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未被取消的二零二一年

2020年的最后一天，我是在一场陌生人小聚中度过的，大疫第一年即将结束，那一年发生了好几次的集体记忆逆转。那年秋天有过一次空间化的集体记忆在深圳展出，这件事情需要反复提及的原因，是我来德国后，才知道这里的艺术家们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比如在美因茨，九个艺术家做了一个“Eins Komma Fünf”（“一点五米”）的关于社交距离改变人类生活的展览。在另外一个博物馆，则举办了一个"Epidemics. Curse of the Past - Threat to the Future”（“流行病。过去的诅咒-未来的威胁”）展，两个展都会持续到2022年，也都比在深圳的艺术展晚了一年。

我是在德国政府关于新冠大流行每日情况的网站上，看到这两个展的介绍的，那时就已超过17000人参观。而2020年秋天在华侨城的关于疫症的艺术展只持续了一天，我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看过那个展，还记得多少。

我是幸运的，第一次遇见很多人，武老白、段鹏和张星等等。在驻地里，我怯生生地和徐坦聊起来。他是备受尊敬也饱经沧桑的艺术家，和善得让人惊讶。他打开电脑给我讲他的创作，来自大卫·格雷柏和阿甘本思想的灵感来源，以及这个展的题目是怎么从“那些不自由的日子”变成“那些日子”的。我错过了扎根深圳的重D音乐队在那个下午的演出，那时候我也还不认识主唱A鬼。

但是广州的西三歌队，则把几首现场无法演出的歌，私底下在驻地里给唱了。那天是我在深圳以来，少有的感到有无穷生命力的时候，也有了另一种打开深圳的方式。当然，这时我也不知道，这种生命力的代价，是最终策展人的被迫离开。完整地知晓整个事件会逆转你对一个城市的幻想，千万不可高估这个城市的开放与包容，也千万别低估这个城市的虚伪和功利。

但我想，2020年的最后这天是美好和充满希望的。城中村附近书吧的老板之一老叶，在她租的房子里，组织了一场跨年夜聊，七八个陌生人聊各种各样的话题。我知道与此同时，在书吧里有另外一场音乐会活动，可能是另外的老板老马在主持。虽然话题乱七八糟的，但所有人都觉得2021年会好起来，因为你不可能想象会有比2020年更差的、更憋闷的、更无奈的时刻，况且一切都是向好的。

疫苗会有的。当疫苗打到足够高的比例后，我们就能扔掉行程码、健康码，往返深圳香港或是其他什么地方，不用再经历隔离，或是根本无法沟通来往的局面。

2021年刚开始时，我连着参加了好几个活动，全都是关于“声音”。先是在书吧，做声音研究的徐道横来分享他所记录的武汉封城期间的声音。我记得有下雨的声音，一个唱歌的人的声音。那让我想起我在2020年初，在深圳租的房子里听到一个男人一整天唱刘德华和张学友的情景。我当时的日记里写着，他他妈的就这么唱着，也不管邻居受不受得了。后来我们去宝安一家大排档吃火锅和鸡煲，那是一种粤式的火锅，但似乎也不是我印象中的打边炉，因为打边炉的锅没那么大，食材也没那么粗犷。

后来是去旧天堂书店，张淼说马木尔会在这里演出。因为2020年年底在B10的跨年“返场72小时”的三天演出，因为防控取消了。吴吞的“没有失去人性前的报告”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但也取消了。马木尔可能是提前来了深圳，所以干脆就在旧天堂书店做两天免费的表演，反正是同一个老板，和同一种野生的不羁的不服从的习性。“返场72小时”在2021年5月份重新演出，我去看了吴吞和杨一的专场，那天算是盛况空前，老狼、野孩子、五条人都来了，我追星地和郭龙合了影，后来在厕所偶遇了仁科，抱着粉丝追星的心态想和他握手，但他刚刚洗了手，不好意思地走掉了。

我曾经记录的设计师段鹏，在这一年有了新的想法，他不满足于做建筑设计师或是记录白石洲，希望能够转型做职业教育。2021年三月份，我和他一起去了好几次白石洲，试图说服我的老乡老田，把孩子送到段鹏要开办的机构来上学，段鹏教画图、设计软件，其他的社会导师教人文课程，他和数家深圳建筑设计公司签订实习合同，可以直接去这些公司实习。

我们每次都是在白石洲沙河医院旁边的成都小馆子吃饭，老田的儿子小田有一次也来了，胖，腼腆。他小时候跟着老田来深圳，上完小学，初中没毕业，学过厨师，去过工地。段鹏去了好几次，每次他都劝说，并且可以给奖学金免学费，老田只需要提供这一年孩子的生活费即可，我也说可以给一台设计用的笔记本电脑。老田每次都总说自己儿子不行，他再婚的老婆在一旁也说道，那天小田据说在工地搬钢筋，但是看他的微信步数，肯定是在宿舍里睡觉或者打游戏去了。

老田八十年代末来到深圳打工，蛇口的许多地标性建筑，他都打过地基浇筑过混凝土，对深圳每个地方都了如指掌。他甚至还提到过好几次被收容，直到“有一个大学生死了”。我想老田并不记得孙志刚的名字，但从他嘴里讲到这个事件，我才能想象整个制度性变迁的全貌。在我们读新闻学的那个年代，这个事件印证的是新闻媒体保卫社会的重要性，和记者所付出的牺牲与代价。在老田那里，那意味着他可以在这里不用担惊受怕的打工，要到四月份，我才知道中国梵高赵小勇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他后来离了婚，遇到了另一个同乡女人，小田在这里读到初中，班里大部分同学在这时候都不会再继续下去，所以小田也自然而然地离开校园。

段鹏和他、以及其他人，是在保卫白石洲的故事里结识的，我属于后来者，只能听闻他们的亲身经历。那之后，段鹏每年春节都会跟着老田回乡，这是一个大概叫做“陪白石洲居民回家过年”的项目。段鹏每年都会做一些社会学记录。他不是科班出身，但因为搞了几十年建筑，对土地规划、城镇化极其敏感，这几年他发现，老田在深圳打工挣的钱，回到老家的镇上，买了小产权电梯房。这些小产权房和住宅没什么两样，往往由当地较有关系的小老板建造，但问题是拿不到房本，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下，很可能被拆迁。被拆迁之后的补偿费用，却不可能再在同一个镇上买到同样的住宅。村里和乡里的学校也都没了，小孩只能到镇上或者县里上学。与此同时，老田在深圳打工住的地方，也在这几年遭遇城市综合治理或者城市更新。段鹏因此得出结论，像老田这样的打工者，基本上遭遇了异乡和故乡的双重驱逐。

我记得曾经读到过一种解释，是说深圳存在三种审美，官方审美、社会精英审美和城中村审美。城中村的审美和生活在2010年代以后，极大地影响并改变了段鹏这样的社会精英的审美。按照这种解释，这些认识了白石洲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大概就是被老田这样的人改变了。老田会有什么深邃的思想呢？他只不过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而已。

我后来和老田见过两面，我们之前明明见过面了，微信聊天里他居然叫我“老板”。那让我感到一种羞耻，倒不是我个人的羞耻，可能是为这个城市对他们的方式感到的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羞耻。我陪他去推三轮车，他说自己现在主要做室内装修工人，这段时间都在很远的地方，早上五点起床，坐地铁和公交车去；自己在深圳几十年也没挣到什么钱，好歹在老家有了个房子；他在老家的房子应该能拿到房本，不会被拆，他问了好几次了；那套房子精装修，接近一百平米，住着挺舒服。我问起小田未来去不去上段鹏的学校，他没有正面回答。当然他也不想儿子像自己这样，因为这一代人没法吃苦。几个月以后，段鹏的机构开学了，一共有四个学生，总之小田不在其中。

三月下旬我跟着徐坦，试图观察他做的艺术研究。刚认识徐坦时，我已知道他是备受尊重的艺术家。从其他年轻艺术家那里，我知道他曾经在国际上的艺术声望，但好些人也不太理解他现在做的艺术。他曾经受邀到世界各地开自己的艺术展，也策划各种艺术展，但逐渐地，徐坦似乎只聚焦在珠三角地区，做这些地方社会的“关键词”、“社会植物学”、其他装置艺术或者“视觉化写作”，受邀少了，展出少了，也不再有固定的收入。

我讨厌自己只能通过徐坦曾经获得的国际奖项来仰视这位前辈，因为那也是他自己所抛弃的职业路径。2021年时，我尤其想搞清楚他在做的事情，和他见了好多次。那段时间徐坦在做“顺德学”的调研，三月底时，我先是坐火车到广州西三村，再跟他们一起驱车前往顺德。我一直不太搞得清楚他的研究和创作方式，如他们和记者、学者做研究有什么不同？我最终也没搞明白徐坦所做的事情，那次去顺德的调研对他来说也只是刚刚开始的旅程，他也告诉我很可能最终什么都没有。

徐坦说自己对深圳没什么创作的兴趣，他住在深圳的原因是自己的太太，策展人王景曾在华侨城艺术研究中心工作。尽管如此，徐坦还是在这个城市做过很多事情，比如他的“关键词”访谈是在深圳华侨城艺术中心完成的。2020年“那些日子”的展，大概就成了他在深圳公开展览的谢幕，他的两本书也无法再出版。他经常在广州西三村住着，深圳似乎是珠三角他唯一不感兴趣的地方。我跟去的那趟顺德之旅也成为了乡镇美食之旅，我们和小镇文联的人一起吃了一顿极其鲜美的打边炉。

我感叹广东的乡镇跟我老家的乡镇真是大不一样，除了房子道路修建得极好以外，农民们也都是大大小小的富翁。他采访的一个顺德农民，包下了五十亩的地用来建棚养鱼，年入一百来万，感慨自己的儿子不愿来继承家业。这样的农民那天我们遇见了好几个，都觉得这样的日子比较“自由”。这恰恰是徐坦那次顺德学之旅的关键词之一，他想知道在珠三角的这些农民，什么是他们眼中的自由。徐坦一边提问，另一个年轻人在一旁录像，我不清楚最后那会呈现成一个如何的展览或装置，或者如他所说，最终可能什么都没有。

这次顺德之旅，也让我逐渐了解了徐坦的命运。他父母都是武汉的美术系教授，自己从小学画，八十年代末考到广州美院，成为广美油画系的教师，还加入了大尾象艺术机构。他说贡布里希的思想对他们这代人影响很大，九十年代徐坦开始带着学生们做现代艺术，而不再是在画布上作画。1997年学校领导因为徐坦的不守规矩，而将他开除出美院，从此他开始走上自由艺术家之路，并逐渐成为国际艺术节的常客。但过去十年他又觉得这条风光的道路不是他希望做的艺术。因为一旦他在纽约或柏林驻留太久，他的灵感之源就会消失，而这个灵感之源就是除去深圳以外的广东珠三角地区。我说这让我想到电影《无主之作》讲的德国画家里希特的转变，不同的是徐坦是相反的路径，他彻底放弃了油画，徐坦说画画无法表达他想要表达的一切。

徐坦不知道，这个时候我恰恰在学画。四月开始，我跟着赵小勇学油画。从南山区到大芬村，每周往返地铁，来回三个小时。我画的油画是赵小勇告别工厂来到大芬村后，所学的第一幅梵高油画，《夜晚露天咖啡座》。2012年的四月份，他的生意仍然没有恢复，海外订单大多取消，国内订单本就稀少，偶尔来人会对赵小勇说，“老板，我是做软装的，你们这里批发吗？”或者就是一个电话打过来，“赵老师，顾客不肯付运费，不收画。”赵小勇再打过去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次，一对从北京来的夫妻，自告奋勇地表明自己是“粉丝”，看过那部《中国梵高》的纪录片。他和对方握手，准备在工作台上给对方沏茶。但对方说，就不坐了，马上要去看一个服装展，他们在北京是做服装设计的。就说是粉丝，但也不买画，看看就走了。

有一次赵小勇有事要离开工作室，我在里面边继续画我的这幅《夜晚露天咖啡座》，一边帮他看店。先是来了三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围着一半行画，一半赵小勇的原创画看了一圈，我抬头问她们是否有需要时，她们问我厕所怎么走。

“你们直走，然后右转，在大芬村美术馆旁边就是”，我说，“所以你们不想买画吗？”“也不是，我们先找找厕所，再来看画。”一个黑白裙子的女生说。然后她们果然也没有再回来。接着是一对年轻的夫妻，问那幅大概120x120的《盛开的杏花》多少钱，我给赵小勇打去视频，视频那头给出了报价。挂了电话，看那对夫妇要离开，我把《中国梵高》这部纪录片讲述的内容又给她俩讲了一遍，示意他们应该毫不犹豫地买下这幅画。对方表示要回去好好看看，但是还是承受着我的热情所带来的尴尬，悻悻然走了。

赵小勇在的时候会时不时拿过我的笔，对我说，“画梵高的天空，一笔一画，一横一竖地这么画，画井字”，“你知道簸箕的那种编织方法吗？就是这样。”非常简单通俗，我也能很快上手。但当我画井字画得太多以后，他就会叫我好好看那本沾满油画颜料的巨大画册，“看明白了再画，手呢，要灵活一点”。我当时还搞不懂灵活一点是什么意思，于是画天空写井字，画咖啡馆的门牌，地板，房檐，远处的屋子，都这么画。赵小勇会停下自己正在画的一幅行画，再叮嘱我好好看图，不是所有的地方都画井字。“看明白了再画”，他总这么告诉我。

我有一点点素描的残存基础，学梵高的画没想到挺快的。每次调错了颜色，我就重新来，覆盖原来看上去错误的颜色。赵小勇出去办事的那个下午，我因为没人可以求助，反而自由了许多。我仔细盯着那幅画，那些细节的人物线条不清晰，窗口的灯光也是一笔点缀，夜空疏星则像是凭感觉，只有层层叠叠的色彩和光影，我突然觉得梵高的画好宽容。涂错了那么多颜色，搞错了那么多光影，最后居然都能勉强让自己的这幅初学的画，看起来还凑合。

是不是梵高的画尤其容忍失败？我画着画着，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是不是同样因为这样，赵小勇可以离开那个手工工厂，来到这里给香港人黄江画梵高？以至于后来，老婆和弟弟，一整个大芬村的人，都可以来尝试画梵高？

《中国梵高》这部纪录片上映获奖时，我在香港工作生活，对深圳这个城市几乎一无所知，以为大芬村是我们西南地带的村庄。直到我快要来深圳前，也对城中村欠缺常识性的想象。我的成长经历，只有村、镇、县、市，非常分明的行政划分，也有非常分明的生活方式。我最早知道的城中村，不是白石洲，而是大芬村。2020年十月，在喜洲的喜林苑驻留的十天，我再次看了这部纪录片。荷兰领事馆的官员来到这个民宿每周的小镇电影之夜，来放映了这部纪录片，当天晚上座无虚席。当赵小勇到奥维尔小镇的梵高墓地去祭拜梵高时，他点了三根从中国带去的香烟，作为祭拜。所有观众都在那一刻笑了起来，外国观众感到尤为可乐。我挺能理解这个行为，小时候我在《监狱风云》里看到周润发这样做过。赵小勇当时说的话也令我记忆犹新，梵高的画养活了他们那么多人，让他能够在深圳生儿育女。

我和赵小勇相处的日子能够感受到他的两种压力。首先感到的，是他作为创作者的压力。有一天，我目睹他画一幅梵高的画，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一张巨大的空白画布上，不假思索地涂抹颜料，半小时后就颇具规模，也许一个下午，他就可以画完一幅梵高的杰作。可那次欧洲的朝圣之旅已经让他变了一个人，在他的画室里，有大量自己的作品，他说这些画得遇到有缘人才能卖出去，对大多数人来说贵了没人买，便宜了他不舍得卖。他还在潜心做自己的原创，可大多数的下午在他准备自己的创作时，他都是拿起油画笔，眉头紧锁，愀然发呆，画上几笔，然后一整个下午都无法动弹。那是我格外理解的困境。

另外的压力，当然就是他的经济压力，在这一年已经很大了。他早年是被收容两次的外来劳工，为了逃避收容曾住过山上或桥洞，那是和我的老乡老田一样的经历。后来是大芬村的行画产业收留了他，他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还在大芬村旁边买了房子。现在他是师傅，是创作者，是个体户，是被文化学者研究的对象，是纪录片的主角，是代表深圳的某种现象，是丈夫和父亲，是个需要在大流行下养家糊口的男人。

一个多月后我的《夜晚露天咖啡座》快要完成。绝大部分是在赵小勇不在工作室的那个下午，感觉没有人审视我的时候，我给画出来的。我可以自由地想象颜料如何组合，来达到或者接近梵高的效果。并且这时候，我可以端详每一种颜料的名字：群青、普蓝、玫瑰红、速干白……但我画的咖啡馆，还没有影影绰绰的，从透视尽头里走出来的人群，也没有咖啡卡座，没有服务员，同样没有坐着喝咖啡的人。这是一片死寂的咖啡馆。我期待着再过一段日子，能够把人都给添上去。不过我的习作，可以称为大流行之下的夜晚露天咖啡馆。赵小勇不肯收我学费，因为他说我是朋友。我于是买了一幅他太太的画作，加上画框一共五百元。

来福在2020年时建了一个写作小组，我在这个小组里认识了雨舟、亮亮、马立安和杨阡。到了2021年，我们基本上每两星期都会见一次，一般是去蛇口的Ramble Tree咖啡馆，说是写作小组，其实对我来说，更像是马立安和杨阡对我们单方面的人生帮扶与支援小组。

马立安二十余年前从美国来深圳做博士论文研究时认识了杨阡，后来两人结为夫妇。我在给一个杂志写马立安时读了她的博士论文，那是一本极其有趣的博士论文，她在里面感谢了杨阡，大意是杨阡让在深圳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日子，变得充满欢乐。这也是杨阡给我的印象，他和其他几个剧作家与演员创建了胖鸟剧团，而他自己就是那只“胖鸟”，因为他本来就胖胖的，健谈、和蔼、知识渊博、毫无爹味儿。

知识渊博而又没有爹味儿是极其稀缺的品质，我一直觉得“没有爹味儿”这件事，在中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你得自动放弃对权力的渴求，否则无论男女，总会透出一种极其让人讨厌的气息来。

比如杨阡就是一个在九十年代刚开始时自动放弃体制优渥，离开北京的前官媒记者。几十年后他的大学同学都是某部官员，而他来到南方后从此不再写新闻，这些内容在他眼中充满了无聊的丑恶，也和纪实毫无关系。他写过很多先锋剧，创建了胖鸟剧团，导演过很多戏剧，在深大建筑系讲艺术史，担任过蛇口基金会会长，在城中村调研撰写居民调查，为白石洲的小面馆维权搞行为艺术。比起徐坦，杨阡是那种我看得懂的艺术家和创作者。他们都善待我这样一个此前从不认识的人，只是杨阡似乎更能享受这在荒漠中的快乐人生，是那种斯多葛学派一样的人物。

我在这时候参加了杨阡的胖鸟剧团和福田街道办合作的戏剧社项目，这是福田街道办为了让福田金融街的白领们活得更像个人而举办的项目。杨阡他们则是因为可以得到资金，来支付剧团在丽江租住的排练场地的费用。但杨阡有更胡闹的想法，他想让这些对戏剧写作和表演都一窍不通的外行参与者，在一次次的剧本改编、读剧和表演中，创作一部戏剧出来去参加艺穗节，他也为我科普了什么是艺穗节。他们就是这么不介意我的无知。

2020年时，我在南山剧场看过杨阡创作导演的《狐说》，我和来福看完后，讨论觉得杨阡是讲了一个千年内卷、不得解放的故事。杨阡说这个剧有许多群演，但都担任了不重要的角色，没有台词，没有太多舞台活动，这次他想搞个主角和主创都由群演担任的戏剧。

但是深大戏剧系的退休教授宋洁老师，她也是胖鸟剧团的创立者之一，就在第一堂戏剧工作坊上非常不客气地指出杨阡的胡闹之处。她当时说，我特别不喜欢跟群众演员合作，创作需要积累训练和专业性来对撞出灵感。业余人士一个星期一次到两次的工作坊来创作戏剧，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当一个作品留下的遗憾太多的时候，她宁愿那从没出现过。但是杨阡是胖鸟剧团的专业挖坑人，他在胖鸟剧团的职责就是挖坑，但最后剧团五个主理人居然一致投票同意他来干这件事，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丽江的训练基地，需要支撑，我们租了一个院子，那实现了我们多年的梦想，接下这个活也能扩大影响力，我们几个胖鸟人，我们不拿课时费，所有的钱作为十年的租金。”

因为这番诚实的话，我变得特别喜欢胖鸟剧团的这帮人，也因此投入了许多精力来设想怎么把杨阡选的那几个剧本来改编成一个全新的剧。他选择的剧本都关于爱情，我心里觉得可能是在这个傻逼的年代爱情能够短暂缓解人们的无望。

我构思了一个初剧本先是被学员们选了出来，后来又被其他成员改造成不同的样子，只有到杨阡在几个月后改出他的版本后，我才觉得这终于是个好剧本了，只是一直到2022年，杨阡还在更改新的版本发到写作小组里，现在的题目叫《后疫情时代的尤克里里》。这个戏剧社的工作坊后来因为疫情而断断续续，戏剧节也取消，我想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全部由群演完成的剧，是否有它能够上演的一天。

应该是五月初的一个晚上，段鹏和张星叫我去白石洲喝拉菲。是毛哥请客。毛哥有点想法，让女儿去上段鹏未来办的教育机构，但女儿不一定愿意。我按照地址，走进一个握手楼，爬到最高层，从狭窄的房门进入，先是看到毛哥的老婆和母亲坐在上下铺的下铺，女儿则在另一边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毛哥给我倒上他的拉菲，我从没喝过什么名贵红酒，所以不知道这是真是假，但味道确实不错，这是毛哥最后的两瓶拉菲，那天晚上全拿出来了。

张星和段鹏一样是干了一辈子建筑的设计师，两人也经常一起出差去做项目，但如果段鹏是个不管经历什么都天性乐观的野人，张星则总给人一种疏狂厌世的感觉。那天晚上他还是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一头花白的长发，戴着个古老的眼镜，经常跟人没来由地聊拉康，聊精神分析。朋友“嘲笑”他的抑郁症史，他也一笑置之。但每次和他们俩在一起，就总让我觉得好像人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天晚上也让我印象深刻，张星说，毛哥以前是大老板。段鹏说，毛哥在老家拥有一整条街的物业。

轮到毛哥介绍自己时，他讲到自己曾在罗湖拥有几家洗浴中心，生意最好时日入斗金，和好些香港明星都有过交情。他拿出手机给我翻他和古天乐还是什么香港明星的合影。他路子野，当过群演，干过包工头盖过楼，赚来的钱也和老田一样拿回去投资，当然了，老田远远不是一个级别。他想多要几个孩子，但国家计划生育，他就干脆让孩子出生在了香港。所以，本来女儿是在香港上学，上的据说是最好的学校。但现在深港封关，女儿也辍学了，所以才会考虑段鹏要办的教学机构。

毛哥似乎说自己最后是搞期货被骗，失败亏了大几千万，而搬进白石洲的。在白石洲他曾经还开了个药房，也能养家糊口。但白石洲要经历城市改造时，他的药房似乎就被拆掉了，毛哥不得已，从一个从前的既得利益者变成了维权者，也就是这时候遇见了这些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最后，毛哥的药房变成了一个艺术家的“展品”出现在某一次展览中。

那晚毛哥问张星，能否介绍一些工程项目，他能够带队来施工，看自己能否东山再起。张星倒是很直接，喝了一口拉菲说，现在不是以前那个年代了，都是大公司来接项目了，他会试试，但劝毛哥不要太抱希望。几个月后，毛哥的女儿也没有来段鹏的学校。段鹏的招生之旅就是这么坎坷，但他还是拥有那野人一样的乐观。后来，在我断腿后，他来我家看望我，说自己在附近书吧看了五条人前鼓手的电影后，五十岁的摇滚心灵被激发了，他正在学习吉他。

六月底，我打球把腿打断了，那天我刚刚和杨阡见完面，我们和吴文媛老师一起开了个会，是筹备2021年“蛇口无车日”的事情。我们想展现一个“后疫情时代”的城市与街道，却不知道“后疫情时代”根本就没有到来。杨阡把雨舟、来福和我都叫上加入这个筹划团队，期待十月份能够举办。

我想了2021年蛇口无车日的主题，叫做“保持距离，恢复亲密”。我说在我心里，“保持距离”后面应该打问号，“恢复亲密”后面打感叹号，但是其他人，当然也可以有其他的解读，如果有人觉得保持距离真的能恢复亲密，或者无需恢复亲密就这样被管着，那也无所谓。没想到我来德国后发现，原来德国的艺术家也在讲“1.5米安全距离”这件事，这种“例外状态”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想可能要到很多年以后，我们才会知道，才有机会去书写。2021年，我们以为的“后疫情”时代，到了2022年就又变了。病毒并未变得更加可怕，各种新词却陈出不穷，我们去年想恢复亲密，结果今年就要按下他妈的慢行键，你也不知道人和社会怎么就有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按键，你在这其中感叹腐败的权力语言是怎么在摧毁我们的认知和生活但就是他妈的无能为力。

我当时还跟杨阡感慨，无车日的时候，我已经在德国了，艺穗节我也参加不了了，我很想看到有自己一点点贡献的剧是怎么呈现的。还有A鬼他们，重D音乐队的十周年我也参加不了，真遗憾啊。但后来，无一例外的，无车日变成了线上，线上能举办什么无车日呢？我当时断着腿给相关部门写的那些申请成了废纸，戏剧上演遥遥无期，重D音乐队十周年也拖到了今年，不知能否顺利举行。

断腿后我还去过好几次附近书吧，我和A鬼熟起来也是那时候的事情。那时候我连拄拐上厕所也是很累的事情，既然做任何事情都变得累，那就都差不多，做什么只是提一股气的事情。恢复正常社交对我来说也因此变得很必要。七月份我看到深圳本地的五角星乐队主唱张峰，要去附近书吧做音乐分享会，就觉得非去不可。《人物》杂志曾经报道过五角星乐队和他们的“臭水沟音乐会”，他在网易云音乐上最火的一首歌，也是那时候创作的《工作八小时》。网易云上的青年们喜欢这首歌，但是据说当年富士康的工人们差点以为这首歌打他——因为加班才能挣更多钱。其实在歌里，主唱张峰也写得很清楚了，“我们其实是自愿的加班，因为我们的底薪太少了。”

老叶过来接我，她说有朋友给我抄了一首心经，漂亮的毛笔字，塑封也很整齐，我把宣纸贴到我腿上的石膏，竟然发现有些好看。张峰的歌是动人的，《工作八小时》、《沉默》、《我也想家》等等，直白的歌词讲述自己在这个城市飘摇不定的位置。有些太过私人的歌曲写得就比较一般。我问他一般是先写歌词还是先写旋律，他很直白，说自己写歌很偷懒，也谈不上专业，想到要表达的主题，几个和弦一走，将主题押韵，有时候半小时写出来一首歌。其实他的歌大多数旋律挺抓耳朵，很多都颇有点成为网红歌曲的潜质。张峰说算命先生告诉自己，当他写到一百首歌的时候，他会火起来。

他说自己大学学铁路工程，毕业后从大连来了深圳，在富士康当过“工业工程师”，类似于产线工人们的“监工”，是那种两头不讨好的角色，他和工友们一起组的五角星乐队，已经解散了四次，这是第五个，但已经持续了好几年了。上周他们还在深圳有名的HOU Live办了一场演出，这已算是不小的成就了。A鬼也在现场，他主要来拍照，他给我科普了一下乐队和Live House的分账，门票钱一半一半，后来现场来的观众和饮品还不算。重D音上次做的演出，整个团队一共分到了一千块钱。

张峰一直说，离开富士康之后，自己这几年都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他成家生孩子了，需要钱。这几年，他都在琴行教鼓，偶尔教教吉他，我不理解为什么这不是正经工作。但我后来理解一点，他更像是帮没空的父母带小孩，八成时间在照顾小孩，两成时间在教音乐。而音乐学院毕业的科班生，按他的说法，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来琴行教课。这些都是在音乐会后，我们在旁边的烧烤摊，边吃烧鸡边讲的。那时候我就想起赵小勇和其他很多人，大家都要操多少心，才能保留住自己的小小世界。

吃宵夜时，在社工组织工作的子津介绍了自己的硕士论文，研究的是职校学生。聊完后，A鬼接过话头，他就是子津研究的职校学生——只不过他当年无法继续读职校。我和A鬼加了微信挺久，第一次知道他16岁时，因为读不起职校的二年级，而跟着叔伯一起来了深圳。此后许多年，他在国内企业、台企、美企都干过，一线工人、给芭比娃娃喷油漆、开过湖南粉店。我因此想到自己的16岁比他幸运太多，所以在上一个好高中。而他来深圳第四天就进厂了。我们命运的不同不是因为其他的不同，而是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同。

我可以联想到这种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在我为高考整天做卷子的时候，他在横岗的工友书屋里学吉他和摄影，同事们上白班，他就在宿舍里乱弹吉他，因为这样不扰人，后来他和自己曾经的老师一起组建乐队一直到今天。他一头长发，带个金丝圆框眼镜，木那时候正式在筹备重D音十周年的活动。而他的粉店在疫情卖掉后，他开始做零时工，操作做纸箱的机器，叫做“啤机”，时薪40元。

在我断腿以前，老叶请我吃饭时说，自己觉得在深圳做“附近书吧”，有时候会觉得不如像北京或香港那样有“启发”，大概是说，深圳不像那些我们熟悉的城市一样，缺少某种意义上的“大师”，如果一直做下去，某天怕自己会有匮乏感。我不记得当时怎么回复的了，但A鬼说的启蒙他的工友书屋，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答案，或者是一个不错的提问，如果工友书屋还在，会怎么样？

只是当工友书屋太有影响力之后，先是房东不再租房给他们了，后来就彻底没法做下去，又是这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反复他妈发生着。我在附近度过了许多次夜晚。这里更像是一个在彼此身上看到共同挣扎、一起分享不那么“好”的音乐、一起过一晚上非常短暂的美好生活、每一个人的人生都让你大开眼界的地方，而不是有一个“大师”，有一个“先生”来答疑解惑和讲解古今中外，供你瞻仰和崇拜的地方。每次经历这种情景，都让我想起波拉尼奥写的那些故事，那种摇摇欲坠的在一堆破烂和邪恶中看到好灵魂的时刻。

九月份我很快离开深圳了，腿却没有完全好。最后的这个月我赶上了段鹏的教育机构开张，我一瘸一拐地去他那儿，那天来了很多导师。杨阡、马立安、A鬼也都在，学生一共四个人，导师数目大概是学生的四到五倍。完事后，我和A鬼一起去吃珍宝披萨，一个美团的外卖小哥过来取餐，因为说湖南话，和A鬼迅速相认了。外卖小哥一眼看出A鬼不是普通人，得知他做乐队，立刻叫来另一个给饿了么送餐的蓝衣小哥，说这哥们儿也玩吉他，两人可以切磋一下。

蓝衣小哥完全不理解A鬼的独立乐队是什么意思，一直在劝A鬼要离开弹唱，走向指弹吉他之路，发抖音，参加比赛，这样才能够被全国人民看到，才有出头之日。他给我看了自己的抖音，那是他每天晚上送完外卖，回到出租屋里练习指弹的视频，有十几个点赞，他的技术在我看来已经相当厉害。A鬼和他们都加了微信，但面对这位指弹小哥的指点，他只是说，主流并不是他们乐队的追求。到后来，这个小哥一再锲而不舍地劝说，他开始点一根烟，笑笑，没再继续解释自己在做什么。我能理解蓝衣小哥的劝说，那是一种抓住知己的错觉。

十月，在我离开深圳前几天，我最后去华侨城见了徐坦，他们在考虑离开深圳了。我仍然问了很多关于艺术的外行问题，我感激他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对艺术创作一窍不通的人，那么耐心地讲解自己的美学观念和艺术转向，还为我介绍了两个在柏林的艺术家朋友，以防我以后在外太过孤独。最后，徐坦聊起自己在两千年代初，拿到DAAD艺术家基金去柏林的那年。

在DAAD中心，他第一次遇见了我不记得名字的大艺术家，那是他们艺术家最鼎鼎大名的人物。徐坦说自己很傻，一见面没认出来，问他来自哪里。那位大艺术家反问，哈哈，我来自哪里？你居然问我来自哪里？徐坦对我说，他后来才明白，因为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星球就是他来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