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鳴鶯

我的女兒叫李鳴鶯，聽起來很響亮，叫起來也很響亮。我就「命硬」「命硬」地叫著。我得到女兒的經歷，非同一般。三年來，土生土長，野蠻發育，像一顆從山上滾下來的土坷垃，越滾越大，排山倒海般砸下人間。這期間的快樂與辛苦，暫且不提。我只想說說我是怎麽從土坑裏救下我女兒的，以及我的自我拯救。這是硬生生脫一層皮的經歷，活脫脫把我脊梁骨抽出來的經歷，暴雨洪水般給我靈魂洗刷刷的經歷。

到現在我仍然覺得我只是稍微擺脫了人變成「鋼筋鐵骨」大配件的「半人」，離自由之人相差甚遠。

但八九年前，我純粹是一個精神空虛身體忙碌的機器青年。我爸媽都是鎮上老師，他們從我小時對我寄予稻草堆一般的厚望，直到我上初中才猛然意識到我資質平平，便只求兒子性格穩定不做壞事了。老師布置的功課，我總會兢兢業業像蜜蜂一樣做完，所有老師都似乎想對我指導什麽，然而當看到我把頭埋在書裏吭吭哧哧額頭上汗珠稀稀拉拉的窘樣時，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沈默。我的老黃牛天性以及勞動，換來的是省內一個二本不知名大學。辦大學喜酒時，很多親朋好友都對我投來意味深長並且釋然的微笑，仿佛在對我爸媽說，「瞧，雖然生了個笨兒子，但總歸是考上了大學了。」當時我絲毫不在意，不斷對自己洗腦道，很多人都沒考上中專，我起碼在農村人中，算不上學識最淵博的，也能算上上過大學的。但我總會像沙漠之人渴望一口救命的水一樣，渴望更多的知識，也懊悔於自己的榆木腦袋，總感覺生命失去很多，失去了很多靈性的光彩，失去了很多思辨的樂趣。我沈醉於我的愚笨，卻以此為恥。

總之，扯遠了，大學畢業後，父母擔心我前途未蔔，就花了五千塊把我送進了鎮上一個與我專業稍微有點相關的企業，成了機械廠車間的一個小領導。說是小領導，發的工資跟同事一樣，只是每天要多花一兩個小時在其他工人下班時統計並上報一下當日工作量，但我也堅持了下來，一年之後就比別人多發了五十塊。進車間第一眼我就看到工人麻利地將一條條鋼筋插進兩個橫放著的大圓柱裏，隨即鋼筋被卷成彈簧狀，從圓柱的另一端被擠了出來。這兩個大圓柱機器就仿佛是我們的再生子女，我們每天都九個小時無休止地朝這裏面投入標準的鋼筋，它就從一旁拉無休止的大彈簧。這兩個大圓柱此後成了我夢中情人，我雖然恨它們，但我的生活圍繞著它們，我在廠子裏那些患難但沒怎麽見真情的工友們圍繞著它們，即使這個廠子倒閉，它們也會時不時插入我們夢裏，成為我們共同的回憶。我曾無數次在寂靜無人機油味甚重的車間辦公室報表時想，爸媽一定也沒啥人脈，這五千塊不知被哪個中間商抽走了一大半，也許那個中間商只是順嘴的事兒，就抽走了爸媽他們幾年的工資。歸根結底都是我懦弱，像發酸的年糕一樣；都是我無能，像泄了氣的廣告大氣球一樣......不過這些消耗人的消極思想很快就被我從腦子裏請出去了，下了班我會照例買半斤塑料袋裝的酒，一份加鴨肉涼皮回我出租屋裏享受，第一年也很快這樣熬了下來。

那時候的我真是快樂，在離父母騎摩托一個小時距離的小村裏不亦樂乎，沒有人能夠管我，我把上班當成死亡，要處理的是一天幾小時的下班時間。那是一九八六年，每周都買一套讀者啊，故事會啊，看得不亦樂乎。小黑屋裏沒有電視，我在集上買了一個疤痕累累的收音機，晚上就聽著哧啦哧啦的聲音睡覺。直到有一天，老爹趁學生放麥假騎著他的破三輪車敲進了我的房門。我的屋裏沒有椅子，他就在我床上端著茶杯喝光了他的茶，沒有了母親的在場，我倆很少說話。他卷起了一袋旱煙咕咕嘟嘟地抽了起來，仿佛煙圈才是他的本體。我想起了我小時候他「家暴」我的片段，想起了他慷慨激昂地在數學課上講他自認為真理的那些定理，想起了我高中時他一如既往的沈默以及愈發沈默，想起了他下了學換上一套農民衣裳去地裏繼續幹活的慘狀......這是一個一半一半的爹。煙抽到一半，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塊粉粉的布，展開，秀出一張嶄新的卡片，寄給了我，說道，你母親托人給你說了親，你看看行不行，給人打電話聯絡一下。我沒有電話，就假公濟私瞅著人下班用廠子電話把那女的約出來在羊肉串店吃飯。那女的在另一個鎮子上的另一個廠子搞縫紉，人很好，但中間沒話聊，我又一次被帶進了人世，我需要處理人，可是人是不能被處理的，我該怎麽辦，人的存在讓我感到厭惡，機器我也厭惡，混合在人和機器之間的東西，我也厭惡。

從哪一瞬間起，我的快樂就被父母打破了。他們錯了嗎？我又怎麽有臉奢求為我掏空家裏積蓄辦宴席、借學費、找工作的父母的理解。但那我們永遠就這樣隔著一層大棚塑料薄膜來說話，來喊話，甚至在喊話不出來的時候張牙舞爪嗎？我感到一種深深的不合時宜的孤獨，正如一個工人寫下一串長長的中文句子時所感知的自我察覺一樣。我該寫下這樣酸腐的語句，用這自我審視的語氣嗎？這是一個退休工人該幹的事情嗎？我的自我審查時刻打著手電筒尋找藏在瓜地裏的我，我只能做賊一樣，默默地在破爛的本子上寫下最真實的我。

我是誰，我將何去何從，我的終極目的在哪兒呢？人難道只能享受一生一世，而不能去思考那些更高層次的自我嗎？我不知道我的答案在哪裏？在書本裏嗎？在黨章裏？在我所接觸的人雲亦雲裏嗎？我不知道。

我不斷聽說村裏有人辦家庭教會，隨後被人舉報抓起來坐牢。不斷聽說那些如雨後春筍般被人收割的「小教堂」。村裏也有人信法論的，當然那是更加嚴厲的懲罰。村裏也有相信那些相信「迷信」，也就是佛道儒三位一體的樸素信仰，他們是我的爺爺奶奶們，然而當我問他們所信仰的教義教宗是什麽時，他們卻答不出口。我被人類那種超越自我追求更高層次「超我」的精神所感動，但我也失望於他們的無知和自私精神，也就是，求神只為保全全家平安幸福，同時詛咒所有對自我不好的存在的存在。哎呀，媽呀，我又多說了，在這個鄉村，多說一句超越於現實的感慨，都是對「自我」的否定。

記得村裏有個老流浪漢，小孩子們都叫他老流氓，冬天他去村口公廁上廁所時，孩子們都拿著胳膊大小的自製土炮仗往糞坑「上」扔。一個孩子撿十個炮仗，十個孩子就是一百個炮仗，他們用土法把火藥倒出來，放到用報紙層層膠住的衛生紙桶裏，塞上半幹的泥讓其自然風幹，就成了一個小號手雷。孩子們推舉出一個敢死隊長，這個隊長就鉆進能勉強容下一個小孩子蹲著前進的屎道，等能側頭看到上方的屁股時，就點燃炸藥往屎堆上一扔，激動地倒著退出通道。流浪漢炸得渾身是屎提著褲子從廁所裏跑出來時，孩子們都像受驚的母雞一樣嘰嘰喳喳尖叫著跑開了，他也不追誰，而是一頭紮進草堆裏捯飭，把炸得滿是破洞的褲子塞上草，再抓一把泥清洗一下結了一層痂的厚厚褲子，大聲笑著，本來躲在遠方的驚恐的孩子也跟著一起笑。有一年我騎摩托車去買雞背路過他時，與他攀談，得知他叫老蘇，本是河南人，兒子結婚後就把他驅逐出境，他遂流浪到了山東。我說回來是我給他一只雞背，咱們就地吃順便喝點。那是一個中午，我回家時走了另一條道，等下午醒酒時天色暗黑，被粗白色窗簾遮住的出租屋更是暗無天日。我突然想起老蘇，懷著羞愧又好奇的心理，總感覺他會在那裏等，就半醉著就騎車去了中午所在地，發現他背靠著電線桿上，正在鉆研畫在地上的一幅不知道什麽棋。看到他我才想起給他的雞背早已被我吃掉，就只好跟他說了些真不好意思中午說回來吃一頓的事兒被我給忘了。他呲地一笑，讓我看見了他掉了嘴裏只剩一半的牙齒們。後來我們這個村莊因為臨近青島，就劃給了青島市，成為青島市第一個重點脫貧致富試驗區。從此街上偶爾有一些神秘的桑塔納巡視。村裏出了新規，舉報一個三無人員就獎勵一盒子雞蛋，老蘇就被帶進去了，他大概已經是死了吧，我只是這麽想，他活著不如死去，但我這樣想，不等於給人宣判了死刑了嘛。一想就有些罪過，就給他編造了一個他臨行前的一個場景：黑色桑塔納下來三個鋼鐵般的人，看見老蘇在村邊小溪用他那簡陋的釣魚竿釣魚。三個人一同走過去，甩開粗暴的警棍朝老蘇肩膀上不耐煩地揮去，厲聲吼道，幹什麽呢？這裏有人舉報你危害公共安全，跟我們走一趟。老蘇頭也不回地說，等我釣上來這條魚著，別擋道我釣魚。話音剛落，就被三人強行拽起，又按在地上，戴上手銬給送進了「監獄」。從此我們街道變成了水泥地面，原本快要被雨淋爛的大隊屋也搖身一變成了一個鋼筋水泥四四方方的大盒子，全村人稀裏糊塗地被「現代化」了。

我依舊騎車每天去上班，只是每天從此變成了跨市上班。經過青島與濰縣交界的小橋時，我就會有一種一下都變了的感覺。我不斷想如果一個小孩子在那條河裏遊泳，從這頭遊到那頭，又從那頭遊到這頭，再從這頭遊到那頭，他可能會在幾分鐘之內連出兩趟市。同樣，一只沒有理智的野鴨子，在河裏隨意亂遊，在不被抓走的條件下，它可能不斷被一個市的林業局管，又被另一個林業局管。這一切都是那麽荒謬，我當時所想的，都是那麽無理取鬧，這大概就是我當時心態的總和吧。

車間裏的生活很是枯燥乏味，但我寧願它會一直枯燥乏味，並且維持這樣一個枯燥乏味的狀態。原因始於第二年的一次事故，那是酷熱的午後，我們車間的大滾軸吃了一個人，那個人的血肉被攪得一塌糊塗，從出彈簧的那一端出來一堆汙穢的東西。車間裏的四五個人當時就吐了，我哆嗦著去辦公室裏要給警察打電話，被一位老工友攔下，說是先打給廠領導。車間裏這個死者叫小周，周德勝。或者是因為他的死，所以讓我對他的活格外記憶猶新，像是一排啞雷裏炸裂的那一顆，讓那些事後諸葛亮們仔細分析那顆雷的不一樣，其實它也是眾雷之一。

我跟廠裏的所有人都是點頭之交，我知道他們停機時間會打牌，幾個處得好的還會下班喝酒。他們見了面剛開始叫我孫組長，被我一個月糾正了過來，叫孫奇（念做「騎」，非「雞」也）。周德勝當然也是被我糾正過來的一個工友。他濃眉大眼長相俊俏，工裝洗得掉色並且散發著肥皂香，唯獨個子不高。他只抽最便宜的「哈德門」香煙，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是最便宜的，而當別人問他為啥老抽這個牌子時，他為了顯示自己的特色，就說自己的習慣，隨即讓這個省錢的方法變成自己一個能讓人記得住的習慣。部分工友們午休停機時間愛好打牌，贏者贏三五根煙，輸者也輸三五根煙，一中午手氣最差的頂多損失半根煙而已。工友們五六個人席地打牌，三四個人在旁邊看，碰到牌局湊巧就大聲叫嚷，仿佛故意宣泄用不完的精力一般。記得有一次周德勝直接喊一個人偷扔牌，出老千的這位說著脫掉上衣要與德勝幹仗，德勝閃到機器後面，說他只是說了個事實，隨後這個老大哥也沒說什麽，這牌局又重新開打了。工人們的友誼就是這麽淳樸善忘，至少在當時我們廠子是這樣，戳別人一下就怒了，要打一架就慫了，第二天就忘了。德勝的女友去廠子裏接過德勝下班幾次。幾年前我看見德勝前女友騎著自行車接她看似幼兒園的孩子下班，那時她已經開啟了另外一個或許更加幸福的人生，不知她還認不認得我，也許大概不認識了吧。

不是所有女人都像德勝女朋友那麽幸運，在那個年代，我們村的女人活得稍微像人一點，就是上天保佑了。村裏光棍打起包裹出門十天半個月，就會領回一個臉色像烤透的紅薯一言難盡的女人，她總是低著頭撥弄骯臟的衣角，她們是無數個她。光棍會在村裏最熱鬧的時候，下午四五點鐘，伴著村裏大喇叭的歌聲，村頭大踏步回來。夕陽西下，陽光撒在光棍紅光滿面的臉蛋上，他仿佛是人民的大救星，一個矮小的女人會跟在他身後，躲在他的陰影裏，光棍絲毫不在意那個女人會跑掉，這個光棍總有著十個這樣的女人都敵不過的力氣。我突然想到了小學老師在班上羞辱性地體罰不寫她作業的學生，這些學生之一就是我。豐乳肥臀奶香四溢的她高高舉起一個小拇指，用她那刀劃玻璃一樣的聲音對全班說，「你們信不信我一個小手指就能把你們戳倒。」隨後她開展了一個又一個的試驗，被試的學生一戳毫無例外都向後仰去，其中一個奧斯卡影帝還似乎是故意一般一下倒在了他身後的紅色垃圾桶裏，大喊，老師，戳得好，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這個誇張的舉動讓老師更加興奮了起來。我們這個班像是長著鬥雞眼的羔羊一般，同類受到的淩辱不會引起它們絲毫的危機感。輪到戳我了，我暗暗想，一個人怎麽可能被一個小拇指戳倒，我憋住一口氣身體向前微微傾去，在她接觸到我額頭時，她手突然一收，我一個趔趄倒在了她懷裏，豐乳肥臀奶香四溢。無論如何，我們村裏這些被買進來的女人們，跟這個王霸的女老師簡直不是一個物種。她們一年四季都躲在家裏，只能以被打後發出的慘叫來跟這個村子宣示自己的存在。我總把我們村與我小時候的班聯系在一起，此中含義曖昧。村裏的小男孩越來越多，他們像是嗡嗡的蒼蠅，像是惹人嫌的野狗，是只有娘生沒有父母教養的孩子。我路過他們時，經常想把其中一起提起來摔死，然後自己也不活了。我為他們的活著感到無恥，他們還不如從未出生，他們的出生即是罪惡的結晶，他們的一生更是像雜草一樣無意義。我曾與我當時的好朋友東哥有過一次爭執一般的討論，他問，我是誰，憑什麽是我來審判這些人，我難道是上帝嗎？我說，我只是跟你說一下我的看法，這些看法我不會跟別人講的。他說，你錯了，你對誰都應該誠實，錯的更是你的發心，你就不該這麽想。雖然我當時不贊同，之後我試圖對毫無意義生存的人保持中立，但瞧瞧吧，這些想法又會在我不經意時，化身成文字。但我那時豈不又是毫無意義生存之人中的一員嘛，我活得比他們更像一具屍體，我看他們皆傻叉，他們看我應如是。魯迅說過，原話我記不清了，他恐怖他自己，他讓別人都恐怖起了周圍，讓本麻木的他們變得麻木加恐怖。我偶爾聽說村子外面的這邊那邊會有一個個早已腐爛的嬰兒屍體，無一例外它們生前都是女孩子。人們放著它們不管，讓它們自然腐敗成為這個大地的養分。我們也終將腐敗，成為大地的養分。

（編者：經粗略考證，作者所指的文字，大概是指：二，我發見了自己是一個……。是什麽呢？我一時定不出名目來。我曾經說過：中國歷來是排著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會被吃。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著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看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沈，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吃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清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的苦痛，同時給憎惡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靈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我有一種設想，以為無論討赤軍，討革軍，倘捕到敵黨的有智識的如學生之類，一定特別加刑，甚於對工人或其他無智識者。為什麽呢，因為他可以看見更銳敏微細的痛苦的表情，得到特別的愉快。倘我的假設是不錯的，那麽，我的自己裁判，便完全證實了。 摘自《答有恒先生》）

我那時住的地方是一戶人家的小南屋。這戶人家是一對老夫妻，加上一個時不時回來住幾天的兒子。男主人夏天穿一件有幾個洞的白色背心，一身帶著油漬的藍色工作服，帽子永遠也戴不正。他格外愛護他那寫著**石油、縫了幾千次以至於成了一個大花卷的帽子，仿佛那是他尊嚴的唯一來源。女主人在家種菜，趕上集出去換幾十塊錢補貼家用。

我們胡同忽然搬了一個引人註目的賣唱先生，用現在的話來講，就是一個藝術家。他看起來五十多，東北口音，領著三個二十來歲的學徒，開著紅色面包車帶著音響到各個村鎮去演出。他見到誰都打招呼，一連串的說出一套一套祝福賀詞。他對我說，小夥子紅光滿面穿著大國企給的幹凈衣服，講話有收斂一看學識不淺張弛有度，說著雙手握著我的手，仿佛我們認識了很多年一樣。第一次見面是我下班，看見他車停在胡同裏我摩托過不去，就敲開他的門讓他挪車。他一臉抱歉卻不慌不忙地走了出來，說是今天演出太累回來忘了把車開進過道。透過大紅門，我看見他過道了擺滿了各種樂器，架子，憋了的氣球，一對大音響，和一堆電線。他勉強把車開進過道，門卻關不上了，為了防止車溜出去，他從地上撿了兩塊石頭頂住輪胎。他見我第二面就能叫出我的名字，然而我一直忘記他的名字，時間久了，我也不好意思再次問他的名字，再見到他，只好叫他老師或者老板。我每經過他的大門時，就能看見裏面的一堆花花綠綠的雜物，大紅大紫，農村人就講究色彩艷麗，艷麗就是美。有一天他把請帖發到了我房東，我房東又交給了我，原來這個東北老哥要結婚了，要請我們整個胡同的人下周末去他院子裏喝喜酒。

喝喜酒當天，他院子裏擺滿了桌子，我從沒預想到這個小院子能坐下這麽多人。然後還有一個臺子，他那三個徒弟忙得汗流浹背在臺子上賣唱，耍雜技，翻跟鬥，像是三個猩猩。從他口中得知，原來他邀請了整個胡同的人來參加他的婚禮。估計其他算不上他胡同的同村村民，他都照顧不過來了。他說他們四個人從東北下來營生，我們就像他的家人一樣。隨即開啟了十幾分鐘煽情的話，我只覺得他有點用力過猛，但不少父老鄉親都哭了，邊哭邊把飯桌上的大魚大肉搶空，吃不上的就掏出塑料袋裝起來回家吃，他也毫不在意。我看婚禮上有給了一份錢把整個大家庭三世同堂七八個人都帶過來的人家，有喝得紅光滿面在跟好哥們扯淡的胡同青年，有鉆到桌子底下跟小夥伴打鬧的孩子，其中一個孩子不小心把油汪汪的一碗丸子湯打翻，來了一個澆頭。桌子下面同樣喜氣洋洋的狗們跑過來把丸子吃光了。孩子們打開喜糖，從裏面尋找出酥糖或者劣質巧克力，把其他含在口裏半天不化味道一言難盡的糖類仍在地上。有個人趴在桌子上，袖子上沾滿了飯菜也毫不在意，頭發掉進了飯菜裏也毫不在意，為什麽呢？只聽他哇一下吐在地上引來狗狗們前來進食。震天響的大音響播放著一首又一首粗劣又先進的歌曲，它們仿佛是除了新聞聯播以外這個村子與現代生活唯一的鏈接，城裏的人們與鄉下的人們，聽到一首流行歌曲的感覺是一樣的嘛？磁帶裏的歌，與高級音響裏播的歌，是一樣的嘛？徒弟們有踩著桌子上了屋頂，用竹竿挑著十掛鞭炮在胡同裏放，唯恐天下人不知。黑漆漆的廚房裏不斷向外伸出一雙胖胖的手，手裏不斷變出一盤又一盤的菜，那大概是他從別處雇來的廚子。我無法想象他那三個學徒是怎樣既表演節目又充當服務員的，東北老哥則一桌又一桌的敬酒，他大概喝了二斤左右。我終於從別人嘴裏淘到了他的名字，他叫李國強，這個記得所有人名字，和所有人都能說上一套，記憶力驚人得好的江湖先生。輪到他到我跟前敬酒，我忍不住問他，李哥，你媳婦呢？「什麽，」他瞪了我一眼，我以為我說了什麽大逆不道的話，但很快就感覺自己的以為很荒謬，就扯著嗓子在他耳邊喊，「李哥，你媳婦呢？」他呵呵笑了一笑，給人感覺像是一把吹毛即斷的小刀在雞脖子上輕輕一拉，「在屋裏休息。」我看到周圍人臉色變了，本來正在劃拳的、正在扒拉菜的、正在像牛反芻一樣品嘗已經吃下去菜但仍在咀嚼空氣的、正吃飽了百無聊賴的，都以一種不可描述的好奇眼光看著我。李哥拍拍我的肩膀，他的發力讓我感覺他沒有醉，仿佛他在給我傳氣功一樣。隨即他又去給別的客戶敬酒。我在桌子上，負責吃飯。其中一個醉漢來問了我一個詭異的問題，說是，如果有個人救了我，我會選擇跟他做朋友嗎？我的想法遠遠超過了他準備自問自答的套路，我似乎想誘捕他回答我另一個問題，就問，假如我是一個人的救命恩人，我會希望跟被救的人做朋友嗎？他似乎被我打了個措手不及，隨即粗暴地講起了自己的故事，以引出一個他一直引以為豪的一個人生道理。他的一生似乎就在等待這樣一個時刻，在眾人都酒足飯飽之後，講述一個他每天在家對著老婆孩子講的一個偉大故事。我看到他眼含淚光，嘴裏吐出的煙仿佛一個個逗號句號。我很快就感到了他的無聊，隨即向這個至今這個飯局上沒有一個人進入的房子望去，這似乎是個三間屋的房子，窗戶都用報紙糊上了，給這個簡陋的屋子增加了一絲神秘感。我在想他們三個徒弟一間，李國強跟他媳婦一間，另外一間用來看電視和打牌。我想象李國強會在屋裏貼一片紅，我想象三個徒弟會貼一些他們唱的歌手的海報。屋子裏到底是什麽，沒人知道，也沒有人問，我也不敢問了，我只是好奇，我也變成了一個合適的啞巴。我的啞巴跟其他的人啞巴是不同的，他們似乎不太好奇，又似乎都知道這屋子裏都有什麽，我似乎十分好奇，又完全不知道這屋子裏有什麽。這是一個四四方方頭頂一個尖兒的屋子......我大概是醉了。

大概是半年後，我周六早上騎車去吃油條回來時又在胡同裏碰見了李國慶。他說我今天上哪。我說進城買點書看。他說正好，我今天要去演節目，我媳婦一直想進城，要不你捎帶她一路，我給你二十塊錢。我連忙擺手，這錢我不能要，這忙我願意幫。他還是回屋子裏拿了一瓶很貴的酒，就是那種全國人民都知道很貴的酒，給我。這我更不能要了，他說別人給的，他不喝酒，就當交個朋友了。說實話，我饞酒，不好意思的收下了，同時保證一定讓嫂子安全出去安全回來。我說十一點出發，下午三四點回來，他說正好，不說了我回去睡覺了，我剛想問他不是今天要出去演節目嗎？他就像河蚌一樣把門關上了。

我回家，心情有些激動，車上要有個女人了，我想過路的司機看我的眼神都會不一樣。天氣炎熱，我本來打算半袖半褲出去的，但我從床底紙箱子裏翻出了我上學時最得意的一件牛仔褲，和一個格子衫，原來的涼鞋也換做了運動鞋。八點半我又運動了一會，做了幾十個俯臥撐，坐在床上看了會從廟裏免費弄來的《金剛經》，看不太懂，就索性聽起了收音機。不一會，她就來了。

我一直在想我應該去縣城我經常去的那個市集呢，還是去騎摩托一個小時去青島的大商場小超市呢。當她坐在我後面時，我就載著她去了青島。她坐上來一句話也不說，反而我顯得拘謹，像背課文一樣說出我為啥載她的前因後果。她輕輕一笑，用普通話問我，是不是頭一次載女孩子坐車。我被她酥到，但隱約感覺這可能就是她說話的方式，就打了一張直接否定的牌，「沒有啊沒有啊」。隨即沈默，沈默間我在琢磨剛才上車前看到的她，她臉上有五個手指頭印兒。

她似乎穿著一襲剛好遮住腳腕的裙子，披著一件小巧的皮夾克，一點都不像從我們這裏生長出來的人類。我可以聞到她那好幾天都沒有洗了的油膩的頭發，和她那身上臨時噴的廉價香水，看到她那與她那一身城裏行頭極不相稱的盜版運動鞋，但這一切都遮掩不出她不是這裏的氣息。

我騎行在公路上，像品酒一樣思索剛才發生的事情：她不假思索地一屁股側身坐在我後座上，同時巧妙地纏在我摩托上，我連忙蹬上發動，逃跑一樣逃出這個小村，生怕別人看到，但同時又期望別人看到，仿佛看到我載著一個別人的妻子是一種光榮似的。她的發問打斷了我百無聊賴的思考：

「你在這個村子裏做什麽呢？你一看就不像這個村裏出生的人。」

「那你在這個村子裏做什麽呢?你一看也絕對不是從這個村子裏來的人。」我想起了婚宴那天，她離奇的不在場。

「你能先說你為啥來這裏嗎？這樣我們才公平。」

我速寫一般說了我的身世，午時陽光正濃，我行得不快，正好確保了我的每句話都傳到了她的耳朵裏。我從沒說過普通話，但記憶裏的我，為何說得那麽標準呢？或許我從沒見過她，或許她沒從做過我的摩托車。

「那我呢，是被拐到這裏的，就這麽簡單。」她炫耀一般讓我回頭看她臉上的巴掌印子，我在騎車，迅速轉身看了下。「看，我中午不吃他下囫圇的面條，他就給了我一巴掌，說我是賤種。老哥，你可別誤會，我讓你拉我進城，可不是想逃出來了。我男人說如果這次我逃的話，他先把你殺了。」

我突然被雷擊中一樣，雖知道她是在開玩笑，但還是險些跌下摩托，這是一個語言十分大膽的姑娘。她察覺到了我的晃動，對我說，別急，待會到城裏我跟你詳細說，說得我忙不叠加起了油門，她又看穿了我，說慢點慢點。我沈默了，又在路上隨便問了她一些話題，她二十四歲了，懂英語和法語，對山東周圍的一切都不太知道。我連忙找到優勢一般對她說起了周圍的一切，包括那個被卷在機器裏的一團肉，包括我父母通過他們那半通不通的潛規則把我送入廠子的事跡，她絲毫不顯示驚奇，一個問題接著另一個問題像我提問，使我覺得她是在盤問我。但我又不好不回答，又十分樂意回答，我那時是我為數不多說話不多的時刻。

她說她其實不想買衣服，雖然她跟她丈夫說主要是想去買一些小孩子穿的衣服，她想去新華書店看看，她最喜歡的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說我沒看過，很少看外國作家。她說，現在全中國都在文化地震，可是你們村子裏仿佛絲毫不受震動，真奇怪。我想為「我們」村辯護，意識到自己也不是我們村的，但也沒進去地震。

到了新華書店，店裏靜悄悄，她在一個角落旁若無地坐了下來，我不知哪裏來的膽，也許周圍沒有人認識我們吧，身在大城市，沒人認識我，我也不認識別人，這是自由的感覺。

「話說回來，我是被拐過去的。你們村民，全都是些混蛋，是些混蛋知道嗎？我在天津那個師範大學學法語，兼修英語，一個周末逛衣服市場的時候，一個面包車就把我吞了進去，你知道嗎？他們用藥把我蒙暈，我被關進了小黑屋裏，每天都有不同的人來強奸我。強奸到第七天，這時候，門開了，一片光明，一個身著西服、面貌堂堂的人進來，身後跟著那六個幹我的人，這個先生厲聲斥責身後六個人，用東北話把他們罵了個遍，他的罵人技巧是如此漂亮，他的東北話是如此接近我的鄉音，以至於讓我想起了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個沈默的人，他是個小學的音樂老師，冬天東北，他就騎著車載我到已經結冰的水庫，把我擡上壩沿兒，讓我用各種中文來描述、來形容這個冰面，這個冬天，這個中國，這個世界。從此之後，我的語言之門就被打開了。」

「他輕輕拉起我的手，只見他的頭上發出了一道七色光環，他難道就是來救我的意中人嗎？我看不清他，但仍能通過手的溫度感受到他的溫度。我回想起父親在我大學臨走前給我的那兩千塊錢，他從層層疊疊的破布裏拿出來那象征他的生命的兩千塊，我清楚地意識到如果我拿走他的全部積蓄，他也會命不久矣一樣。但我仍然拿走了他那兩千塊，義正言辭地，大公無私地，毫不留情地拿走了他的兩千塊。他見我拿走了他的財產，這才如釋重負，全身仿佛泄了氣一般癱倒在地上。我連忙上前去扶他，他擺擺手，罷了罷了。他的語言是如此奇怪，乃至於讓我感受到扶起他這個動作離經叛道到讓人不可思議。他這時懺悔一樣說，我跟你媽一直感情不和，也怪我一直控製不好自己的情緒，才早早跟你媽離婚，跟你過起了沒有母親的生活。我對不起你，我一直控製不好自己的情緒，總是在喝醉酒後打你，哦，請你以後找個不會喝酒的男人吧，或者喝醉酒後，不打你的男人吧。我的男人把我拐到了一個對我來說是南方的小村，爸爸啊，你怎麽忍心你的在天之靈看到你的女兒被賣到一個偏遠鄉村呢？那時我在大學裏，雖然時常聽說，一年會有兩三個女孩子離奇失蹤，可我做夢也想不到，那些女孩子會是我啊。那是大二，你的死訊是由一個村幹部的代寫的，他的文字例行公事，沒有你的靈性，只是公事公辦的通知我，你死了，原來你從我高三時，就得了腫瘤，爸爸啊爸爸，當你日夜咳嗽，然後用更加劣質的煙酒掩蓋你的咳嗽時，為何你就不跟我說，你已經得了絕癥，死期將至了呢。我記得那天你送我到通往學校的車站，你一如既往地抽著不死心就不罷休的煙，面無表情地對我說，好好讀書，將來讀書報效祖國。啊哈，這這正是你當時該說的，因為我看到我附近別人家的男孩女孩，送行時侯，也說著同樣的話語。那時你說的話，仿佛瞬間彌補了作為一個單親父親的缺失，因為你說了與其他健全父母同樣需要該說的話。可是我總覺得，你的話，缺少了一定的真實，也缺少了一定分量。啊，爸爸，就這樣吧。」

「他們在拐賣我時，我像一只羔羊一樣，順從地牽起了他的手，他才是我那時的救世主，絕望無助的人啊，你在千鈞一發之際，抓起的救命稻草，卻如從蘇格拉底捧起的毒藥。他說，跟我走吧。我不知道往哪裏逃，他一五一十地說了他的身世，他對誰都是用熱情掩蓋虛偽，對我則是毫無保留的真誠，我被他所感動，抓起他的手，他輕輕把我拉了起來，我已經有孩子了，都六個月了，再過四個月，我跟它就能見面了。」

我一句話也沒說，靜靜感受著她心態的起伏，突然哪根神經抽了笑了起來，她聽到我的笑聲，用手掃了我一下，「你覺得我是那種嘴閑不住的女人嗎？」

我沒有回答，讀起了一本《讀者》，過了一會，壓低聲音說，那你說說我能為你做什麽呢？

她嘆了一口氣，「哦不，你什麽也做不了。我只是被拐賣了過來，我的丈夫待我不薄，我的丈夫賺的錢可能比十個你都多，我的丈夫偶爾打我，正如所有農村人偶爾打老婆一樣，他打的還算輕的，你千萬不要可憐我，我不需要你的可憐。我能做什麽呢。我只是比其他正常老婆多了一個被拐賣的環節，我那時只是一個仍在上學的大學生，我只是一個女人啊。」

我搖搖頭，不知道她說的只是一個女人是什麽意思。像嚼一塊口香糖一樣咀嚼其中的含義。我腦袋靈光一現，拙劣地對她說，我可能需要去買點衣服，要去另一個地方，要待一個小時呢。你在這裏別動，別跑了，如果真的跑了的話，我也會在傍晚時分搬出這個村子，爭取不讓你男人打死。這一切都是即席的、當時的、沒有預謀的、仿佛在寫科幻小說的，然而這一切就這樣發生了， 我打算給這個女人一個機會逃跑。

說完我逃命一般離開書店，不給她與我對話，否定我計劃中不切實際的一切點子。我蹬上摩托車，把車開到了電影院。去電影院報刊亭翻看我剛沒看完那本《讀者文摘》，店主人拿著蒼蠅拍朝我揮舞，說讓我買就買，別光拿著不買。我比店主人還著急地掏出錢包給他錢，拿著《讀者文摘》，已經看不進去，腦子裏不斷否定，否定之否定，否定之否定之否定......

我希望她能在我到達時跑掉，也希望她跑不掉。我希望她能跑去天涯海角跟一個未出生的孩子重新過一個新的人生，可是新的人生在哪裏呢？她又沒有家人朋友，她又......是一個女人。我又希望她能靜靜地研讀一個小時的書，再買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傍晚我把她送回家她能繼續過上她已經被選擇過上的生活，雖然那生活對我，甚至對任何男人來說都是一場絕望的噩夢。我在工作一天後，可以去店裏買一塑料袋烈性酒，可以肆意地在壩沿兒上抽著煙喝著酒吃著地溝油炸食品，仿佛快樂地沒有明天一樣。可是她呢，難道日復一日的家庭生活能讓她有一點點慰藉？我想了很多很多，想到腦門子疼，仿佛額頭中間裂開了一道口子，淌出一些花花綠綠的血。

等我到書店了，她早已在門口。我把她送到家，晚上回家倒頭就睡。

大約過了一個月，下班回到村裏，村裏的街道冷冷清清，少了平時坐著馬紮三五一堆的老頭老太天，和一些像野雞一樣在街上亂跑的孩子，整個村子被一種凝重的氛圍籠罩著。回家聽房東兩人嘁嘁喳喳在屋裏說話，我嘴裏叼著一根黃瓜敲開了房東的門上前聞訊，房東搖搖頭，說李國強出事了，我一時沒緩過神，說李國強是誰，隨即意識到他是胡同裏的藝術家，又聯想到了一個月前她那不願意逃跑的女人。那場我自欺欺人的艷遇竟然那麽經不起記憶，也許是我喝酒太多了吧。女房東拉低聲音，仿佛院子裏有一百個豎著耳朵在偷聽的聽眾一樣。女房東扭扭捏捏地說，難道你看不出來這一夥人是幹什麽的？我猜測，是不是他販賣人口被抓了？女房東連忙擺擺手，一臉驚奇地看著我。你真看不出來？我真看不出來。我又猜測，難道演出費用別人不給，他們把別人打了。女房東楞了一秒，嘆了一口氣。男房東這時候忍不住了，說他們是一夥子賊，他們家就是賊窩。女房東用袖子打了男房東一下，我這時才註意到他們的手都縮在他們寬大的袖子裏，仿佛他們也是賊一般。我不知道該說什麽，再次意識到自己與這個環境的格格不入。難道這個村莊都知道他們一夥人的身份，包庇他們。我沒有多問也沒有多說，我終於成了他們沈默的大多數的一員，只是我的沈默與他們的沈默不同，我不知道該說什麽，他們知道該說什麽卻什麽都不說，婚宴的院子裏人聲嘈雜，大呼小叫，他們卻什麽也沒有說，一萬句鬼話也頂不了一句真話的分量。

當天晚上，我早早地睡了，我是後來聽誰說的，當天晚上，遭受過他洗劫的他村村民，聚集到了一起，抄著棍棒到了我們村。受過李國強恩惠的村民紛紛出來阻止，說放他一馬算了。外村人執意要敲開他的房門，我們村一個九十多的老太太拄著拐杖給外村人的首領敬了一支煙，說這家女人快生了。那首領楞了一下，嘴唇頂著門縫朝裏面喊，要他們把所有偷去的東西都還給他們，一個子兒也不能少。首領擺擺手，對老奶奶說，大後上的，快回去困覺吧。說完擺擺手領著眾人回去了。我又是聽另外一個善於口舌的老人說的，他們走後，李國強第二天遣散了那三個徒弟，去村子給了那老奶奶他所有積蓄，說是讓她的兒子一一分給其他村的受害者們。老奶奶的大兒子是村裏的會計，二兒子開著一輛收割機，曾經喝醉後一拳打死了一頭羊，三兒子在青島市裏面當公務員。李國強低著頭回了家，晚上用枕頭蒙死了他懷孕七八個月的妻子，又把自己溺死在了大水缸裏。這間紅頂刷著白石灰的房子聽說至今仍然沒人住，老奶奶的二兒子卻定期過去打掃清理，使它一塵不染。那三個徒弟憑借他們過硬的本領和過人的膽量，在路上過著劫路的生意，有一次我路過他們的關卡，他們認出了是我，還熱情地給我一個手鏈。我不知道該接還是不接，其中一人一下給我戴上了，說不值錢，當個小玩意兒玩玩。我尷尬地一句話也沒說，或許說了一些必要的話，但外強中幹的我還是回家在自己的屋裏反復練習，我應該怎樣義正言辭地拒絕他們的禮物，隨即憑借三寸不爛之舌說得他們當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我不知道那對夫妻的死對我產生了什麽影響，我把它隱藏了重重的敘述中，讓它一筆帶過，它就已經過了。可沈在水裏的死亡又會在夢裏濕淋淋地爬上岸，跟我做遊戲，又忽然變成怪物在我的夢身後追我。我需要一個契機，讓我離開這片不祥之地。這片地對他們來說，或許是福音，是歌裏「生我養我的地方」，是一輩子都離不開的一畝三分地，但對我來說是個詛咒，我想要逃，不用逃的遠，逃到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地方，那裏的人們不會包庇犯罪，不會對不正常熟視無睹，不會將單純的他者定義為不正常。那會是個什麽地方呢？如果我沒有女兒的話，我可能一輩子都安逸於廠子裏的上班，報表，下班，喝酒。我因為希望走出去而有了女兒，我也因為有了女兒而努力走出去。這兩者有必要聯系嘛，我是我，女兒是女兒，我僅僅是因為因為與周圍格格不入而想要走出去，也僅僅是因為又去了一趟青島，路過一家書店看到一個招聘啟示而決定應聘，這些與女兒又有什麽關系呢？我不能把我的希望強加到別人身上，如果強加了，就代表我還沒有走出去，還沒有走出那個村莊。我跨在摩托車上，胸兜裏躺著酣然入睡的一歲的女兒，而我盯著招聘啟示出神，上面寫著招聘圖書管理員一名，需遞交一份兩千字以上應聘書。我回到家，盯著我才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神，什麽樣的圖書管理員需要寫兩千字應聘書呢？可能也正是因為這矛盾，店裏總是一個看起來五十的老家夥坐在門口的位置。這家店在中學附近，卻從不賣教輔資料和工具書，有的只是一堆一堆或舊或新的小說，歷史書，哲學書，社會學書，等等。我坐在我的桌子前，不斷回想著這家店，聽著女兒在嬰兒床上的入睡聲，聽著村子裏時不時的一聲狗叫，我不能分辨出它們是哪一只，但能聽出它們的方向，從而推斷出它們是哪些家的，要是明天我在街上碰到那群狗，就大膽地陳述句式般地問，***和***，你們其中一個是不是在昨天夜裏一點十分叫了，大晚上的不睡覺還打擾別人，說的它們忙低下頭道歉......已經深夜了，我的聽力是如此之好，我聽到什麽東西，哢嚓一聲，嚴絲合縫，合上了，我知道什麽東西對了，我窸窸窣窣地寫下了我人生第一份應聘書：

我叫孫奇，因為我的父輩姓孫，我就跟著姓了孫，我在我出生瞬間沒有任何決定權的，就被冠名孫姓。我對我的姓氏，沒有任何決定權，也沒有任何意見，也從來沒有思考過它的偉大性，就像一個出產商標一樣，哢，我一生的名字就被決定了，直到我死後一百年，它還在一直沿用，我只是一個它的鬼魂。我對我周圍的一切，也沒有任何表決它存在合不合理的權利，我人生將近三十年，我一直像個猥瑣的偷窺者一樣，窺探一個普通人是如何生活，如何活著的。

我被迫觀察人們在婚姻生活中是如何爭吵，在政治生活中是如何無知且狂熱，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疲乏而斤斤計較，僅此而已。我被投入了生活的熔爐中享受其中，在此狀態下一種沈默甚至思想的主動退讓便毫不猶豫地產生了，—這是一種對追求的反抗與嘲笑。我看到人們在田裏耕作，而後到了計生委那裏結紮或者領取計生用品，不假思索地產生出下一代男孩或者女孩，男孩被當作傳宗接代的寶物缺乏教養的養大，反之女孩在被動選擇的條件下缺少教養地養大。當然那是，怎麽說呢，殘忍的說法叫做，有福份的養著，沒有福份的那些女嬰，就被棄養，或者直接丟棄，它們被丟棄在田間，在河邊，在不起眼的、人們卻在大聲爭吵雞毛蒜皮之事的地方，—我童年至青年時期，目睹土地裏丟棄的人類幼兒屍體仿佛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年長的人們頂多會從種種未經醫療保養的眼睛裏流下一行或者兩行淚水，來對死去的生命進行最後的反思以及懺悔，但這種思想是膚淺的，膚淺到以至於連一夜的睡眠就能將它洗凈。

我跟我爸媽去縣城，蹬著三輪車，我發現了一個生命，那生命是什麽呢？是嬰兒，不得而之，它的哭聲炸出了我的哭聲，媽媽問我，哭什麽，我說聽到了哭聲，爸爸剎住了三輪車，我們跳下車，看到了被人丟棄，斷手斷腳的嬰兒， 爸爸對媽媽說，是個女孩子。我抓住媽媽的衣角，死死不放。我對媽媽說，媽媽，這是個生命，我們拿去，自己養大吧。媽媽低下頭不知該說什麽，爸爸雙腳來回搓弄著土，一時間塵土飛揚，我們一家三口咳嗽，蓋過了哭聲，媽媽說，孩子，這是一個我們救不活的生命，我們還是走吧。我被一只大手抓住了上衣，拖上了車。在此之後，每當我與父母爭吵時，就會舊事重提，提到他們的麻木，他們的見死不救，他們的「人家都不管，我們更不用管了」的姿態。父親這時就會躲在角落抽著煙沈默，母親則據理力爭，仿佛她那時做的一切都是對的，都是最偉大的選擇。我不知該如何表態，我知道即使是我們縣裏最偉大的人，即使是我們縣裏的書記一家，帶著孩子經過這個事件，也不會收留她。她是個累贅，是個每個姓氏的子孫都嫌棄的，得不到繼承權的女嬰，我們又能怎麽辦呢？我幻聽到了母親即時的連篇累牘的念叨，她的念叨是如此洗腦且有理有據，以至於我開始懷疑是否我的大學老師有這個本領，在其中一堂課上，都能口吐蓮芳地這樣講述自己的知識。

我大學之後托父母關系進了縣城一個廠子，繼續渾渾噩噩地過我的生活。我上班下班的路上，偶爾會聽到被遺棄的嬰兒的哭泣聲。村子裏丟棄嬰兒以及送養女嬰的消息仿佛算不上一個新聞，即使我一個置身事外的外村青年也能從裹著小腳的老人那裏略知一二。老人拿著大煙槍，人越多她越興奮，眉飛色舞地說著又是哪家或者 她猜測的哪一家丟了一個孩子，孩子仿佛像豬，像避孕套一樣被人用完隨意丟棄。我的陳述或許讓人以為丟棄女嬰是件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情，其實不然，一年大概發生兩三次，但這兩三次便足以讓我對這種文化、這種世俗環境產生深深的畏懼，畏懼到讓我在夜裏夢到哭泣的穿著白衣的女孩子，成群結隊的過來拉扯著我的衣服，讓我帶走她。我通常會在這夢裏驚醒，點燃一根煙，讀著或者聽著我隨意捕捉到的各種東西，直到上班，我起初大汗淋漓，而後汗水消去，我反復摩擦著汗水，直到汗水變成感知到的灰沽渣，在我的用力一彈之後，變成地上無數塵埃當中的一粒，一大砣......

我剛來那個村子時，與我前後腳來的是一夥藝術家，他們是從東北來的。他們的老大叫李國強，那個名字也是在他無數次向我或別人說起時，我才硬生生記住的，我不是一個記名字的天才。他在搬來一年後，出去一個月，領回了一個羞澀的女子，沒幾天他們就喝了喜酒，請我們一個胡同的大小同誌去了他家院子。他家屋子房門緊閉，也沒有人問為什麽，在我們這裏問為什麽是不道德的，跟著做就是了，問什麽為什麽。人們抓住這個機會喝得爛醉，李國強手下的三個徒弟則像猴子一樣忙前忙後，表演節目，端茶倒水，不亦樂乎。之後我經過他家，穿過門縫看見他家擺著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東西，我叫不上名字來，總感覺它們是跟賣唱有關的東西。李國強是個自來熟，又有一天我早晨路過他們家門口，他逮住我，問我去哪裏，我說去城，他說送他媳婦進城一次，我說好。她媳婦在進城路上透過風聲跟我說，又仿佛貼著耳朵跟我說，我仿佛沒有聽清也似乎聽得很清，她是被拐來的，在非人的虐待中，一個手掌寬大厚實的男人救了她，她就跟他走。我把她送到城裏書店，想給她一個機會讓她溜走，就說自己去另一個地方逛逛，留她在書店。她說她喜歡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在大學裏修了兩門外語，我似乎是個文盲，竟不知該說什麽，只把那個拗口作家的名字念叨了下來。我在嘈雜的電影院門前等了一個多小時，回到書店滿心期盼她能逃走，她卻在那裏等著我帶她回家，家，家大概就是李國強家吧。她說她懷孕了，不忍心走，像她這樣的女人走能走到哪裏去呢？我不做聲，也沒什麽好作聲，不再問為什麽。又過了一個月，附近一個村的老少爺們抄著棍棒，有的手裏還拿著土槍，半夜到李國強家討公道。我們村裏那個裹著腳的老太婆，現在我該提一下她的名字了，叫林張氏，過來勸走了這夥人，說她自有公道。我不知道她在我們村裏到底有什麽魔力，全村人都聽她的，她說話不緊不慢，像是錄音機慢放了0.5倍。她的大兒子在村裏當會計，二兒子喜好打架，三兒子在青島當官。第二天李國強送走了他那三個跟班，晚上蒙死了他懷孕的妻子，自己又在房梁上吊死了。李國強那個房子，沒人敢要，林老二就過去打掃為生，弄得很幹凈，偶爾自己喝醉了酒也住在那裏。

這不過是村裏的一樁閑事，在夏天炎熱午後的樹下，老人們都懶得聊它，死亡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話題，又是一場活人的狂歡，只是這次死亡，死的是外面來的人，沒有在村裏紮下根的人，我們就不去聊它。要是村裏大姓人家死了人，出殯的時候，肯定會憑空多出很多孝子賢孫，在村子大路上哭天搶地，給別人看，也更多的借著別人去世哭一哭自己，這就算是一場心靈凈化了，雖然很是難堪，就如同村子旁的那片石碑林立的墳地，一個土堆就是一個死人，土堆被風一吹雨一淋，愈發矮了下去，就如同佝僂的老人，這些死去的人的代表物，又讓死去的人重新死一次罷了。我在那很長一段時間，又是渾渾噩噩的去以前的縣城旁的場子裏上班，看著鋼條放進吃人的機器裏，卷成大彈簧，看著我的同事們，也慢慢被鋼鐵壓彎了腰，再也彈不起來。很快工廠就關了，給了我們多三個月的工資，讓我們自尋生路。我就躺在出租屋裏，抽煙喝酒，看陀斯妥耶夫斯基，仿佛有了陪伴。我時而想起她，想到一個離俄國千裏之外，離作家遠離一個世紀的人，是如何生活簡陋地讀書的，讀下去之後才知道，這就是給生活簡陋的人寫的。有一天晌午，我出門買酒，看到村一角聚了比往常多很多的人，人裏有老有少，我就湊了上去。原來村溝子裏有人拾了一個女嬰，大家把她放在中間，眾人七嘴八舌。林張氏拄著拐杖巴登巴登地過來，低頭打量了一眼，用拐杖杵杵地，地上塵土飛揚時，她說，讓她老大老二過來抱回去，你們誰想要去我家裏拿，不想要今晚他們就埋了。我打了一個冷戰，想快步走上前抱起孩子，卻受不住眾人看戲一樣的眼光，自念自叨地回了家，想起了小時田裏的孩子，想起了李國強夫婦，想到了這個即將要埋的孩子，心裏發亂，灌了一瓶酒，把下午睡了過去。

醒來整個屋子被潮濕悶熱的空氣壓縮，我仿佛被埋在地震廢墟裏一樣。剛睡醒的人眼睛都會有層霧蒙蒙的膜，加上渾濁的空氣，加上熱烘烘的窗簾，我只能看見「天色已晚」這個事實。房頂之上的天空，轟轟隆隆，仿佛有一個巨人拖著鐵錘來回走動。我模糊記得今晚有場殺戮，我想起我老爺爺牽著水牛領著我去別村看出殯，巨型水牛從高不可攀的屁眼裏拉出來的一泡屎就足以將我砸暈，它擡一擡腿就能將我肚子劃開，街上的摩托車聲音巨大，它們的聲浪便足以震得我七竅流血......我從水龍頭裏接上一茶缸涼水喝完，打開收音機，全國的年輕人都去向了北京，他們想要與政府和談，那時我們都很有希望，希望一個嶄新的、民主的中國，即使像我這樣一具行屍走肉，也充滿了莫名的希望，我很想做點什麽，加入他們年輕人的大潮，卻發現自己已不再年輕了，我的年紀是小的，但精神確是老的，我被拴在了地樁上，一圈又一圈地啃食著半徑以內的草，我想出去走走，記起自己今天除了出去買酒，還沒有正經出去走走。天色已經完全黑了，我現在的出走會變成不正經的出去走走，畢竟誰會在人們該睡的時候在外遊蕩呢，何況連狗都知道一場暴雨即將降臨。可今晚在外遊蕩的，除了我，還會有三人，其中一個人還會被另外兩人殺死，全村都知道，全村都默許，就仿佛曾在我們村住的李國強一樣，生活在這裏，不需要問為什麽，只需要知道是什麽就可以了，接到命令，執行下去；接受雨水，生長下去。

我想目睹死亡，溜了出去。天上的熱浪一層又一層傾瀉下來，還沒有下雨，我卻已經感受到了雨水的沖擊。我走出水泥路，順著幹癟皸裂的小路走到了我們村的墳地，我聽到了那兩人的談話。他們說這個孩子不應該被埋在這裏，不如去那條河邊把它埋掉吧。等水漲上來，讓蟲子泥鰍啥的把它吃掉。另外一個人說，那不如直接扔進河裏。另外一個人回，這不合規矩。我慢慢在草裏挪動，無數蟲子在我身上囁咬，我挪到了一個很大的石碑後面，終於找到了一個好的位置來窺探他們，他們卻要移步。不過好在我終於把這兩股聲音跟這兩個人連上了線。聲音厚厚的是會計林老大，聲音像沙子的是拖拉機手林老二。

他們邁著行軍一樣一致的步伐走到河邊，我就在草叢或者樹木後面躲躲閃閃，我聽到老二在談論他的多功能鐵鍬，他論文般的議論是如此精彩，仿佛全然忘記了他們此行的目的。

「這是我從青島專門找人定製的鐵鍬，德國進口，鋼刃越用越快，鏟子尖兒直角略鈍。每一鏟子下去，鏟子尖兒上的光芒就更加閃亮，你知道為什麽嗎？這個鏟子尖兒跟這個鏟子的其他部分用的不是一個鋼材，鏟子尖兒是加了鉆石粒兒的精鋼，越磨越快，越用越好用。」

「你說你這是快，誰能證明？好看是好看，誰知道好用不好用。不然這樣，你照著我的脖子來一鏟，要是我的頭適不著，那就是剛快。」

「你這個脖子不中，對這鏟子來說，就像切豆腐一樣，就像收割機割麥子一樣，就像我撚螞蟻一樣。別說一個，就是一百個都能給你切下來。你知道為什麽嗎？這個鏟子的鋼材，用的是日本當年侵略德國留下來的刀，而那些刀，都是日本殺完南京後帶去德國，繼續殺德國的刀。誰知道日本人剛一邁進德國的大門，他們身上的各種鐵器，就被德國鬼子發明的大吸鐵石吸走了。德國得了鋼材，就派一百名頂級鋼材專家研究日本的那些殺器，得出的結論是這些鋼材已經有了殺性，越殺越高興，越殺越猛。真的，我從故事會上看的，看完當場郵寄過去一千塊買了。這把刀砍一個頭，還不夠它塞牙縫的，砍一個頭僅僅是開始，砍完一個頭，它就想砍第二個，砍完第二個，它就想第三個。要不是文革結束的早，我早憑這把鏟子，武統了臺灣，掃除了美帝國主義，讓全世界勞動人民翻身農奴把歌唱。」

「老二，你說話沒譜，幹脆你把鏟子給我，我送你爺倆上西天吧，你這種人活著，讓娘操心。」

老二大手一揮，舞動鏟子，天上一個響雷，打得老二旁邊的樹，火樹銀花合，老二隨意且肆意地一鏟子，把火樹攔腰截斷，閃電與鐵鏟幾乎同時弄死了這棵樹，誰說一個人不能死兩次，誰說一棵樹不能死兩次。我幾乎嚇得從不遠處另一棵樹後蹦起來，仿佛見證了神跡一般。

老大說，「我們趕快動手吧。再不動手，天老爺也不容了。」說完瞬間天上的雨仿佛一汪大海一樣傾瀉下來，我幾次都被雨沖倒，沖倒不是最可怕的，我差點被雨憋死，仿佛海水一般的雨幾乎沒給我留呼吸的余地，我最後勉強把嘴巴貼在樹窟窿裏，才得以喘上一口劣質的空氣，然後用劣質的空氣繼續支撐我偷窺他們。他們依然在那裏，我早聽不清他們說什麽，老二仿佛依然在神采奕奕地誇獎他那一把鏟子，河裏的水已經淹到了他們小腿。老大背著孩子，很難說包袱裏是一個孩子一兜水還是一兜水一個孩子。他們仿佛才意識到河水上漲的問題，不緊不慢地調整著步伐，始終讓他們在「河邊」。雨突然小了，周圍一切的其他聲音和畫面像我轟炸而來，仿佛是對偷窺者的報復。我聽到他們仍在討論該把孩子埋在哪裏，我知道這扯淡是他們之間心照不宣的一種語言遊戲，用來抵抗更具體的虛無。我仿佛與樹粘到了一起，我生怕他們突然抽風，跑過來將我這棵樹也攔腰截斷。

他們終於下定選好了一處安葬點，幾秒鐘的時間，就把那包袱水和孩子埋了。埋完為了土地平整，老大拿過老二的鐵鍬，拍了拍地面，努力讓土地平整，看不出異樣。拍完，他們走了。我聽到他們依然在像情侶一樣進行一些無意義的談話，我甚至想跟上去，一直聽下去。但我知道我不能，直到我確定無疑他們走後，我才上去，用手小心翼翼，一抔一抔地把這些爛泥挪開，把孩子拿出來，放在河裏像洗衣服一樣清洗，她依然十分能動，但不甚叫喚，我十分欣賞這種品質，拍了拍她的後背，一口爛泥從她口中出來，隨即我知道，她現在百分之百正常了。鎮定片刻，我清楚了我那晚出來的意義，我不能讓一個生命，在我的註視下被消亡。但隨之我又想了些別的，我不敢讓宏大命題控製我，它們像寄生蟲一樣，粘住我就再也拿不下來，我只是做了我該做的，就像他倆做了他們該做的。我背著孩子，像背著地雷一樣，悄悄溜回了村，回了家。

第二天房東發現了我的孩子，她在屋裏哭。房東敲開了我的門，我做賊一樣，做小媳婦一樣，扭捏著拿孩子給她看。我買了奶粉，每天下班就在看孩子。一周後我父親來給我送地瓜，看到了我房子裏的孩子，我早已預料到了他的反應，正如天底下無數木訥父親的反應一樣。第二周，我爸媽一起來勸我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我也有心動，就騎著摩托到了福利院看看，我看到了一群又一群被放養的毫無教養的孩子，仿佛看到一群罪犯、妓女、小市民，或者生不如死的民眾。我回來跟爸媽說，我不能把孩子送到福利院。談話由商量演化成了爭吵，我最終摔門而去，繼續撫養這個孩子。我該給她起個名字了，我恨起了我的姓給我帶來的像萬能膠一樣揮之不去的臟東西，想起了那位李大哥，突然覺得他是個英雄，最起碼是個梟雄。那位被李國強拐來的婦女，沒有足夠完整的一生，我把孩子看成了她的孩子，就讓這位孩子，來延續他們未能完滿的生命吧。她應該姓李，她命很硬，那就鳴鶯吧。起名的過程是個尷尬的過程，創作的過程是個尷尬的過程，創作完了，就好了，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我也絲毫感受不到自己的怪，雖然整個村甚至全地球的人，都知道了我一個單身男青年獨立撫養一個棄嬰的事兒。我走在村子的水泥路上，人們肆無忌憚地看著我，從頭看到尾，又從尾看到頭，仿佛絲毫不知道長時間盯著別人看是不禮貌的。林老二經過我，誇張地吐了一地口水，我看到他的涎隨風飄蕩，我提醒他該喝水了。我是真的生氣了，但我的生氣只能包裹在玩笑的糖衣裏面，我膽小如鼠，並為我的膽小正名，—現在我有女兒了，我可要活著做個榜樣。也不知道是我的膽小成就了她，還是她成就了我的膽小。

我想要走出這裏，走到一個稍微正常一點的地方。在那裏沒有人嗅著鼻子到處刺探，沒有人以無知無恥為榮，沒有打死不認錯的精神，沒有錯綜復雜的關系，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天安門事件，沒有重男輕女，沒有政治，沒有標語。就，稍微正常一點的地方。我在十二點開始這篇申請，現在早晨五六點了，尊敬的莊老師，希望您能考慮我的申請，給我一個新工作，我該餵孩子了，謝謝。

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