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是第一生产力

李文亮先生的头七，上外网依然很卡顿。

在李文亮先生去世当天，我觉得应该写点什么，写了一点又觉得不好。互联网时代，我们在事件后引发的情感总是廉价的，无论是由此引发对防疫信息不透明的不满，乃至进一步的诉求权利，看上去凝聚成了很强大的情感诉求，但很快会烟消云散。

一周过后，李文亮果然渐渐成了一个符号，有关他本人以及引发的话题都已经沉淀。就算央视元宵晚会中，节目里出现的疫情殉职人员黑白照片里出现了某山东网警，也没有李文亮。他只能通过钟南山之口，被“非官方”确认为英雄。

当然，李文亮的死对我造成不了巨大的情感触动。医生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是遥远的，我甚至不喜欢经常看医生——也许以后就是因此而死。我认识三个读了医科的有同学，而他们读医科并不因为有志于此，而是因为那年医科院校可以让他们补录，这是他们唯一进一本院校的机会了。这三个人之中有一个女生据说会晕血，而另一个女生每次抽血都会休克，但她们还是义无反顾选择了医科。我还认识另一个有志从医的朋友，但他的高考成绩又不足以入读好的医科院校，使他放弃理想，进入了建筑行业。

那时我对这种现象十分鄙夷，如苏格拉底所说“未经审视的人生都是不值得过的。“不过多年后我倒是发现他们的人生看上去都比我过得充实。这三个同学最终只剩两位女生继续在医科深造，那天我与其中一位在医院里重逢，她比以前瘦了很多。“工作很忙，不用故意减肥也瘦了，哈哈。”

“你们这行挣钱多，不愁吃不胖。”

“可实习期间没有钱呀！”

我们在一番轻描淡写的对话后便告别了，她即将成为一个医生，我仍在找工作，但我们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没想到，之后的事情让医生这个职业陡然沉重起来：杀医案，以及肺炎。

你们还记得杀医案吗？就发生在肺炎疫情被曝光之前。“治不好我妈，我跟你没完。”说句不好听，即使他妈那时候治好了他妈，恐怕也活不过肺炎疫情带来的医疗资源紧缺时期。社会呼吁大家保护医生，尊重医生，而很快有八个医生试图自救，却被捂住了嘴。

我无法体会医生这个职业要冒多少风险，不只是无法履行使病人痊愈的义务，而暴露于病患家属不义的匕首下；还是遭遇不愿透露真实病情的病人以及不愿透露真实疫情的上级，使自己暴露在未知的病毒之中。在这种条件下的中国医生必然比发达国家医生更加伟大，甚至不亚于援非医生。这种伟大不会写在疫情后的调查报告中，不会出现在优秀人物评选仪式中。

某种意义上，这和无视一切客观危险出门挣钱，甚至那些007上班删帖的审查员，是同一种精神。和官方热爱赞颂的大无畏牺牲精神，似乎也是同一个东西。

“You slave to money then you die.”——Richard Ashcroft

当然我这样说有点犯了相对主义毛病，就价值取向上，我们当然要歌颂前者而鄙视后者。但也许是这么一种精神，使我在李文亮的死后，在人们高呼“言论自由”的浪潮中，仍感到无力。

我见过和李文亮类似的保证书。在那以后，当时的校领导找到我，口中重复教诲：“饭可以乱吃，话不可以乱说。”我那时候想，饭乱吃能吃死人，话乱说……理论上不会。但此话不假，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饭高于一切。

这就是无力的地方，有太多太多人像李文亮一样被训诫过，但唯有李文亮一死，才换来了短时间的声援。毕竟在吃饭之上能被大家所在乎的，也就剩下死亡了。我的经历亦是如此，当你因为言论被训诫时，多数人脑中的看法是：“此人真是多管闲事。”

受制于任何东西，我无法做更多了，除了记忆。

过年时我给那位从医的同学发了一条信息，只为祝她健康。可能因为如此祝她的人太多，过了几天也没有回复。于是我打开她的朋友圈确认情况，见她发了一条对红十字会表示不满的动态，但一天后再看，又删除了。

我没有追问她的情况，以免显得像个舔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