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1981，克鲁伊夫消失的1009天

2020 年 4 月 21 日

01. 1978，投资养猪失败了！

1978年，一个世界杯年，31岁的克鲁伊夫做了两件大事。第一是宣布退役，第二是投资养猪。

那一年他效力的巴塞罗那错失了联赛冠军，但个人蝉联了联赛最佳外援。但这些都抵不过他和新来的教练魏斯魏勒之间巨大的嫌隙，克鲁伊夫感觉被伤透了心，那举世闻名的骄傲又开始作祟。结果就是，在两场气氛和结果都十分失控的告别赛（1-3不敌阿贾克斯、0-8被拜仁慕尼黑屠杀）后，荷兰巨星宣告挂靴。

他或许想要新的尝试——年少成名备受追捧以至于从未体验过一种足球以外的生活，或许只是短暂地受到他人，尤其是他的那位俄罗斯裔法国籍邻居所影响。

总之，他开始背着妻子丹妮独立决策，脱离岳父科尔的指导单打独斗（要知道，科尔早已是荷兰足坛的大经纪人，握有近半国脚的代理权），甚至梦想过新的人生可以以钱生钱，华丽转身。

据他在2016年出版的自传中讲述，离开了球场后的生活乱了方寸，他听信朋友忽悠，开始了新事业：投资。犹记得，多年前他初登岳父科尔——一位成功的钻石商人的家门时甚至掏不出一张银行卡，好在科尔还是认可了这位小伙子，并开始帮他料理一切经纪事务，直到2008年科尔去世（直至那时，克鲁伊夫才不得不亲自走进银行大门办理业务）。

有意思的是，克鲁伊夫自认“从小就对数字十分敏感”，喜欢算术和占卜，在他自己的描述中，正是这种“对数字的偏爱以及喜欢思考事物的内在因素”，一定程度上让他更多地“用数字思维来思考足球——如何压制住对手，如何更好地利用空间”。

只可惜，上帝并未赐予他足够与数字打交道的天赋，比如说金钱。这段「投资人」的征程必须用「毫不成功」来形容。他的无知遭到了利用，参与了不少奇奇怪怪的项目，比如养猪，比如买地和做出口生意。最后点醒他的还是科尔，因为他发现女婿不仅投资养猪毫无收益，而且自豪地声称买下了三块地后却拿不出任何一块地契，付了全部的钱，却没有任何文书保证。更糟的是，他的邻居兼合伙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科尔只能臭骂了这个生意场上的傻子一顿，让他认识到这个卷入他四分之三财产的冒险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

那一年的厄运还没结束。

因为巴萨俱乐部的一项改革（主要原因还是新来的主席努涅斯与他不和），退役后的克鲁伊夫不得不自掏腰包，补足原本应该由俱乐部缴纳的球员个税。

据媒体估计，这一系列的挫折总共让他损失了约600万美元。老实说，克鲁伊夫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那时的他确实离破产不远了。几个月后，他在巴塞罗那的公寓被银行强制收回，全家人不得不打包行囊搬了出去。

其实1978年，还有一件本该和他有关却失之交臂的大事——阿根廷世界杯。

1974年世界杯只差那么一点就成了克鲁伊夫世界杯，世人的惋惜还未道尽。他就在1977年荷兰从预选赛中出线后，在10月以当打之年宣布退出国家队。

随之而来的指责如洪水滔天：“他只是不满国家队的奖金分成！”“他不喜欢主帅召集了太多的埃因霍温球员！”“在他看来，祖国荣誉还没有个人赚钱重要！”……

一度有人认为，克鲁伊夫是为了表达对阿根廷当时军政府的不满，还有一些舆论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妻子丹妮。即便国家队时任主帅哈佩尔和球迷们一再请求他收回退出的决定，克鲁伊夫都保持了缄默。

直到30年后，克鲁伊夫才在一次采访中做出解释——1977年9月17日，他们全家在巴塞罗那遭遇了入室抢劫，虽然歹徒很快被制服，但随后的半年里他们都昼夜处于警方的保护中。警察甚至每夜睡在他家的客厅里，而且告诫他千万不要声张，以防有更多人模仿作案。这种情况下，热爱家庭的他无法忍受在八周的时间里置亲人于不顾，只身前往世界的另一端。

他在2008年回忆说，“我和妻子被绑了起来，一支来福枪顶着我的头。经过了这件事后，我意识到了生命中还有除足球以外的东西。发生那么多事后，参加世界杯是不可能的了。”

这也多少有助于解释1978年他的这次「转身」。不过，如今当你重看那一年他受BBC之邀解说的决赛——荷兰败给了东道主，再次与世界之巅擦肩而过——仍然可以想象他那种被加倍放大的痛苦。

02. 1979-1981，另一种美国梦

经历了这过山车式的一年，荷兰人收回了退役宣言，他决定告别欧洲，前往大西洋的另一端。

七个月的窘迫待机之后，1979年初他在北美足球联赛（NASL）的洛杉矶阿兹特克队正式登陆。外界一致认为，在这个另类的体育「美国梦」故事中，落魄的克鲁伊夫急需到美国卖艺以渡过自身这场财务危机。

当时的美国职业足球，可以说是近代第一个足坛「养老院」。35岁的贝利在1975年的加盟开启了这波浪潮。职业晚期的巴西球王正是为了退休金而来，纽约宇宙俱乐部给他开了2年300万美金的合同。一年后，「足球皇帝」贝肯鲍尔也加入了纽约宇宙。

当时有消息称，宇宙队也给克鲁伊夫开出了超过400万美元的大合同，但贝肯鲍尔以亲身经历提前警告了他，合同中将会包括参加所有类型的商业活动的义务。最终克鲁伊夫选择了西海岸的洛杉矶——因为那里有他的恩师米歇尔斯，尽管出价要低得多。巧合的是，就在他到来的前一个赛季，阿兹特克最大牌的球星是另一位足坛著名「任性boy」和嬉皮士：乔治·贝斯特。

到达洛杉矶的那一天晴空万里，但刚下飞机克鲁伊夫听到的第一句话却是：“走吧，去球场，今晚的比赛你必须上场！”

他一定还没缓过神来，但4个小时后，他真的穿上了新球衣，不仅首发，还在70分钟内贡献了2球。

不过，在1979赛季结束后，球队老板将俱乐部卖给了一家墨西哥公司，后者却不想围绕克鲁伊夫建队，克鲁伊夫选择了去东海岸看看，改投华盛顿外交官队并效力了两个赛季。这3年间他被评为“联赛最佳球员”和“最佳进攻球员”。

直到克鲁伊夫2016年去世，在往后的诸多回溯中，1979-1981这一阶段的美国生活存在感尤其微薄，往往只有轻描淡写的一两句，比如说“在始终无法适应美国足球荒漠般的土壤后，他回归了故土”或者“他的膝盖再也无法忍受美国人工草皮的摧残”……

但这恐怕不够真实，他喜欢美国得很！

很少有明星球员盛赞美国足球，大多时候他们为的是钱，或为了保持状态备战世界杯或欧洲杯，克鲁伊夫是一个例外，他还声称，“在华盛顿，我对最高水平的体育有了全新体会”。在这里，礼遇、喜爱、荣誉和金钱并不是最紧要的，在这一片崭新的画布上，他有机会从头开始构建他的哲学。

这段被我简单称为「待机重启」的时间，对克鲁伊夫后半生的影响难以被量化，但可能因为远离足球世界中心以及他当时处境的缘故，这种影响显然被低估或者忽视了。

在美国，克鲁伊夫见识到的体育也来自更强势的四大联盟，毕竟足球在美国某种程度上只是新兴小众运动。他能看到有些潜在的弊端，但更重要的是这种与欧洲迥异的理念带来的启发——还给他一贯怼天怼地的开炮提供了新的素材。

例如说，在欧洲有「俱乐部如家」的概念，而这里却不存在，一切都是生意。

美国体育对于合作共赢重要性的理解比全世界任何一块地方都更通透，这也是其各联盟中球队「特许经营权」模式（Franchise）同欧洲俱乐部模式之间的巨大差异。欧洲球员普遍个人至上，提升运动本身的水平并不是在首要考虑，球队也有各自利益。而在美国，项目发展才是做好一切的先决条件。

同欧洲体育的另一至关重要的区别在于，美国体育文化以学校体育为基础。在欧洲，成功的第一步是被俱乐部的球探相中，而在美国，你需要做的是好好完成学校的体育课程，表现优异者就可被选入校队参加比赛。

美国人重视数据统计，不同于欧洲传统的经验和权威至上主义，美国人会将各种情况的可能性都计算出百分比，并以此为不同位置的球员设定考核标准。

此外，克鲁伊夫欣赏这里对于职业体育的理解——即使是顶级赛事，目的也是娱乐大众。从业者必须充分了解公众的期待，并竭力满足他们，知道球迷在球场上想看什么、想买什么、想吃什么，又想留下什么样的记忆。有时哪怕球队并没有获胜，但球员们全身心的投入同样能够打动球迷，增加他们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他还喜欢这里的俱乐部不会让球员受宠若惊或承担过大压力，给予他们自由，尽力使他们远离「非体育」的一切。但这不包括社区或者公益活动。在华盛顿踢球时，每逢客场比赛他都会给当地的残疾儿童举办训练课，比如帮助一位唐氏患儿融入街道的足球小分队，再比如帮助一位怕水的孩子战胜恐惧学会游泳。这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感受。

这些都体现在了克鲁伊夫的后半生中。

他在这里开始思考如何管理与运营一家足球俱乐部，如何为球员争取个人权益；坚持为观众而踢的理念，认为球员归根结底是在为球迷表演，要踢出他们想要看到的「好看的」足球；这些都被引进到了荷兰俱乐部和巴萨的商业化运作和战术规划中。

他在1997年创办了「克鲁伊夫基金会」，为世界各地的儿童建造了220块与「14」相关的球场：球场的长和宽分别是42米(14乘3)和28米(14乘2)。球门的高度和宽度分别是1米和4米(1和4)。

他热衷青训，1989年改造出了拉玛西亚青训营，为了推动业余儿童和职业足球教育，他在1999年创办克鲁伊夫足球学校，此外还举办教练高级讲习班。

说回来，1979年-1981年，克鲁伊夫顺利完成了对生活的充电与梳理。他不仅与贝利、贝肯鲍尔、内斯肯斯等人一起，成为了北美大陆上的足球开路先锋，还被授予洛杉矶荣誉市民和北美特奥会的荣誉理事。他逐步在体育管理、媒体以及慈善等领域散发出影响力，也与一些政要建立了友情。

不是每个中年男人都有这样的机缘，有了机缘还需要契合的悟性。

而且，他可能是从这时候起已经想好未来要做个主管型教练了——一个可以满足他那种完美主义的控制欲、话痨和好为人师的脾气的角色，尤其是1978那年他已经发现自己往后是没可能走投资这条路了。

听听美国当时的队友鲍比·斯托克斯（Bobby Stokes）是怎么回忆他的吧，“当董事会收购克鲁伊夫时，他们也应该顺便采购几包棉花（以用来塞住耳朵）。”

如果他和教练意见不同呢（which happens all the time）？

“他在赛前跑到厕所里给我们布置战术……”

“他把教练写在黑板上的战术和评论全擦了……”

另一位前队友，同胞托马斯·朗根（Thomas Rongen）则更加直接，“他在美国长期从事教练工作。”

可想而知，和这样的一位巨星相处一点也不容易。但他毕竟带领着球队赢球，直到外交官队的老板不准备继续为球队注资了。这也正是当时美国职业足球风光又十分脆弱的展现。包括英国的阿森纳、莱斯特城和荷兰的多德勒支在内的几只球队都向他抛来橄榄枝。

外交官队当时的替补守门员吉姆·梅塞默（Jim Messemer）后来回忆道，“当我们赛前在更衣室里抽烟时，克鲁伊夫告诉我，当球在中场时，多伦多的门将总是站在球门前。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让他好看。”

上场以后，克鲁伊夫真的让球在那位门将的头上划过了一道弧线，而后直钻球网。

这也是他在美国的最后一战。

1981年3月1日，距离宣布退役并从欧洲职业赛场消失1009天以后，克鲁伊夫以西乙莱万特队球员的身份，准备好重新站回中心舞台。那恰好也是他68岁人生的中点。

有一次别人问我，一百年之后，想让世人以何种方式记起我？幸运的是我没必要担心了，因为人都不在了。但如果必须给一个答案，我会说：「一个负责的体育人。」如果纯粹把我当成一名足球运动员来评价，那么我的生命就会被十五到二十年的一段时间给定义了，说实话，我认为那太狭隘了。我的足球天赋是上帝赐予的。什么也用不着做，就有了。这仅仅意味着，我会踢踢球，然后按自己想做的来。其他人说自己是下班了，我只是踢完球了。所以要这么说，我是幸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这辈子做的其他事情对我更重要。——《我的转身》，克鲁伊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