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ainful Case

To my friend L

在《都柏林人》中，我很喜欢《痛苦的事件》（A Painful Case）这篇故事。主人公杜菲先生是个独来独往、愤世嫉俗又偏执的人。他过着严守规则、单调固定的生活：家中物品极简、毫无装饰，书籍自下而上按体积摆放，用第三人称主语和过去时谓语想象自己（仿佛描述死者），在固定餐厅吃固定食物，不与任何人交往，只在圣诞节看望亲戚、参加他们的葬礼，偶尔听歌剧或音乐会。杜菲先生执着于按部就班的生活，憎恨任何展露身心混乱的事物。

然而，拒绝激情、意外、惊喜、失望，也是抗拒生命自身。杜菲先生仿佛一只躲在壳里的寄居蟹，用近乎可笑的顽固掩盖自己的恐惧和脆弱。从后文他与西尼考太太的对话，可看出他曾经参与工人会议，大谈理论，却在理论要接入现实行动时撤离。毕竟，行动需要与人互动和协调，并非杜菲先生的专长，也非他所喜。对于西尼考太太让他发表观点的建议，他既得意于在她眼中自己的高深，又装作不屑他人的不解和批判，实为不愿听到质疑和批评的声音。

在他谨慎又紧绷的生活中，常去的餐馆和歌剧院是他少有感到安全、可以放松的场所。正是在给他安全感的歌剧厅中，他得以允许西尼考太太的接近，甚至主动与她亲近、交往。危险正在靠近，而杜菲先生浑然不察——西尼考太太的双眼，“开始像是蔑视，但随着瞳孔渐渐隐入虹膜，又显得有些混乱，在瞬间表现出情感极为敏感的气质。”那正是他想要远离的事物特征。

杜菲先生，如同许多《都柏林人》中的其他角色，渴望逃离都柏林凝滞的生活。他远离都柏林居住，排斥自己的市民身份，而西尼考太太则满足了他对逃离的幻想：她有一位船长丈夫（令人亦想到《伊芙琳》中要带着伊芙琳私奔的水手恋人），住在都柏林郊外的小别墅，同样远离市区。对他而言，“她的情谊像是在异国他乡的一片热土。”

他们的交谈从杜菲先生大谈理论，转向生活细节。然而，西尼考太太对这段情谊的理解，显然和杜菲先生并不同步。当她将杜菲先生的手激动地贴在自己脸上，向他诉说自己的情感时，杜菲先生大为震惊，很快与西尼考太太断绝关系，再次缩回自己的壳中。不管他们之间是不同步的男女之情，还是被错读的友情——故事里有一些模糊的细节，令人猜测杜菲先生也许是同性恋——西尼考太太对待这段情感的热情和积极，都超过了杜菲先生能够接受改变的速度。他只愿短暂沉浸于逃离，却不能付出行动真的改变自己的生活。

他们分别后的四年，杜菲先生回归旧日的节奏，只是不再去音乐会，直到他从报纸上读到西尼考太太的死讯。乔伊斯引入报纸的文体，得以巧妙地告诉读者西尼考太太过去四年的人生。与杜菲先生分别后的西尼考太太，因为孤寂和心碎，开始酗酒，常常在夜晚穿过铁路。报纸里对于她的死亡叙述简洁、冷淡，涵盖了目击者、案件受理人员和西尼考太太家人的声音；这些声音都传达出一种态度，即他们对她的死不负有责任。

乔伊斯写杜菲先生的情绪变化极有层次。他先是对这则新闻虚伪、陈旧的描述感到恶心，接着又因为西尼考太太的行为感到愤怒和羞辱，认为她“不仅贬低她自己，而且也贬低了他”。她屈从于堕落软弱的生活，哪里配得上是他的精神伴侣？这种狂怒和谴责，来源于杜菲先生无法消化西尼考太太的死讯，也不能接受旁人对她的虚伪冷漠，只能通过谴责她和旁人来转移自己内心的冲击。

随着天色渐暗，杜菲先生来到酒馆，思及往事，才慢慢意识到西尼考太太的死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这时他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已经不复存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回忆（he realized that she was dead, that she had ceased to exist, that she had become a memory）。”这三个短句体现出逐渐加深的理解层次：“她已经死了”—这是事实；“她已经不复存在”—他理解她已永远消失于人世；“她已成为回忆”—他们之间只有过往，再无来日。他想象她曾经经历的孤独，意识到自己也将从此孤独，并且当他死后，那个可以记住他的人已经不在了。他们原本是彼此的镜子，映照彼此活过的痕迹，而随着她的离去，他的镜子消失了。

故事里写死亡对生者的影响，没有痛哭流涕的场景，只有逐渐压下来的沉钝的痛苦。黑暗中，杜菲先生看到公园墙下阴影里私会野合的人，又一次意识到他失去了也许是生命中唯一真正爱过他的人。文末，杜菲先生倾听周围的声音，让人不禁想起《都柏林人》里第一个短篇故事《姊妹们》的结尾。两者的不同在于，《姊妹们》中，伊莉莎回忆神父的往事，停下来侧耳细听，死者虽逝，但灵魂仿佛仍在屋内徘徊；然而在《痛苦的事件》中，杜菲先生两次凝神听周围的声音，只意识到西尼考太太的缺席，以及自己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