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he is a liar-讀書筆記（六）

記得是大一還是大二的時候吧，正在唸國防醫學院的R邀請我們一群國中同學去參加他們的校慶活動，晃晃聊聊一陣子後，R突然問我們要不要去看看大體教室，難得外人今天可以進去瞧瞧，也許是年輕吧，膽子大，沒太多顧忌，一群人就這麼去了，教室裏很暗，很冷，大體擺在遠方，其實看不太清楚，橫亙在我們與大體間的是一張擺了具小香爐的桌子，香爐上插了幾根正燃著的香，R要我們跟他一樣合掌朝大體拜了拜，一會兒就帶著我們離開了。

我還記得R那時說的，“那些送到國防醫學院的大體，很多都是孤身的外省老兵。”

R的話當時並沒帶來太多的震撼，死亡與那段台灣的過往，對年輕的我們來說都一樣地虛無縹緲，直到很久之後，當我開始大量閱讀關於台灣228，及隨著而來的白恐時期歷史書籍後，R的話，在那陰暗教室裏合掌祭拜的回憶，偶爾會在閱讀的空隙停歇中迸了出來。

“是啊，我們看到的那些是回不去中國的國民黨低階軍人，可是如果我再早個幾十年去看呢？”

白色恐怖早期時，政治受難者若被判處了死刑，便會交由憲兵團移至馬場町進行槍決，死刑犯槍決後，一律送往極樂殯儀館，一座由國民黨特許給青幫經營的暴利殯儀館。家屬拿著領屍單，還必須付出相當於當時公務員兩個月薪水的500元後，才能從惡臭的福馬林池中撈出至親的屍體。

而那些付不出錢，或無人認領的屍體，便會被送到軍醫院做為供解剖的大體，或隨意地被棄置在六張犁的亂葬崗。

在讀著屠殺這書時，寫著這些筆記時，我又不免聯想到了我的國家過往的那段讓人想來哀傷的歷史。

有些扯遠了，再繼續回來寫關於屠殺裏的調查紀事吧，寫些除了柯某外，其他醫生所提供的證詞吧。

Navarro醫師是法國蒙彼利埃醫院的器官移植科主任，他在2006年應邀到成都大學講授肝臟移植技術。

中國的主辦單位跟Navarro說，他準備介紹移植的當天會有一個肝臟為他準備好，這有點像是下訂單殺人，Navarro的疑惑在事後獲得證實，當時出席的某軍醫院院長不經意地說到，他正急著在中國農曆過年前執行一批他所負責的死刑。

Navarro後來將這些事告知法國政府，但法國政府卻未採取任何行動，也未因此限制法國人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

瑞士國家器官捐贈移植基金會董事長Franz Immer醫師在受訪時也提到類似的事，“我2007年到北京參訪時，有一家醫院邀請我們觀摩一場心臟移植手術，主辦單位問我們希望何時觀看，這不就代表有個人會在我們指定的時刻死亡，或是被殺，就隨參觀者的時間方便，我後來決定拒絕參加。”

Jacob Lavee醫師是一名心血管外科醫師，也是以色列謝巴医醫學中心的心臟移植科主任。2005年，Lavee的一位重症病患告訴他，他的醫療保險公司在中國找到一個心臟移植的機會，保險公司也明確告知了會進行移植的日期，並已幫他安排了飛機，這讓Lavee覺得很驚訝，這顯然不是因為意外死亡而來的器官。

Lavee也知道有些以色列人會去中國進行腎臟移植，但他以前總假設這比較像是印度的狀況，窮人走投無路，只好賣一顆腎來賺錢，然而眼前中國的情形卻像是已安排好時程的謀殺。

Lavee後來也因此成為反强摘器官醫生組織(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的一個重要角色，並幫助推動以色列器官移植的完善立法。

至今（2013年），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個禁止保險公司協助病人前往中國移植器官的國家。

《屠殺，第九章，國家的器官》

這些醫師的經驗讓本已經眾所知關於中國囚犯被强摘器官的事實更加得到了證實。

寫這些證詞的章節，葛特曼將它下了個標題叫「國家的器官」，而這章節的上一章則叫做「沒有名字的人」，讀來真的讓人倍覺諷刺。

在六張犁亂葬崗，在中國勞改營的掩埋場，都有著被國家拿走一切的人，不論是名字，器官，還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