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外日记 2月7日

这几天噩耗迭至，聚焦于武汉这个人间炼狱，心里同情、侥幸、悲伤、愤怒、痛苦等多种情绪交杂，理不清楚，方知道从前的从容理性不过是因为灾难没有降临在自己头顶——一种隔岸观火的麻木与无知。以前搁置的混沌不清的问题，现在也想拿出来思考一下，我是个不够聪明也不怎么读书的人，教化别人不够，写出来许是能让自己清明一点，如果不能，还在思考，也算没有自暴自弃。

关于愤怒是否有用

这个假期和我妈聊了很多次，今天（李大夫去世的第二天）吃早饭时又谈了一个小时。她没有我的许多愤慨，但自然知道是非，就是惯于劝我学习读书，去改变世界而不是指责批判。我问经历过八九学潮的中年人为什么反而越发噤若寒蝉。她说，因为没有用。

我明白了，“实用”二字对我国人民可谓至关重要，只要有用，双黄连莲花清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拌上祖宗的糟粕、当权者的野心开水送服。而且必须要是切实的、即刻的好处，太抽象的启蒙不行、太急切的呼喊不行，都是“没有用”。习惯了追求能立刻变成金钱、食物和愉悦的“用处”，人会变得短视，听不到别人的哭声也就看不到自己不久之后的凄凉下场。殊不知牢牢抱住眼前的饭碗，就是一顿两顿罢了；哪怕几十年一辈子安乐无虞，也要想想后辈；哪怕世袭荣华，人之为人当然应该体恤弱者。

一个人就是我们所有人。

要去关怀、去思考、去呼吁、去愤怒，鼓励无用之学，别像这个国家的发展一样急切，哲学和诗歌兴盛的国家才有长远未来。

警惕激烈情绪的另一个原因是，激烈的东西不理智也不长久，也是有些道理，愤怒的人群里自然也有些跟风媚俗的、过不多时，可能都不要等到下一个阅兵到来，这些人头像上又会多个五星红旗。这是人性，做不到更多，只能让自己绝对不要忘记。情绪可以温吞一点，但要长久铭记。

关于自我牺牲

小时候学渔父，渔父的想法太早给我留下了不可撼动的影响。我一度无法理解谭嗣同、屈原、伯夷叔齐。“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我心理阴暗，觉得既然无法改变，做出踽踽凉凉的姿态游吟汨罗江畔自我标榜的意义大于成全道义，都是些不能适应时代潮流的厌世者罢了，有本事当去做范蠡和商鞅。这一想法也是来自我妈，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怕我刚过易折，怕我被人当成枪，怕我牺牲，显然高估了她女儿的情操。不过，近来我逐渐理解了他们，凡人如我是可以苟且活着的，但对于他们，良知在生命中占的比重超过那些世俗乐趣，某些高尚的价值观远高于个人生死安危，失去这些，痛苦得甚至不能如常生活。

王国维非愚忠于爱新觉罗氏，傅斯年非愚忠于蒋氏。二人皆具极强自尊心和敏锐度，皆对礼崩乐坏乌烟瘴气绝望，对传统文化可能泯灭忧虑，对知识菁英独立自由坚守。非殉一人、殉一姓、殉一党，而殉文化、殉气节、殉使命，与儒家“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谭嗣同之流是彻悟佛法的人，世俗人做不到可以理解，但应当敬重。没有他们的勇敢，很多人不会醒，活在蒙昧中，会死更多人。

当然，自我牺牲和鼓励自我牺牲是不一样的事。自我牺牲多少有些反人性的意味，谭之流是想通了克服了自己，如果把诸如“环卫工人捐毕生积蓄”这种事树为标榜，更多跟随的人怕只是被忽悠瘸了而已，今天能听从宣传克服私欲的人，也是昨天能听从宣传写大字报批斗父母的人。

那么一生怎么过才值得

我问我妈。鲁迅是很伟大，但整日口诛笔伐骂尽天下人，毕竟是活得痛苦，这样值得吗？我妈说，对一个民族是值得的，接着话锋一转说起别的事。说学校有个同事（高中老师），屡屡404发言，三天两头被请进去喝茶，后来得癌症死了，她还去医院看了他几次。“应该是被气死的”，“那个时候，他老婆刚生二胎不久”。我默然，这个时候说对错有些苍白，不过如果想到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想要的方式度过一生，那隐隐约约地暗示他做得不值就不大合适。

在舆论管控如此严格的当下，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应该受到奖赏才对，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总会遭遇不公，对于这些不公应该愤怒，万不能说以卵击石的人愚蠢，否则就是对石头的容忍和默许，是在捍卫石头的坚硬。讲完这些道理，想起那位老师年纪尚幼的第二个孩子，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对错，希望他和这片土地之后诞生的孩子，恨做坏事的人，不要恨揭露这些的人。

根源是什么

我一度以为根源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毕竟苏联有克格勃、东德有史塔西，控制人民是老大哥们一贯的作风，现在的朝鲜、越南这些自不必提。不过纳粹、国民政府、大清这些政权和马克思似乎毫无关联，但做的事也有过之而不无极。问题关键不是社会主义，该是专制。一个人或者一拨人想要长久地坐在某个位置、拥有特殊权力，就必然会发展出各种极端的宣传手段与欺压人民的方法。哪怕这群人的爷爷们当时正是打着人民当家作主的口号争取到了这个位置。

一党专政不行。

上午起床惊闻sy被炸号，问她做了什么，只是给某个微博评论了“一党制下，不需有正确的言论，只需要积极稳定的言论”。用词文明又说的是实话，昨晚的各大社交媒体，满眼都是平时不敢说的话，茫茫人海中能找到这样一个微博评论炸号，可见本来对专制这件事心虚得很。她微博内容平时就是游记、风景和自家猫，遵纪守法不曾做过什么过分的事，注册也两三年了，我都很可惜。这篇文章也献给她。

关于吵架和正义

我体会

他沙哑的声调。他曾经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风雨

计算着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向导的使徒——

他单薄的胸膛鼓胀如风炉

一颗心在高温里熔化

透明，流动，虚无

——杨牧

也不能全怨国内的舆论环境，和人吵架就是一件很累的事。人类不能互相理解但总妄想说服别人，实在无法沟通，祭出“对方是拿钱做事”或者“你是个私德有亏的小人”总能看似扳回一城，事情本身倒没人关心了。又加上掌握话语权的媒体浑水摸鱼，真相难以分辨，大部分事情，问出个绝对的对错几乎没有可能。

最近，杨牧的那首诗《有人问我关于正义和公理的问题》又清晰了起来，杨牧没有在诗里直接解题，反而下笔墨描摹那个提问的男生的背景、经历、心态，提问者越天真越朝气读起来就越悲凉，答案不言自明。

这几天，感觉自己好像也可悲地成为了诗里的那个年轻人，天真地想问问这个有些滑稽的问题。刨去这些互掐脖子的左派右派，离开具体语境，人世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正义？实不相瞒，竟然也想出来了答案。

我理解的无论在何种情形下都成立的正义有两种。

一种是对境况不如自己且与自己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弱者的同情。这个思想来源于《小公主》，有个情节，曾经众星捧月的小姑娘父亲去世，她在儿童院的地位从公主沦为奴仆，这个时候她给了另外一个比她更惨的小姑娘钱去买面包，我一下子就被打动了，这是种纯粹的高尚，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比肩十二月党人和林肯。强于自己的人不需要同情，同情自己和亲友是人之常情，能同情弱者时才是真的没有私心的善。可惜，从来都是弱肉强食，强的人只想要更多，对下层只有偶然的做做样子的悲悯与施舍和无穷无尽的欺压。

另一种是人道主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人之为人的基本良知。就是哪怕你只是这个体制里混饭吃的一个小人物，平时贪赃行贿都有做过，也许还打过孩子骂过老婆，当医生在前线拼死救人连口罩都没得戴的时候，你也不能因为“协和医院得罪过红十字会”就死死把住大门，置他们于死地，遑论刚刚放走了给领导取口罩的司机。这是这些天这么多荒唐事情中，我最出离愤怒的一次。我不能理解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被吞进这个钢铁机器就变成这副嘴脸，连人都不做了。又觉得体制机器哪能有这种力量，回过头对人性失望，对自己失望，追问下去难免绝望。

做个人意味着，无论在什么位置、什么情境、有什么观点，都不能伤害儿童、孕妇、老人，对罪大恶极的人也不能处以反人道的极刑，不要虐待那些不会说话的猫猫狗狗。不管如何巧言令色找出借口，能够不动声色做这种事，就不配叫做人了。

这是我23岁时面对这个宏大命题给出的答案，记录下来，也为印证和修补。

关于亵渎语言

其实我大多数时候是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但从小就极度厌烦一切思政课。我为了防止自己“林奕含化”很不愿意承认可我的确是个文学爱好者，一向有“敬惜字纸”的观念。文字是美好的圣洁的，拥有“天雨粟、夜鬼哭”的神圣力量。我记得在那个教室，某节党课老师在讲台上面无表情的说“我今天感到了灵魂得到了净化、思想得到了升华。”那一刻的感觉大概是愤怒和羞耻，你怎么能这样亵渎语言？我怎么能坐在这里这样被你愚弄？

这一切早就开始了，从上过的第一节政治课开始，“必由之路”“精神力量”“伟大工程”那些谁都说不出什么意思的词语和概念不过是工具，它没有传达什么道理，传达的道理也不会被实行，但是你必须背过必须会写就是意义所在，会讲一套政治话语，你就是自己人。用玩弄语言亵渎文字的方式施展自己的权威，令人作呕。

“街市永是太平”

读了读陀师傅、雨果、鲁迅,看了大明王朝。再深刻再明白的话都被前人说尽了，再丑陋的姿态也被人写过了，甚至最绝望的是再激烈的抗争都曾发生过，我们有了互联网、5g、登上了月亮，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是那么些伎俩。只说建国以后，也一度闹到过天安门，最后被坦克碾一遍就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也就是昨天一晚上在微博朋友圈豆瓣上舞。真要有什么改变，还是要等，等人民只吃不饱饭忍无可忍，拿起枪，有枪才有希望。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线从来都是这样，一贯如此。

明天会不会好，我不知道。我想尽自己一份力。尽不上，大概也会苟活着，活得够久兴许就好了，也兴许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