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阿姆斯特丹】借銀燈照荷蘭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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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惟得
眾說紛紜可以令人一時迷惘,今次旅遊倒遇到一個例子,來到阿姆斯特丹,眼睛電影館告訴我,西洋鏡由英國數理學家威廉.喬治.霍納發明,分明記得前天在里斯本的青少年電影館,文字顯示西洋鏡的始創人是奧地利科學家西蒙.馮.斯坦普費爾,手頭上沒有百科全書可以翻查,一時又不方便上網叩問《維基百科》,難免興起「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慨嘆,繼續走下去,對眼睛電影館的資料也有點存疑。公平起見,常設展覽「廣角鏡」倒是經過精心設計,縷述電影史前史,資料旁邊都有儀器示範,桌面的數碼熒幕又詳細解釋器材的結構,另外「捕影網」縱容觀眾追蹤電影,豆莢廂座讓觀眾看過經典片段後參加無獎競猜遊戲,綠幕容許遊人自拍後收入手翻書,寓教育於娛樂,既然踏在荷蘭土壤,不如借眼睛電影館作銀燈,一照荷蘭電影的風采。
神話返回基本,從前電影就是由一系列靜止的畫框壓縮到透明膠片卷,通過放映機快速拉動,個別畫框急促連接,投射到大銀幕上,給人活動的錯覺。眼睛電影館陳列荷蘭電影使用過的長膠片卷,從荷蘭電影廠35毫米的無聲全畫框動畫,到經過化學藥物處理的膠片卷,與及使用沖壓染料的測試動畫。說到電影膠片的寬度,通常以米厘為單位,電影工業伊始,35米厘向來是標準,業餘電影人倒會用較窄的寬度——8米厘,9.5米厘,17.5米厘以致28米厘,寬度較大的膠片,比如70米厘和IMAX,倒可以帶來終極的衝擊力和壯觀。16米厘價格實惠,性能可靠,是預算有限的專業人士的寵兒,1899年荷蘭採用沒有齒孔的68米厘膠片,上世紀中葉,採用8米厘、超8、16米厘和超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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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公認早期電影都是黑白片,眼睛電影館闢謠,電影初開,彩色膠片已經普遍,梅里愛就用手工著色。經濟實惠的還是模版噴畫、著色和調色,將膠片浸浴,渲染單一色彩。其實電影史開頭數十年,開路先鋒已經嚐試捕捉現實色彩,開發各種技術,特藝彩色就很成功,過了大半世紀,才發明紅綠藍三色膠片,荷蘭電影通常用藍調漸變、模版色和柯達彩色。直至1958年,才用矮克發拍攝第一部彩色片《珍妮》。1920年代末期第一部有聲電影放映,聲帶收錄在映象的同一條膠片,經過多年實驗,聲帶與映象終於可以並列,從那時起,發展出多種系統,把聲音收錄到膠卷、光學音響系統、磁帶和數碼系統。荷蘭電影的音響系統,早期有橫向光學配樂,九十年代在映象和光學音響系統之間,加入藍綠光學系統與光學時間代碼,達到數碼與聲音同步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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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銀幕上投射的映象愈見開闊,長寬比最終決定映象的比例,默片時代,映象的長寬比大致上不高於4:3,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招徠觀眾的手法是提供壯觀場面,數之不盡的放映系統就有闊銀幕和變形鏡頭式寬銀幕,今時今日的數碼電影只採用闊銀幕的格式,荷蘭電影大致從俗。眼睛電影館提供的驚人數字其實在物料方面,默片時代,相等於四份三的製作影片都已散佚,罪魁禍首是硝酸纖維素,壽命短而又高度惹火,五十年代終於被醋酸纖維取替,然而這種物料依然容易碎裂,九十年代再轉為聚酯纖維,似乎沒有一種物料最為妥善,眼睛電影館把影片存放在最理想的環境,還是經常要把它們轉換到新的媒體,方便後人研究。一下子滾動着大鐵餅的模擬電影放映機漸告消失,2005至2010年之間,數碼放映機雄霸電影王國,膠片被數碼電影包取代,基本上是一批加密的數碼電影檔案,因為經過壓縮,不適宜保存,眼睛電影館採用低溫氧化物把未曾壓縮的母帶儲存在磁帶上,比較硬盤可靠,卻像模擬膠片不能永久保存,看來甚至數碼電影也要經常轉嫁於新載體,才能保證不會流失在電影長河裏。
簡簡單單學過一些電影技術,坐到豆莢廂座看荷蘭電影片段,水過鴨背,倒留下一些紀錄片的倩影。《動物園》(1962)從籠外拍野獸,籠內拍遊人,獸與人儼然遭遇同一命運,等到欄柵自鏡頭移走,一股自由空氣撲面而來。《騎自行車的人》(1965)用慢鏡頭拍單車上的男女,踩着踏板的腳帶有芭蕾舞姿。《荷航觀光飛行所見》(1933)俯瞰阿姆斯特丹城,街巷劃出工整的線條,這是荷蘭第一部有聲(飛機引擎聲)電影。《沿著王子運河》(1877)影機隨船滑水過橋,剎那間彷彿航進布萊特納的畫框。上世紀拍攝皇室活動的紀錄片,影機誠惶誠恐用遠景,女皇與皇母像高台上兩個小黑點,縱使她們揮手,我們依然感覺冷峻。二十多年後影機用中景拍公主大婚,倒拉近皇室與民眾的距離。接下來駙馬用手提影機拍攝一歲的小公主學步,採用大特寫的角度,笨拙的家庭電影頓時傳遞天倫樂。
少見荷蘭電影參展電影節,其實荷蘭電影有豐盛的實驗電影傳統,由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與馬努斯.弗蘭肯遙領風騷,六十年代因着法蘭.蘇獲則士與電子電影,再度開花燦爛。眼睛電影館重複播映伊文思的短片《橋》(1928),用古董機械發條式攝影機拍攝鹿特丹的吊橋,因為封盒過小,每數分鐘便要轉換一次膠卷,伊文思依然能從刁鑽的角度,拍出澎湃的映象。伊文思早期的電影抒情而富實驗性,後期比較寫實,關心社會,為民眾慷慨陳詞,他最著名的電影應該是《西班牙土地》(1937),描述西班牙的中堅份子,因為自由受到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權威脅,地主又霸佔農民的土地,奮起革命,伊文思的熱誠感動了海明威,為他撰寫旁白並且朗讀。伊文思與中國也頗有淵源,遠赴神州拍攝《四萬萬人民》(1939)和《風的故事》(1988),另外《愚公移山》(1972-1974)片長763分鐘,可以看到他對映象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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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電影的另一員猛將是巴特.維格特(Bart Vegter),八十年代開始實驗生涯,短片帶有他個人獨特的癖好與氣質。他有意探討立方體與映象方框的關係,或者幾何平面的組成,看立方體的斷面,怎樣與三條主軸平行。他亦有興趣觀照色彩與移動本身,與及它們抽象的變奏。九十年代開始,他用自己撰寫的電腦程式製作電影,軟件顯示的圖像,在位置、方向、活動、速度和色彩各方面逐漸產生變化。眼睛電影館展覽他的《空間調節》(Spatial modulation, 1994),但見一個黑色的平面本來有很多小白點,慢慢由平面變成立體,何時開始產生變化,卻又可以因人而異。維格特更用軟件把電視畫面的噪音雜訊加工,轉化成活靈活現的視像。他的天空可以是自我撰寫的軟件、光的頻率和惹人眩思的抽象概念的混合物,死水微瀾以致持續活動。他心目中的時間,由單一死板的圖像,進而演變為極度戲劇化的壯觀場面,過程當中,色彩在難以察覺的狀態中把線條和圓錐形體溶解,再又變成固體,抽象的映象在他滑鼠操縱下千變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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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製造的《第四個男人》(The Fourth Man, 1983)令我眼前一亮,導演保羅韋浩雲(Paul Verhoeven)移師荷里活,從此沈淪於酒池肉林,或者我也不應該就這樣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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