，把馬嘉理被殺推卸為「野人」搶劫。
岑毓英稱，英國照會提到南甸首員李副將親侄領兵截殺馬嘉理。查騰越無李姓副將，僅有卸署騰越分駐南甸左營都司候補參將李珍國。經傳李珍國研詰，據稱上年12月馬嘉理道經南甸，該員曾款待酒食，護送出關，並無嫌隙。馬嘉理去後，本地傳聞洋人數十來騰通商，又有洋兵二三百人攜帶軍火，欲借通商為名，襲據騰越，紳民無不驚惶，共議齊團（召集民間武裝）防堵。曾兩次致函李珍國，囑聯絡土司同御外侮。李珍國本有防邊之責，且籍隸騰越，桑梓情殷，遂於1月13至14日同廳屬十八練各紳民暨土司人等會團一次。李珍國子侄從未帶兵，亦不干預公事，英使所言實系冤誣，懇請詳查。
岑毓英又奏，所派調查馬嘉理被戕官員於5月27日抵盞達，29日到蠻允，分別傳喚土司和居民盤詰。據稱馬嘉理2月19日夜間到達蠻允，在緬佛寺住宿，隨帶跟丁五人，馬二匹，鋪蓋食物二馱，又帶有野人招呼馱子。20、21兩日未外出，聞系等候英國官兵。2月22日早飯後，馬嘉理說我國官兵將到，遂騎馬領從人由來路前去迎接。午後忽有數十野人闖入緬佛寺，將馬的鋪蓋食物搶擄而去。又聽得野人同洋兵開仗，未見馬嘉理折回。後數日，聞野人界內戶宋河邊血跡甚多，料系野人殺害，棄屍河中。調查官員親往戶宋河，勘得該處距蠻允十餘里，河邊血跡因雨水隱約難辨。河對岸山林即系野人地方，界連邊界，縱橫數千里，山深林密，該野人各霸一山，出沒無常。此案兇犯誠恐此拿彼竄。必得許以重賞，寬予限期，購線嚴拿，方免漏網。
這裏提到的「野人」，是指居住在中緬邊境一帶的克欽人（在雲南今稱景頗族）。總理衙門認為：無論馬嘉理為何人所殺，均應徹底確查。滇省野人雖居鐵壁關外，其地屬於中國，不得謂非中國管理。若此案非野人所戕而諉諸野人，或係野人所戕而謂野人非王法所能及，勢必如上年台灣番社一案，洋人即派兵自辦，攸關大局。上年日本以琉球船民遇風漂流到台灣，被島上原住民殺害，當時日方向總理衙門交涉，總署大臣說殺人者為尚未開化的「生番」，無法管束，結果引發日本派遣軍隊入侵台灣事件，當時威妥瑪還參與了調停。現在岑毓英以為推託「野人」可以擺脫責任，而總理衙門更明白，若無過硬證據，這種解釋無法結案。
岑毓英將李珍國參與當地紳民齊團和馬嘉理被殺害分割成兩個沒有因果關係的獨立事件。關於前者，他強調齊團是聞說洋兵要來侵佔騰越。騰越自咸豐年間回民起事，廳城失守，難民誓不從「賊」，共舉李珍國等為首，毀家紓難，齊團固守，與「賊」血戰十數年。至一年半前，隨同官軍攻克廳城。正欲休養生息，忽傳洋人來騰通商，洋兵來占騰越之信，激於義憤，聚而防堵，自系實在情形。關於後者，他將其看成邊境治安事件，說馬嘉理明知野人以搶擄為生，還要厚賂僱傭，禍由自取。岑毓英將李珍國拋出來也不排除是老吏斷案的逆向伏筆。英國人既然懷疑李珍國，他似乎也將事件的起因暗暗指向李珍國。
7月31日，總理衙門將岑毓英上奏所稱「野人」殺害馬嘉理的調查照會英國公使。
9.李珍國協送喜詔和抓捕兇犯
李珍國赴緬甸送詔書又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當柏郎探路隊正在中緬邊界做着各種入境準備的時候，北京紫禁城裏出了大事。1月12日（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同治帝載淳因患天花龍馭賓天。2月25日，嗣皇帝載湉登基，年號光緒。清廷頒往藩屬國緬甸通告此事的喜詔送達昆明後，由布政使潘鼎新派員齎送至永昌府，永昌知府派員齎送至騰越廳，再由騰越同知吳啟亮、騰越總兵蔣宗漢委署騰越官員鄭定材、楊名聲送赴緬甸。鄭、楊行至南甸，聞前方野人時出搶擄，不敢前行，以李珍國熟悉赴緬路徑，商請一同前往。在李珍國帶領下，使者順利到達緬甸，可見李珍國在中緬邊界是個很有能量的人物。
李珍國回國後，正逢雲南方面奉旨調查馬嘉理被殺事件。岑春煊派提督楊玉科、永昌協副將和耀曾前往騰越辦案，李珍國又奉命前往蠻允一帶捉拿「野人」。當時排定的兇手，是蠻允之西戶宋山一帶土著山民，7月24日，李珍國先帶兵攻打哇椒硐，抓住九人（其後有二人因傷去世）。搜出千里鏡、洋槍等贓物多件。9月1日黎明，蔣宗漢、李珍國指揮兵丁攻破雲岩硐，打死四人、擒獲八人，還搜出馬嘉理的二匹坐騎和各種贓物四十八件。9月18日，李珍國與和耀曾、蔣宗漢等官員，押解人犯行走一千七百餘里前往昆明，接受審訊。
當初滇案剛報到北京之時，英使威妥瑪就認為雲南官方策劃了捕殺行動，在柏郎的報告中，「李協台」「李四老爺」即李珍國又有重大嫌疑。所以李珍國、蔣宗漢一到昆明，就被拘進大牢，成為本案中最關鍵最重要的階下囚。
10.中方再查馬嘉理案
滇案發生後，北洋大臣李鴻章在私下與總理衙門的通信中，認為署理雲貴總督岑毓英有重大嫌疑。岑毓英，字顏卿，廣西西林人，1851年太平軍起義，他在家鄉辦團練起家，後又募勇入滇，是鎮壓雲南回民起義崛起的地方實力派大員，向以跋扈著稱。朝廷既要維護他的權威，不願意捅破這層窗戶紙，又要有人與他周旋。6月26日，決定派湖廣總督、李鴻章的大哥李瀚章作為欽差大臣赴滇，會同岑毓英秉公訊結馬嘉理被戕案。後又派遣前侍郎薛煥幫同辦理。11月13日和20日，岑毓英、薛煥分別抵達昆明。
首先提審李珍國。李珍國交代了1月12日在蠻允接待馬嘉理的情形，稱馬持有總理衙門護照，自己對他優禮相待。馬嘉理在蠻允停留三天，最後派人送其至八莫。又稱收到騰越十八鄉團練公函，因擔心洋兵來騰，受其欺凌，約李回去共齊團練，自保身家。他本人因奉差在外，不敢擅自回去，強調事後聽說十八鄉紳士在騰越清查局議事一次，各團又在本鄉亮團一次，這些都和他沒有關係。李珍國又以2月與額利亞見面，力證自己遠在猛卯，無法分身六百里之外。自己既不殺額利亞，豈會去殺馬嘉理？真要殺的話，何不在他先前去緬甸之前就殺？還說曾有兩個侄子，皆已去世。唯有李含興，從小避亂，往緬甸學做生意，這次隨洋人一起回來，顯然不能分身帶兵。
然後提審李含興。李含興是李珍國的族侄，早年因杜文秀造反，逃往緬甸謀生，十餘年間稍積銀錢，娶緬女為妻，去年聽到騰越地方漸漸平靜，欲回國看望老母，在船上遇見柏郎，因會講緬語、識緬字，且也是前往騰越，英人遂約其同行。
李含興重複了18日馬嘉理與他先行探路的故事。19日行至雪列，馬嘉理詢問當地頭目李珍國在何處？答說去猛卯了。他見這些人形跡可疑，勸馬不要前行。馬嘉理就將他留下，自己繼續前行。次日他與柏郎會合，因後續行李未到，洋人又折返回去。留他與阿林格的隨從石雨田在雪列聽訊。21日他看見好些人牽着馬嘉理的馬，手拿刀槍蜂擁而來，意識到馬嘉理出事了，遂與石雨田分路逃命，後被土人抓獲，關在洞中。他兩次設法逃走，最後討飯回到騰越。他聲明自己不叫叔君，也無兄弟。李含興的供詞與柏郎等外國人的記敘是一致的。
在審訊中，主犯而通凹供詞詳述了殺害馬嘉理的過程：
我是哇椒硐的人。我們是不記年歲。父母俱故，並沒兄弟妻子。本年正月間，聽說有洋人從緬甸來，要過我們山界，馱得有貨物，到雲南地方去。我起意到雲岩硐邀了臘都，各帶了兩硐的人，裴小陀、而排臘、藺小紅、施奶們共二十三人，各帶刀槍，同去攔阻討要過山禮物。那日到了戶宋河邊黃果樹下，遇着騎馬的洋官，又走路的四個漢人拉着一匹馱馬。我們就堵住要過山禮物。他們不肯，騎馬的洋官就開槍亂打。臘都、藺小紅上前用刀砍他，洋官下馬，臘都又砍了兩刀。我們大家一起動手，把他跟來的人一概殺死。拉得馬二匹，我分了一匹，臘都、藺小紅同分一匹，其餘搶得物件，兩硐的人均分。臘都聽說後面尚有洋人馱得有貨物，邀我們再去攔搶，我要送東西回硐，不肯去。臘都就帶了他們硐內的人走了。後來聽說臘都遇着洋人打架，被洋兵傷了幾人，沒有搶着物件。到了六月間，有官兵前來，把硐圍了。我們抵敵不住，被官兵把裴小陀們殺死，又把我同陸濫當們拿住，並搜出硐內所藏的馬匹、物件繳案。
另一個雲岩硐頭目臘都的供詞也大同小異：他說而通凹拉他去打劫，殺了馬嘉理和隨從後，拋屍戶宋河內。他還趕到南崩去搶洋人大隊，結果被洋人開槍打死他手下的阿弄。
欽差大臣李瀚章、薛煥對犯人進行了八次初訊和復訊，形成約三萬字口供記錄。但英國觀審的外交官認為，押解到昆明的「野人」不是八莫騰越山區的克欽人，而是北方下來的人，出售琥珀，被兵役誘擒，抵作兇犯。且在審訊時，既不能說漢語，也挺不懂漢語。中國方面也有史料說了審訊時翻譯作弊，編造供詞。這事的真相真是難以弄清。
此外，騰越同知吳啟亮也被革職，他的供詞提到，馬嘉理被殺後，沒有斬首懸首之事。
11.再次踏訪馬嘉理事件的案發現場
2014年1月，我再次前往雲南，打算完整地沿着柏郎探路隊入境及馬嘉理被殺的路線，進行一次田野考察。
傍晚到達邊陲縣城盈江住下。次日清晨，我和朋友驅車西行，探訪芒允——也即是從前的蠻允。雲南的1月並不寒冷，一件毛衣加一件外套就能對付。太陽還沒有升起，戶外的空氣中，瀰漫着濕潤的薄霧。我在越野車上忽然想起，一百三十九年前，馬嘉理就是在這樣的時節和氣候中第一次走進騰越和蠻允的。
從前雲南有些地名，帶有歧視性的「蠻」字，解放後都改用「曼」或「芒」字替代。到達芒允時，我們意外地發現，街中路邊樹立着一座鐫刻着「蠻允街」的石碑，使我在時空感上和光緒初年產生了穿越。芒允是個村的建制，但縱橫交錯的街巷，鱗次櫛比的老屋和青石板鋪就的街道，總使我感到這是個古鎮。據考證，古老的蜀身毒道(又名西南絲綢之路)南線就是從盈江這一帶出境，而芒允，其村鎮聚落形成的歷史據說可以上溯到元代以前。
在芒允，我找到一座奘房，旁邊建有佛塔。所謂奘房，源於緬語，是佛教徒拜佛和修行的地方，也是村寨活動中心和重要事情集會商量的場所。芒允奘房建築面積1478平方米，房面闊五間，進深三間，是座集傣、漢建築藝術風格為一體的重檐干欄式建築。有關材料介紹它始建於民國初，前幾年又集資整修。但我冥冥中覺得，它的年齡更為蒼老，似乎就是岑毓英奏摺中提到的馬嘉理借住的緬佛寺。問了當地人，沒人能說清楚。
然後出芒允，西行約一公里，再次來到「馬加里事件起源地」。這裏當地人叫「混嘎拉」(傣語「洋人窪」之意)。此時，太陽的光線正透過薄霧灑向大地，我卻對兩塊石碑樹立的地點產生了懷疑。畢竟這裏一馬平川，與戶宋河全無關係。根據審訊記錄，馬嘉理是在戶宋河畔黃果樹下被殺，並被拋屍河中，這裏離河較遠，難道殺人後再將屍體搬運過去？
於是再往西去戶宋河。大約一二公里，汽車駛過河上的水泥橋後停了下來，我沿着河岸踏勘。戶宋河是大盈江的支流，河面寬約三四十米，河床較深，水面較淺，河底的石塊都裸露在外。查閱資料，其枯水期流量4立方米/秒，1986年7月24日的洪峰流量達到522立方米/秒。1、2月份是旱季，當年若也是這種徑流，拋屍河中，大約屍體不會很快衝走，但畢竟信息溝通較慢，待到清廷派人調查，已是數月之後，現場完全被破壞了。
當年李珍國在審訊供詞中說：戶宋河「大水時很深，水淺時也有齊胸的水，水流甚急。下通南崩河」。關於水之深淺，百年間之變化尚能理解，但說下通南崩河，則肯定不對。李珍國還說：「緬佛寺離蠻允約十幾里，離戶宋河也有十幾里。」這個方位我不知如何確定，若說緬佛寺在蠻允村外，居戶宋河與蠻允之間的話，則兩個「十幾里」與我的現場感覺是不符合的。地理上的細節錯誤，昆明城裏審案的大官不會注意，但後來英國又派外交官格維納去現場探勘時卻發現了，使得中方的審訊記錄漏洞頻出。
我們行駛的公路線漸漸貼近大盈江。江面收窄，河床坡度陡增，落差懸殊。公路順着河岸一起進入陡峭的峽谷，江的對岸就是緬甸。兩側是茂密的熱帶雨林，越野車在山路中不斷盤繞，奔騰的江水拍打着江中巨石，發出震撼的吼聲，從2004年起，沿江三公里河段內，建起四座梯級水電站，裝機46.55萬千瓦，據稱是舉世罕見的超級開發。最後，我們到達37號界碑，大盈江與南奔江交匯之處，這一帶，就是馬嘉理出境，以及柏郎探路隊入境的地方。
南奔江，又叫南崩河、紅蚌河，是大盈江在中國境內的最後一條支流。與大盈江的深水激流不同，南奔江水很淺，水流亦很緩慢。過往的商隊，都從這裏涉水過江，往來滇緬。當年沒有公路，過江後就要攀上後崎嶇險峻的山路，經過扎賴、石梯、雪列（今雪梨）等山寨下山，抵達蠻允，途中要在山上過夜。現在修建了盈（江）八（莫）公路，沿江而行，第四級電站到盈江縣城也就五十公里，大約一個小時車程。而渡江去八莫，路途也不遙遠。
這裏的山勢和江河與從前變化不大，但由於水電開發，兩江交匯處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集鎮。如今中緬經貿連通的口岸甚多，大盈江—南奔江一帶並不是主要方向。大盈江流入緬甸克欽邦後改稱太平江，大唐集團投資建造了境外的太平江一級水電站（裝機容量24萬千瓦，距離37號界樁下游約2公里），使得這條河道承載的梯級電站達到五座。伴隨着「一帶一路」建設，這裏將為中緬經濟繁榮發揮作用。
（近代軍事史學者，著有《天公不語對枯棋：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秋風寶劍孤臣淚：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續編》《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中國近代海軍史事日誌》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