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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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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故事不多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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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起当年那些与我同窗的机敏的乡村少年,恢复高考40年了,他们的机会是多了,还是更少了?

写于2017-06-07 的一篇短文,当时发在新京报上。

1977年时,我在甘肃一所乡村小学读三年级,秋天后,学校低矮的围墙外一棵大树下,村里一个姓杨的男青年每天都在那里高声念书。大人们都说,他要考大学。

又过一段时间,我们在上学路上,遇见他自行车上驮着行李,说要去县城考试。脚踏踩得飞快。

那是冬天,他穿着厚厚的棉衣。

后来,我记得有老师说,高考有一道物理题:“请问,一斤棉花与一斤铁哪个重?”老师很鄙视地说,居然很多考生回答说一斤铁比一斤棉花重。

那间教室里,挂着毛泽东和华国锋的画像,四面透风,二三十个乡村少年坐在高矮不齐的课桌后,听老师讲高考,宛如一段遥远的传说。

其实我也觉得一斤铁比棉花重,我不太理解老师的鄙视,心里惶恐。

只有三四个老师的乡村小学,一个老师教完算术再教语文。老师把“玻璃”读成bō le,特别强调说,这是普通话。

我从小体弱,跑不快,跳不高,而且老师都说我头脑反应慢,数学还会不及格,在同班的二三十人中,成绩平平,在很多机灵聪敏的同学面前,充满了自卑。

小学毕业,我跟在县城一中教书的父亲进了城。

1985年参加高考时,我才知道我当年那些小学同学,读到高中的寥寥无几,最后侥幸通过高考独木桥的,居然只有我一个人。

今年读正午的《我是范雨素》,我常常想起当年那些与我同窗的机敏的乡村少年,恢复高考40年了,他们的机会是多了,还是更少了?

1985年,已经是恢复高考的第8个年头,高考已经渐趋规范,试题已然标准化,在校生已成高考绝对主力,社会青年参考人数越来越少,高考录取率也在提高。但是,60年代末是中国人口出生的小高峰,高考竞争仍然惨烈。

那些年的高考,还有“预选”。每年5月,想参加当年高考的考生,必须先报名参加预选考试。未达到预考分数线的考生将“无缘”高考,提前“出局”。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高考的考场,只有通过“预选”的,才有报名资格。

被预选挡在“高考”的大门之外,那是怎样的一种悲苦与绝望。

有一位父亲,听见女儿预选失败的消息,在校长办公室门口声泪俱下,长跪不起,希望给自己的女儿给一个参加高考的机会。

也曾听说有些没有通过预选的同学,要在县城里闲待两个月,等到其他人高考结束,才敢回到乡下的家里。

官方的报告说,“预选”解决了考生多、工作量过大、考场过于分散的问题。并说,“这是一个方向性的改革”。

也就是说为着工作人员工作不要太辛苦,使大批的高中生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参加高考,就被剥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今年春节时,和父亲聊天,说起高考,我发现我好半天完全想不起我曾经还有过一段参加高考“预选”经历。后来,慢慢想起,那次预选,我算一匹“黑马”,我记得历史老师高兴地说,按这个成绩,高考你报人大,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我也想不起,那一班同学中没有通过预选的,他们后来有什么样的经历。

别人的悲苦,其实很难感同身受。

  “复读”,那时在校园里被蔑称为“老补”。

那时,我老家县城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补习学校,补习生都被插到应届班中。我读的县城一中,算省重点,补习生趋之若鹜。我所在的那个文科班,到高三时换到学校最大的教室里,站在讲台上看下去,黑压压一片。

有一位女生,是我大姐的高中同学,补习6年之后,1985年参加高考时,变成了我的同班同学。

我也不记得她那年是否考上大学,愿她6年煎熬后苦尽甘来。

但也有“老补”创造校园的奇迹。

我记得我们读初三时,隔壁班来了一个高个儿的男生。他是高三毕业,高考失利后,立志从初三开始回炉的。

1985年,他考上了清华大学。现在已身居高位,媒体上不时看到他带队考察某重点工程的消息。

1995年,我离开媒体到某高校任教,上课时看到一个相貌颇为成熟的男生,总坐教室最后一排。后来,我发现,这位大三的本科生,居然和我同岁。

后来有次学生聚会时,他喝得微醺时给我敬酒,伏在耳边说:“你是85年参加高考吧?其实我也是。”

说完,他端杯离开,我一直没有机会问,他在1985年的高考之后,有过怎样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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