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顾颉刚与谭慕愚的50年情缘（其二）

第二阶段的交往在一九三〇年代，顾任教北平燕京大学，谭则供职南京政府内政部，南北互访，时复一遭，彼此之间的情感深化了。《与健常往来年月表》一九二八年条云：

予在广州，暑假中得高君珊女士信，悉健常在大学院作科员，不幸以党案被捕入狱，嘱予营救，予因致长信与蔡孑民、戴季陶先生，并发电，请其营救。与健常一函，托君珊转交，彼得此大哭，来书有“最知我者惟先生”之语。出狱后，东渡日本，学于东京高等女子师范。（是年未见面）

经过这一次患难，谭对他的“知己”之感自然加深了。当时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不仅共产党已成非法组织，反共的青年党也同样在取缔之列。所以谭被捕入狱。此案消解后谭才能正式进入内政部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顾先生到南京访谭，这是久别后很重要的一次晤面。头一天在火车上适逢大雪，他已心中忐忑不安，赋诗曰：

一天风雪冷难支，为约伊人不改期。我愿见时便恸绝，胜留余命更生离。（一月九日条）

第二天会晤后记：

不见慕愚，一年半矣。情思郁结，日益以深。今日相见，自惴将不止陨涕，直当晕绝。乃觌面之下，尘心尽涤，惟留敬念。其丰仪严整，消人鄙吝可知。今日天寒，南方诧为数十年所未有。彼为我买炭，手拨炉灰，竟六小时，我二人在一室中未曾移席。呜呼，发乎情，止乎礼，如我二人者殆造其极矣。（一月十日条）

可知谭慕愚自有一种高华的品质，使顾得儿女情怀升华为“敬念”，孔子所谓“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也许便是指这种精神境界。一个多月后他去北平整理谭慕愚历年写给他的信，对于她发出了高度的礼赞。

民十三（一九二四）迄今，慕愚寄我函件得九十三通，有许多未填写日期者，须考定其事实及所用函信笺，颇费事也。将慕愚寄我的信通看一遍，其人格直如晶莹之宝石，有良心，有志气，有魄力，洵为超群秩伦之材，而频遭夜行者之按剑，世无真知，我自喜为九方皋矣。

慕愚性格，备具男性的勇敢与女性的温存。故有坚决的意志与浓厚的同情心。上月我与之谈，谓我欲造成人才而别人诋我利用青年，我欲提倡学术而别人诋我好出风头。彼云：“假性情人是必不能了解真性情人的。”她所以知我为真性情，正因为她自己是真性情耳。（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日条。按：关于他们两人性情的异同，他后来做了一个详细的比较表，见一九三五年四月十日条）

由于顾先生对谭的爱情在无可奈何的现实中提升到了纯精神的层次，他在这次六小时的拨灰长谈后，想出了一个“精神之结合”的方式，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他记道：

久欲写慕愚信，今日忍不住了。信中劝其向世界史及中国国民生活两方面着力，将来好于我共作一部中国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鸦片战争以后至现在。要是这个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结合将历千古而长存。不胜于百年之伉俪乎！只要她能答应，我的不安静的心就可安静了。

这是一封二千余言的长信（见二月五日条），竟很快收到积极的反应。二月十七日：

得慕愚书，承受了我的要求，自接信日期，每日抽出三四个小时读书，并作笔记，先从满蒙新疆西藏等问题做起。俟见解成熟，再作论文以锻炼发表能力。为之大慰。只要她的学问有成就，我的生命也就有意义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谭慕愚对边疆问题的兴趣此时已开始，后来更亲往绥远考察，并代内政部长写《内蒙之今昔》。这些活动直接影响到顾先生的研究方向。他告诉我们：

廿二年（一九三三）秋间健常随黄绍竑到北平，旋赴绥远，商议内蒙自治问题。过平时，健常曾至燕大我家一宿。自绥远归，又至燕大讲演，予受感动，遂有研究边疆问题之志。（《与健常往来年月表》）

甚至他最后决定到北京大学兼上古史课也是因为谭慕愚的关系。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条记：

张西山君转到健常信，悉健常以到内政部逾半年，例须由铨叙部审查资格，而渠已改名，恐北大预科毕业证书无效，嘱我向蒋、胡二先生言之。然我以耽浏览，来济（南）已逾期，审查期亦已过，怅甚。即写梦麟先生信，答应下学年在北大兼课事，请其即速证明健常资格。

为了代谭慕愚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是非之场”。胡适和傅斯年大概万万想不到，他最后答应来北大历史系兼任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吧。所以仅就谭对他的学术生涯所发挥的作用而言，研究顾的生平而不涉及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第二阶段中，顾、谭交往的事迹很多，不能在此一一涉及。下面只谈两次比较有趣的聚会：第一是一九三二年顾先生面临失恋危机的情感波动；第二是一九三四年他们在西湖的唱和。

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顾从北平回苏州省亲，先在南京下车访谭。和一年前一样，他又忍不住心潮起伏，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恋人倾吐满腹离恨与相思。他在车中赋诗两首：

是乐是哀浑莫知，别期似暂又似迟。百千量度都须废，只此愁心不可移。

只缘思极心翻木，更以情多见总羞。拼把吾生千斛泪，年年倒向腹中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天上午他兴冲冲地去探望谭慕愚。日记说：

十一时，到政部访健常，与之同归其家，吃午饭，见其父母、妹及黄一中。……

他在日记之末写下对此聚的感想：

黄厚端，字一中，黄克强先生之次子，日本留学生，在内政部参事室任事。健常与之同事，且同乡，甚相契合。今日同在谭家吃饭，觉其人非浮夸之流，深喜健常之有托。予极爱健常，顾我义不当与之接近，且不愿彼为我而有痛苦，八年来之交谊率在躲躲闪闪中，未尝一自表白。予既不能施爱，复不望彼之受爱，故今日之聚，一方因以自悲，但一方亦甚为彼幸。且彼之得有安慰，即足使爱彼者亦得安慰，复何恨焉。所惘怅者，彼此友谊不得继续，即此躲躲闪闪之机会亦不易得耳。（一月二十三日条）

原来他乘兴来访，忽然发现所欢已为同乡而兼同事的黄一中横刀夺走，他此时心中滋味，可想而知。日记上的感想写得理情俱到，但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智层面的自解（rationalization）而已，情感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十一年后（一九四三）他回忆此会，余恨犹在。他说：

一月，予南旋，访健常，承邀至家吃面，时黄一中君在座，颇相讽刺，予怫郁归。廿七日抵杭，翌日而沪作战（按：“一二八抗战”），予遂留杭。以此芥蒂，夏间此行时遂未往访。（《与健常往来年月表》）

当时座上受黄一中冷言冷语的讥嘲，一定深深刺痛了他。日记上不写，正见其情感上创伤之重，故避之唯恐不及。第二天他痛定思痛，找到了更多的蛛丝马迹，证明伊人的心已变了。他说：

昨在内政部时，健常云：“下午要不要找谢祚茝去？”予聆此言，即觉空气突变。及至谭宅见黄君，始恍然。今日果与祚茝同游矣。白门两度新年，竟是两种景色，令我长唤奈何。今晚归寓，馆役以健常及其父所赠苹果一篓、橘子一篓、荔枝一匣、桂圆一匣进，谓于下午二时送来，以我不在，约晚间再来。予在寓待之，终不至，益知其情矣。对此赠物，只是呆视。噫，橘其决耶？荔其离耶？然有桂圆，似犹有望也。予之希望筑在迷信上，亦无聊甚矣。然情之所驱，固不容不尔。且谶语实有奇应。予去岁住交通旅馆，门外有“别苑”一额。予默祷而卜之于《易》，得“黄离元吉”一爻，两占皆然。今彼果有黄君之丽矣。予亦果与之别矣。继今以往，不知天之安排我与颠倒我者将如何也？

他仍不死心，以至在谶语中找希望，这是显然可见的。但他最后分析谭何以终于弃他而去，则归结到他不能决断，不肯离婚：

予与健常交凡八年，可括以二语曰：“行乎情之所不得不行，止乎义之所不得不止。”此所谓义，当然是时代的。若社会组织既变更，彼不致因此而情感痛苦，且不致伤害别人，使别人为我而受痛苦者，我又何所畏乎！廿三日，围炉讨论国事，健常曰：“若处处审慎，顾忌太多，必不能成事。”此固论政府之不敢主战，或亦用以讥予。噫，予心之苦，健常安得知之乎！（我仅能打破旧道德，但终不能打破我的同情心）（一月二十四日条）

这段文字中的“害别人”、“同情心”等都是指他的夫人殷履安女士而言。他的爱情已奉献给谭了，但对教育程度不高而忠心不二的妻子他却割舍不下。其实这段分析很可能是他疑心生暗鬼，与谭的真实想法未必合得上。无论如何，他这次尝到了很深的失恋的痛苦，然而他还在继续挣扎，不甘全军尽墨。一月二十五日回到苏州之后，日记上说：

今夜写健常信，谢其赠物，且试探其此后是否不再与我通信。如其不来，我亦决不做讨厌人，扰乱他们的和平空气，惟默为祝福而已。

但是最后谭并没有嫁给黄一中，甚至谭、黄之间是否有过一段情缘，现在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所以这一不愉快的经验很可能是顾先生因爱生妒而作茧自缚。一九三三年以后他和谭又回到了原来的情感轨道。

一九三四年八月顾先生的继母在杭州逝世，全家南下奔丧，在杭州陪伴父亲住到十一月底。恰好在同一时期，谭慕愚也奉内政部之命到杭州考察浙江经济和行政，并为部长黄绍竑起草《内蒙巡视记》，在西湖住了一个月左右。谭因为时间匆迫，恐赶不及完成写作，再三求顾相助，因此他也参加了这一工作。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来往是异常密切的。但无论是游湖或工作，都有其他人参与其间，似少单独相处的机会，这样的聚会对他反而是痛苦多于欢乐。十月四日的日记说：

与起潜叔（按：顾廷龙）、自明同到第一公园，雇车到俞楼，邀健常同游，到严庄、放鹤亭、平湖秋月、三潭印月、汪庄，到高庄吃饭。……与健常别，抵家已七时矣。

今日得与健常痛快游览一天，心神愉乐，一畅数月之愁郁。但分手之后，即觉百无聊赖，转较彼未来之时愁郁为甚。噫，既已有情，便当非离即合，今乃介于非离非合之间，此痛苦殆未易道也。

他把这种受压抑的情感比之于“相见怎如不见，有情还是无情”（十月九日条）。他有时甚至硬起心肠暗暗喊道：

唉，健常，你归去罢，我的感情已不能胜这痛苦了！（十月八日条）

但另方面，他看到谭慕愚忧虑日本对于内蒙古的野心，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又十分受到感动。他对谭的敬仰又加深了。日记中说：

健常真是一个人才，有眼光，有志气，有魄力，有胆量。予交游弥广，而可以与谋大事者甚寡。得此一人，又受性（别）的阻隔，其当捶胸一恸。（十月七日条）

这时他竟恨不得谭是男性，可以和自己“与谋大事”；他的“事业心”被激起了。与谭同来西湖的还有一位夏葵如，《日记》介绍他：

夏葵如君，北大同学，十四年救国团中，与健常同任文书，为共产党分子所攻击。日前与健常同来，住俞楼中层，助健常编纂《内蒙巡视记》。（十月十九日条）

夏葵如即夏涛声（见《与健常往来年月表》一九三四年条），他此时是否也在内政部工作，尚待考；但他已成为青年党第二代的重要干部，一九三三年即已具有该党中央委员的身份。从谭、夏合作的事来判断，则谭的国家主义信仰依然如故。《内蒙巡视记》便是谭、夏、顾三人共同撰成的。《日记》又说：

健常心底悲哀，时流露于篇什，慰之无从，使我更增郁抑。彼幸有事业心耳，否则体必不任。彼作事太刻苦，不要休息。而为我去，又欲伴我游，真使我抱愧。（十一月二日条）

所谓“流露于篇什”即指诗而言。可知顾在西湖作诗特多是由谭引出来的，所以西湖唱和成为他们心灵交流的主要方式。十月二十日的日记：

健常示近作云：“人事纷纭苦不休，暂停征马岛俞楼。此心已为飘零碎，怕看西湖处处秋。”嫌其萧瑟，和之云：“一天风露且归休，莫以伤时怕上楼，度尽寒冬花即发，何须重泪对清秋。”

又十月二十三日：

今日健常诵昨作一诗，其末二句云：“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葵如说：“这太消极了。”我说，“‘吊’字换了‘待’字吧，这一来便变得消极了。”归后因成一诗云，“莫将闲泪付秋思，大地春回已有期，试上逋翁亭子望，梅林待发万千枝”。又作一诗云：“夜夜西泠对玉盘，莫将圆缺定悲欢。劝君炼得女娲石，便补天倾也不离。”题为“莫将”，以表规讽之意。实在说来，健常之生活实为可悲，惟这一方面我决不能加以安慰，故唯有作壮语以激励之耳。

十月二十四日：

晨在车上得一诗赠健常，云：“朝朝祖逖声鸣鸡，羞说回文苏蕙机。取法英贤原不远，岳王墓在俞楼西”。盖彼患早醒，恒早四时即无眠也。

这是勉励她效法岳飞，期待之高可见。十月二十五日：

又续作《莫将》二首。一云：“漫漫平原渐渐津，莫将琴剑怨飘零。天涯须是飘零够，始把人生识得真”。一云，“同听边关笳鼓声，莫将痛泪洒新亭。肩头自觉竖如铁，要把河山一担盛”。

顾作《莫将》四首及车中一首都针对慕愚“明知花事随秋尽，犹吊嫣红姹紫来”两句而发，故作壮语以慰其怀。可知原诗决不是悲秋之作：“花事尽”乃伤中国或将亡于强邻也。谭救国心切，仍与十年前之“圣女贞德”无异，惟壮怀激烈已转化为中年的沉忧而已。

曲终人散之际，离愁终于爬上心头。十一月三日记：

前日健常作诗曰，“北风怒发厉于刀，万壑千峰尽痛号。可惜离人心底恨，不曾削得一分毫”。

自称“离人”自然有惜别之情，但是她的“心底恨”恐怕还是以“国恨”为多。此谭慕愚之所以为谭慕愚也。对照之下，顾先生则流露出更多的儿女情长。十一月七日记：

将二日看枫事写成三绝：

秋到人间且莫嗔，初凉景物胜于春。乍将夕照凝红树，忽有金凤舞白蘋。

姹紫嫣红垂尽时，青枫正是转丹期，似怜漂泊悲秋客，故故招邀去折枝。

摘来红叶纳书囊，如此深妍好久藏。过却十年重检视，依然颜色压群芳。

健常聪颖，必知予之怀也。

“看枫”事的背景如下：

湖上中山公园门内有枫树两枝，红叶之艳，所未经见，健常极赏之，徘徊而不忍去。（十一月二日条）

这大概是谭、夏、顾三人在工作之余常常结伴游赏的地方。第一首是劝她不要“悲秋”，第二首仍回到慕愚“花事尽”之句，“青枫转丹”既可代“嫣红姹紫”，则秋亦复可赏，末句可有两解：丹叶“似怜”慕愚这位“悲秋客”而“招邀”之，一也；顾参加写作为谭再三“招邀”所致，则受“招邀”者即诗人顾颉刚本人，二也。这是故弄狡猾，利用诗的“暧昧语义”（ambiguity）而作模棱两可之辞。若依第二解，则“折枝”更有深意，即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矣。第三首以“久藏”之“红叶”喻慕愚尤为明显，自一九二四年初识至此整整十年，而诗人心中更无他人。此诗必须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一条日记合读，其涵义始得全幅展露：

车中追忆一月中晤健常时，渠问曰：“近年有好的女弟子吗？”因成一诗记之：“樽前温语叩从游，欲吐衷情又咽休。旧恨苦多心苦窄，更无余隙种新愁。”……其实，我心头要说的话，是“除了你外更无别人”。所谓“美者自美，予不知其美也”。

所以能“压群芳”者，正以不知群芳之美也。

十一月九日已至曲终人散的前夕，顾先生写了六首诗为此次西湖聚会的纪念。兹分写于下，略加解说，作一结束：

黉宫灯火景山烟，往事依稀已八年。别后悲欢何可说，忽然相遇合相怜。

第一首从顾、谭北大订交始，回忆故都旧游。谭慕愚应青年党之召，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离北京，赴重庆任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行前一夕与顾先生全家同游北海，至此已整整八年。

黑水白山劫一空，忧心无日不忡忡。北疆又报蕃王变，为发轺车破朔风。

此诗前半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事件，日本侵占东北，国难开始。下半指一九三三年日人筹划在多伦召开蒙古回忆，邀请蒙古王公参加。同时蒙古德王等也要求自治。危机紧迫，谭慕愚随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同往内蒙巡视。

制就长编十万言，要从笔底固边藩。几回写到伤心处，仿佛遥闻啼峡猿。

此首专叙《内蒙巡视记》的撰述过程，谭慕愚亦曾数度哭泣也。

四邻虎视久耽耽，国力空虚只自惭。斫地长歌悲塞北，祷天莫赋哀江南。

“四邻”实指日本与苏联。前者既占东北，又渗入内蒙，后者则既已控制外蒙，又复觊觎新疆。此时唯有希望南方不致遽临危境而已。

宋家宫阙久成尘，独有岳王庙貌新。联袂同来松柏下，正为识得古人心。

杭州即南宋之临安，亡于蒙元；岳坟离俞楼不远，他们当天便在岳坟附近吃饭，诗或即作于其地，故相勉以岳飞之心为心。

今日三人步履随，明朝三道便分驰。临岐相顾无他语，砥柱横流责勿辞。

“三人”者，共撰《内蒙巡视记》之谭、夏、顾也。这是最后一首诗，归结到“砥柱横流”，足见在这次合作中他的爱国豪情完全被激发出来了。这一天日记之末，他又说：

予本有一诗云：“媚人碧玉西湖水，落日黄沙大漠风。并落俞楼几案上，只缘我辈忽相逢”，欲以题照，因健常有“西湖朔漠两般秋，尽向俞楼砚里收”句，较此佳，即弃之。

谭诗两句极为凝炼，还非顾诗之松散可比。珠玉在前，顾先生自甘敛手，良有以也。《日记》中引谭诗太少，是一憾事。然仅就此寥寥数首已可见其才情功力之一斑。

纵观西湖一月之聚，顾先生心态有一显著的变化：最初六七日共游，他为私情所困，苦恼之至；但最后两三星期共同撰写《内蒙巡视记》，他的心态转换了，私情已退居次席，救国之念主导了他的情感。像一九三一年一样，谭慕愚再一次发挥了“消人鄙吝”的精神力量。

一九二三年夏天，胡适在西湖烟霞洞养病，住了三个多月，和他的表妹曹珮声之间发生了一段感人的恋情：胡写了许多诗，题作《山月集》，后来没有正式印出，诗多散佚了。十一年后顾颉刚和谭慕愚也在西湖俞楼有此一番唱和的因缘，真是先后辉映。我觉得顾、谭聚首为西湖增添了一段佳话，故略记其始末于上。

前面已指出，顾、谭的情感在第二阶段中深化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虽在这一深化阶段顾也未曾与谭真正“谈”过恋爱。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在《日记》中说：

予与慕愚一段情怀，从未道破，近日颇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今晨醒来，天尚未明，思欲作书致之，以极简单之词约之曰，“我二人相逢已晚，无可奈何。然此世俗之常情，万流所共趋。以吾辈个性之强，自当超出恒蹊，别求慰藉。”终虑扰乱其心，不敢书也。

这已在他和谭南京重会晤的两个星期之后。当时他们两人“在一室中未尝移席”至六小时之久；然而仍“未道破”，所以他极以“发乎情，止乎礼”自豪。在整个第二阶段，顾对谭的“情怀”都是通过一种“心照不宣”，或“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委婉方式表达出来的，诗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媒介。如果借用《兰亭序》的语言，我们可以说，他和谭诗中都自限在“晤言一室之内”的范围，却从不敢“放浪形骸之外”。这位“五四”健将受传统礼教的约束之深，实出人意表。这又再一次证实了傅斯年的反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心……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含着高度的压制性。礼数构成“超我”（superego）的一部分，在显意识中发挥检察功能，使“自我”不敢轻越雷池半步。然而睡梦中的潜意识则往往不是“超我”的检查所能遍及的。“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发乎情”便未必能“止乎礼”了。下面让我们看看他在第二阶段的三个梦。一九三二年四月二日：

晨五时许，梦见慕愚全家避难至予苏州家，予留之。设三榻，其父东，其母西，慕愚中。予乃与慕愚同卧，然不及于乱。时慕愚正作中西交通史毕业论文，予助其集材，篇中称“顾师”云。此梦甚长，几历一小时。呜呼，仅梦中许作此温存乎！梦中又见灯甚多，镜甚多，不知主何识。将谓如镜中花、灯中焰之易灭乎，然此心此志则不易灭也。将谓明镜反映灯光，使其俞昭明乎，是固予之愿也。

这场梦做在他的“失恋”期。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谭家午餐，第一次见到慕愚的父母，同时也遭受到黄一中的“讽刺”。这当然是他忘不了的日子。梦中父母同来也许是下意识里她希望得到他们的偏爱，因而携女来访？但“与慕愚同卧”则是首次在梦中出现，初步突破了礼教的防线。另外两场梦则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一在西湖唱和之前，一在其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四日：

昨晨梦与健常同游西北，予与同室，睨其睡，彼一笑，予亦一笑，心大动。忽念予坚苦自持十一年矣，不能败坏于今日，遂就别榻。继闻他人皆舍我等而先行矣，一怒而醒。予久不梦健常矣，今犹如此，足知情之牵缠，至今未灭也。

此梦已比前一次大大地跨前一步，徒“不及于乱”跃进到“心大动”的境地了。但“超我”尚有些微约制力，终于在梦中悬崖勒马。

最后一梦则在西湖别后两星期之后，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晨三时，梦见健常与予同床，彼起溺，旋就睡，呼予曰，“盍扪予乎？”予如其言，告之曰：“我一向以理智压制感情。”语未毕，彼怒曰：“弗尔，若然，我不将为娼妓乎！”予急谢之曰：“予虽一向以理智压感情，但至今日而已失败矣！”言至此，瞿然而醒。时凉月半床，旬又八日之夜也。回味梦境，惆怅不已。十一年来，此是第一回梦中定情。

第一次“梦中定情”，礼教的堤防终于完全崩溃了。由此也可见西湖一个多月相聚，虽然共同的关怀是国家的危难，但至少从顾这一方面说，他对谭的感情已发展到毫无保留的地步。梦中违礼的尺度恰好可以测量醒时情感的进度，所以从“不及于乱”到“心大动”，最后归宿于“定情”，层次井然。如果再以第二阶段的三梦与第一阶段的二梦互相对照，其阶段性的差异便更不可掩了。最后我必须郑重指出，以上的分析完全以顾的《日记》为根据，其片面性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谭的一方面是否在情感上也有相应的进展，由于全无资料可依，则只能存而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