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双重标准时，我们在讨论什么？
最近，因为《纽约时报》官方推特连续推送了关于中国和意大利封城的两条推送，“双重标准”一词从一片民粹语料库（内容诸如“精神资本家”“跪久了站不起来”“屁股决定脑袋”等）中脱颖而出，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头牌。于是，《财新》刊发了一篇解释欧洲防疫政策的文章，被网友攻击为双标；人们在武汉疫情之初的伤痛和悲愤情绪，为什么现在不倾泻在同样面临挑战的其他国家之上了？——那也是双标。凡此种种，归根结底是这些短平快的语言迎合了网络时代交流碎片化的趋向，将一类典型的问题浓缩在寥寥数语之中，能够让人使用时轻松舒畅。可惜的是，我们不得不担心，这种为了碎片化交流而被锻造出来的武器，会不会最后反过来又扭曲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真实认知呢？
“双重标准”这一说法，似乎暗示着，“从一而终”是比“首鼠两端”要好的。主流舆论中还有一种常见说法，即“政治制度是没有优劣之分的，每个国家都有适合他们的制度”。将此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暗示：我们有一种标准，外界也有很多标准，这些标准本是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标准，而西方却在标准上变幻不断。因此，尽管标准时没有优劣之分的，我们在这一点上以诚实战胜了西方的虚伪。用通俗的话来说，我们可能是“真小人”，但西方却是“伪君子”。
上述说法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虽然我们的起始点是认为“标准没有优劣之分的”，但是我们却能最终得到“中国优于西方”的结论。就像那个苏联笑话所说的
党代会。斯大林发言：“今天我们有两个问题要讨论。第一，我们需要枪毙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第二，我们需要把列宁墓涂成亮绿色。”观众席中传来了一个怯怯的声音：“为什么涂成亮绿色？”“很好，我就知道大家对问题一没有不同意见。”
这种“双重标准”的提法，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它的结论上，而忽视了它的前提：标准真的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吗？
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回过头来看“双重标准”实际应用的场景。其实在我看来，《纽约时报》是一家还算“立场坚定”的媒体。在疫情初期，它就反对美国中断对华航空，此后，它又反对武汉的封城举措。换言之，人家有一套人家的标准，只不过和你不一样。只要两种标准不是完全契合，那么必然会出现二者有分歧的地方。在这种地方守着一套标准喊别人是“双标”，是没有太大意义的。更何况，我们守着的还是一套非常粗糙的标准——在那张被疯转的图片中，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对武汉的报道是武汉封城已经执行一段时间后，对其负面结果的总结性报道；而对意大利的报道则是对其封城举措刚刚开始时这一决策的报道。如果要真的指出《纽约时报》“双重标准”，那也应该是举出《纽约时报》在武汉封城之初的报道和现在这篇意大利的报道进行比较；或者是等意大利疫情缓和之后拿《纽约时报》对意大利封城的总结性报道和现在这篇武汉的报道进行比较。
为什么对于这些常识，有关部门不愿意花点功夫在纽约时报的推特上再回溯一段时间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这两条推送已经足够构成“双重标准”指控的证据了。都提到了封城，对中国的是负面报道，对西方国家的是正面报道——好了，足够了，构成双标了。那么，此时对应的“单标”，显然就是“无论对什么国家，只要有类似的决策，那么他们受到的评价应该类似”。这种含混的说法，恰恰是基于“不同国家的标准没有优劣之分”这一前提假设。正是因为没有优劣之分，所以不同国家的封城政策，哪怕内容上有差别，也只是“国情所需”，大体上仍然是一致的。因此，评价不一致就属于双重标准。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双重标准”是要有一个对立面的“单一标准”的。不同国家的标准可能不同，但是“标准没有优劣之分”这一准则就如同神祇一样，凌驾于这些参差百态的标准之上。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最根本的问题：标准是没有优劣之分的吗？
这无疑是一个宽泛的问题。但至少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们可以坚定地回答：并不是。我们仍然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启蒙运动的遗产在大部分时候仍然生效：精细的标准优于粗劣的标准；理性与情感有机结合的标准优于只讲情感的标准（或者，借用民粹语料库的话，就是“脑子和屁股共同决定的标准，优于单纯只靠屁股决定的标准”），对于现实有明确指导意义、有助于实现渐进式的社会工程改革的标准，优于把一切视为混沌一团的精美而又纤弱的玩意，害怕改动一点（例如，“促进言论自由”）就会全盘垮台的标准。因此，“标准没有优劣之分”并不是凌驾于其他标准之上的神祇，而只是一种平凡的想法。
既然我们完成了这种想法从神到人的降格，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所谓的“双重标准”的指控，转化为对双方标准的比较。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国有个富人，有一天下雨那个富人家的墙被毁坏。他儿子说：“如果不赶紧修筑它，一定会有盗贼进来。”隔壁的老人也这么说。这天晚上果然丢失了大量财物。他家人很赞赏儿子聪明，却怀疑偷盗是隔壁那个老人干的。在这个故事中，作为“公正的旁观者”，我们可以对那个富人说：你双标！但是富人可以反驳：“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对我的亲人是信任的，对我不熟悉的人保持警惕，这是人之常情”。这个时候，原先“富人是否双标”的问题，就转化成了“富人的标准（近亲远疏）和旁观者的标准（一视同仁）哪一个更好”的问题。
有的人可能会说：“这种标准之间的比较太难了”。我赞同这一点。但是，如上所言，在一定范围内，标准是有优劣之分的。而即使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得不到准确的优劣评比结果，相关的讨论也可以促进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世界。如果反过来以此为借口而回避这种比较，沉溺于“双标”的呼喊，那么无疑是对真相的逃避和懦弱。
而比这更加懦弱和可笑的，是这场“双标”的指控中，被告席上站满了人，原告却如始终见不到真实面目。当它指控《纽约时报》等外媒双标的时候，它化身为经典的外交发言人，强调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单独一个媒体不能理解各种真实细致的情况，所以如果《纽约时报》基于之前的一系列争议性内容而认定中国就不是民主自由国家，在报道中对中国具有倾向性，那么就陷入了一种自以为能洞察万物的狂妄。但当它指控国内媒体和舆论双标的时候，它又摆出一副世界主义的架势，认为虽然有语言和文化的隔阂，但我们有普世性的情怀和准确理解世界的能力，能够用同样的感情和解析能力去理解本质上相同的各个国家的情况，所以单独只讨论自己最熟悉的中国的情况，属于恶意的挑动不满。尽管姿态千变万化，但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这一系列复杂外表之下那道简单的选择题：“亲中还是反中？”《纽约时报》虽然是无良媒体，但是它今天发了一篇赞扬中国的评论，那我们姑且（可怜它从而）网开一面。我们把一系列复杂的话术凝练成“双重标准”的武器。但我们用各类话术反复包裹的，依然只是那个简单的非黑即白的内核。
这带来一种最基本的风险：指责别人“双重标准”多了，就真的以为自己是有一套标准的，这套标准可能是“凡是令我自尊心受损的都是坏的，让我感到心里舒适的都是好的”，但无碍，再简单的标准和别人的标准也没有优劣之分，“我爱国无罪”。当我从我的这种标准的透镜中，看到世界其他地方“惨不忍睹”的双标景象的时候，我当然有底气去指责他们，用他们的虚伪来衬托出我的忠诚。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记得当我刚开始学做饭，去超市面对着整整一墙琳琅满目的调味品时，我惊讶不已——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丰富多彩的，我们应该追求丰富的生活体验，而不是只做“甜党”，指着红烧排骨说：你双标了，又甜又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