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圓山上的謊言歷史劇場

圓山大飯店曾有不可一世的風光，現在仍以蔣家御廚及蔣宋美齡愛吃的紅豆鬆糕等特色招徠觀光客。然若細考圓山近百年來的地景變遷，就會發現有一層又一層的歷史謊言堆疊其上，足令讀史者長歎！

2002年，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曾在文化界人士的抗議聲中宣布：「在水利影響及文化景觀雙重考量下，中山橋將登錄為歷史建物，並在今年防汛期後遷建，易地重現其風華。」

到2014年，十多年過去了，馬英九先生由市長而總統都當到了第二任，當年拆下來的中山橋殘骸共四百五十三塊，仍然丟在河邊任由風吹日曬。所謂的「異地重建」，不過是一場被大多數人民遺忘的騙局。現在，連當年取代中山橋的中山二橋都已拆除重建，中山橋仍然只能以殘破的屍骨見證當權者說謊的嘴臉。

然而，這或許是圓山地區歷史上，最小的一個謊言。

中山橋前身為明治橋，由日本人十川嘉太郎於1901年設計興建，是一座鐵製桁架橋；1912年才改建為鋼筋混凝土結構。此橋橫跨基隆河，連接南岸的圓山與北岸的劍潭。圓山大飯店其實是在北邊的劍潭山上；已經被改為花博爭艷館的中山足球場及台北市立美術館，才是在河岸南邊的圓山地區。

當初興建明治橋，是為了在交通上配合原建於圓山大飯店現址的「台灣神社」。而台灣神社主要是為了祀奉在殖民地神格化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1847年4月1日－1895年11月5日）。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明治天皇的叔父，曾赴普魯士留學，並參與1894年的甲午戰爭，嗣升任中將，為日本帝國精銳部隊近衛師的團長。1895年，歳次乙未，清帝國於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時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與士紳邱逢甲等人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並請來黑旗將軍劉永福鎮守南台灣。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是日軍攻臺司令官。其時日軍自澳底登陸，不久後逼進台北城，唐大總統及一干幕僚見大事不妙，潛逃回清。彼時招募來台的「廣勇」，即廣東籍傭兵，見主將逃亡，薪酬無著，無心戀戰，反而在台北城內大肆劫掠。｢據聞｣今日台灣富豪辜家之先人辜顯榮，開城向日軍獻降，日軍遂兵不血刃的進了台北城。

但出了台北，日軍就陷入了苦戰。從北部的三峽（日本人為了苦戰得勝作了一首「三角湧進行曲」）、新竹（北埔客家大戶姜紹祖的抗日事蹟曾被拍成電影「一八九五」）到中南部的蕭壠（台南佳里）、台南、阿猴（屏東）等地都有許多激烈的戰事。

總之，十九世紀末日本帝國有七個師團，在甲午戰爭中出動了五個半師團；而在乙未戰爭中打缺乏現代化武器的台灣反抗軍，竟也出動了兩個半師團，這證明了日本佔領台灣的過程非常棘手。而身為日軍指揮官的天皇叔父能久親王，於1895年５月2９日登台（澳底），到了同年11月5日，日本天皇就發布了他的死訊。

根據日本官方說法，能久親王是在台南感染霍亂而死，後送回東京後，才對外公布，他也是第一個死在外國戰事中的日本皇族。

關於能久親王的死因，台灣各地有很多不同的傳說，有說是義士躲在樹上，倒掛金勾用鐮刀砍了能久親王的頭；也有說是躲在草堆裡，竹篙掛菜刀伸出去割了能久親王的脖子。台灣學者黃榮洛則考證能久親王是在新竹牛埔山之役遇伏中彈身亡。

不論如何，能久親王死在台灣，總是不太光榮。後來日本政府將之神格化，在全台各地廣建紀念碑及神社。其中最大的一座就是由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主導興建的台灣神社。能久親王的王妃島津富子，三、兩年就要來台灣哭墳一趟，總督府少不了要動員許多台灣仕紳同去悼念。這幕青衣行酒的虛偽與悲哀，就這麼鋪陳在圓山之上，一直到1944年，台灣神社才毀於一次墜機事件。

蔣介石率國民黨殘部流亡到台灣後，在台灣神社的舊址蓋了圓山大飯店。在下方山腳處則興建了一個充滿謊言的紀念物「太原五百完人塚」。

今時去看，該處有一座石碑，立碑者「孫立人將軍」的名字有被挖去又補過的痕跡；另牆上鑴刻奠基典禮的石板上，「吳國楨」的名字也有相同的情形。這就見證了國府來台初期，這一武一文兩大棟樑，一個被軟禁數十年，一個被流放美國老死異鄉的不堪過往。石碑上的除名與補名，豈不就是當權者玩弄歷史的斑斑史跡？

再究其實質，「太原五百完人」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個更大的謊言。

太原是中國山西省省會，人稱「山西王」的閻錫山，1883年生，年輕時曾赴日就讀陸軍士官學校，返國後加入袁世凱的「新軍」，當上了相當於團長的標統。辛亥革命時，他在山西發動新軍響應，以二十八歲之齡就當上了山西督都，一直當到中國共產黨「解放中國」為止，前後近四十年。期間不論是洪憲皇帝、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汪政府或日本政府，都動搖不了山西王在山西的地位。

二次大戰期間，蔣介石身為盟軍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任命閻錫山為第二戰區司令官。閻錫山游走於老蔣、日軍、共軍之間，善於折衝談判，乃能在所謂八年抗戰中保持實力，並維持其統治山西的地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彼時蔣介石的軍隊遠在大西南，無力動員接受日本投降所返還之廣大土地。反觀共軍一直在「敵後」活動，若日軍就地繳械投降，共產黨正可順利「受降」。

蔣介石為了怕中共坐大，乃密令日軍不得繳械，仍需暫時維持秩序，以待國軍之接收。換言之，就是要求日軍繼續拿著槍打共產黨。而此一要求獲得日本中國戰區司令官岡村寧次及內蒙陝北戰區司令官根本博的全力配合。而日本關東軍司令山田乙三則在蘇聯紅軍的壓力下繳械投降。這也是二戰後中國共產黨能順利占領東北地區，而國府尚能控治華北的重大原因之一。

事後，當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這些軍頭都在東京大審中被盟軍的戰犯法庭判處死刑時，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卻都能逃過戰犯的處罰。岡村寧次以日軍在華總司令之高位，被留在南京受審，中華民國的法院居然在老蔣的指示之下判決岡村寧次無罪，令舉國大譁。

是以這些日本軍頭對蔣介石的救命之恩，亦感念在心，終身不渝。國府撤退來台後，岡村寧次、根本博等人均曾暗中協助台灣防務，曾經是禁忌話題的日本軍事顧問團「白團」，於今也已不再是祕密。

閻錫山和蔣介石一樣都是留日學生，屬知日派及親日派。在日本投降之後，亦採取了和蔣介石相同的作法，積極拉攏日軍將領，勸說日本軍人就地退伍，加入閰軍行列擔任教官，甚至從事戰鬥工作。自日本投降時起至山西為共產黨占領之日止，這些名為國軍實為日軍之仮面部隊，總共在山西「服役」近四年。

國共戰爭中，國民黨軍節節敗退，自顧不暇；閻錫山並非黃埔嫡系，蔣介石更是任其自生自滅。最後在共軍的重重包圍下，山西太原乃成孤島。閻錫山當了近四十年的山西王，想與老家共存亡，還曾命製藥廠做了五百瓶氰化物放在桌上，找了一名美國記者來拍照，以示其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或許山西王一度曾有了斷餘生之念，然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時任總統的李宗仁電請閰錫山搭機至北平商議「和平談判」事宜時，他畢竟還是一去而不返了。

彼時留守太原的山西省主席梁敦厚，戰至最後一刻，自殺殉國，稱其完人應無所愧。然而老蔣所褒揚的「太原五百完人」，經現代中國學者的考證，只有四十六人是真的，其餘四百多個人名都是誤植、冒充、重覆計算、甚至造假的。

參照楊鴻儒先生所著《梅樹上的櫻花》一書所載，方知所謂「太原五百完人」，其中大部分是日本人。

日本軍人本來就有效死命之傳統。在日本戰敗，日本是否亡國尚未可知之時，閻錫山收留這些本來要以戰犯處理的日軍，給予優厚的待遇，讓他們繼續與共產黨作戰。直到閰軍大勢已去，這些日本軍人自知落入共軍之手必死無疑，四顧又無退路，當然也只有殺身以報德了！而這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是被強迫去死，歷史無情，對這些「被殉國者」，今日也無法一一細考了。

《李敖回憶錄》中有一段寫到：「....閻錫山的許多幹部紛紛自殺於此。閻錫山到台灣後，寫『先我而死』四個字追念他們，這四個字，倒寫得頗能傳情。國民黨把這些死難者當做『太原五百完人』來紀念，但他們是閻錫山的人，不是國民黨嫡系。國民黨嫡系精於逃難，死難非其所長，所以烈士缺貨，很沒面子。」李大師寫的固然不錯，但筆下所稱屬於「閻錫山的人」，其實大部分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國人。這不知是大師一時不查，還是曲筆避諱掉了？

「太原五百完人塚」，就建在昔日的「台灣神社」山腳下。山頂上原是日本天皇之叔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安魂之地，山底下卻是諸多無名日本軍人以仮面之姿存在的慰靈之所。這是歷史的巧合，亦或命運的嘲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