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伊斯兰的欧洲化

法里德·哈菲兹/文

王立秋/译

原题为《波斯尼亚的“自由主义伊斯兰”的案例》译自Farid Hafez, “The Bosnian Case of ‘LiberalIslam’”, Maydan，https://www.themaydan.com/2019/01/bosnian-case-liberal-islam/。

在《想教化一种自由主义的欧洲伊斯兰吗？看看波斯尼亚》[1]，利亚达·阿西莫维奇·阿卡育认为，“一种宽容的欧洲伊斯兰已经”在像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那样的国家“存在数个世纪之久了”。她参考2013年的皮尤研究报告[2]来支持她的主张，该报告表明，与他们在像巴基斯坦和埃及那样的国家的某些教胞相反，波斯尼亚多数穆斯林反对对通奸者处以石刑、反对处死叛教者。阿卡育本人也是波斯尼亚人，她解释说，这是“得力于进步的教义学家和知识分子”；而且，根据阿西莫维奇·阿卡育的说法，皮尤的数据“证明了伊斯兰与现代欧洲之间的兼容性”。

尽管阿西莫维奇·阿卡育提供了深入更广阔的欧洲穆斯林风景中的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少数的历史的重要洞见，并提醒我们注意从波斯尼亚到黑塞哥维那穆斯林知识分子的丰富历史，但这篇文章，也倾向于把一个在像奥斯曼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共产主义政权那样的政治大鳄之间被撕裂的少数的复杂历史理想化。显然，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也没有脱离最近兴起的全球伊斯兰话语。比如说，在哈布斯堡王朝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不久，最早的泛伊斯兰期刊之一，Al-urwah al-wuthqa上就发生了一场辩论。该期刊是著名的，主要在埃及活动，同时也是波斯尼亚的特拉夫尼克城的伊玛目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办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遭遇，在波斯尼亚穆斯林那里引出了各种不同的，从抵抗到服从的立场。最重要的是，始于1882年建立的“波黑伊斯兰共同体”及其后的其他组织的穆斯林有组织地为自治而斗争的运动的历史，是全世界穆斯林都可以学习的，追求自决的主要的例子。

的确，当前欧洲围绕伊斯兰的政治倾向，比如说法国总统马克龙采取的那种（该文作者也简要地提到了这点），代表了某种与这个经验截然不同的东西。马克龙（他的策略与当前奥地利右翼政府关于伊斯兰的政策相似）想要的，是一种由政权来定义的伊斯兰。一些欧洲政府引入像“欧洲伊斯兰”或“有欧洲特色的伊斯兰”那样的不同的概念，为的不是服务于穆斯林社群，也不是要强调欧洲有一种基于作为基本人权的宗教自由的，对穆斯林的政策。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些尝试都是内政部引进的这个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伊斯兰被视为、本身就被定义为一个非-欧洲的和/或反欧洲的宗教，因此必须被教化。这个倾向的最早的踪迹，可见于本雅明·冯·卡雷(Benjámin von Kállay, 1839-1903)的条约草案和内部讨论，他同时也是奥匈帝国的财政部长，和波黑总督。他治理穆斯林的策略，同时受到了基督教福音主义、和从俄国和北非的欧洲人那里继承而来的殖民实践的影响。对他来说，使波黑现代化，就是让波斯尼亚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冯·卡雷和其他人来说，欧洲性和现代化变成了使穆斯林去伊斯兰化的委婉说法，这和我们在我们时代关于伊斯兰和穆斯林的话语中看到的大体是一样的，在这里，伊斯兰也被他者化了，并被呈现为反-现代性和落后的象征。

不过，阿西莫维奇·阿卡育还是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点，在这里，我要对它做进一步的展开。她认为，一种制度化形式的伊斯兰，可以是高度成功的，因为，在政治领域，统一的结构（类似于教会）意味着，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博弈者。我们可能不是很同意伊斯兰的“集中化”这个概念，考虑到伊斯兰的认识论指向的与其说是“普世性”不如说是“复世性(pluriversality)”——这意味着，伊斯兰风的世界(the Islamicate)的特征，是伊斯兰的各种不同的理解。换言之，伊斯兰的复数性永远决定了它要反对统一（单一诠释）的号召。

尽管阿卡育认为，在波斯尼亚之外的其他语境中，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情况很可能是不可复制的。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全世界的穆斯林（从穆斯林多数国家，到穆斯林是少数的国家）可以从波斯尼亚学习的地方。“波斯尼亚对伊斯兰宗教事务的组织，就它独立于政权而言，是独特的”，这点甚至还是最值得全世界穆斯林仿效的一面。原因很多：

首先，自决（这也是波斯尼亚穆斯林很早将就学会的东西了，考虑到他们很早就被切断了在组织上与奥斯曼帝国的联系）是成功的组织的一个关键。尽管有这样的神话——即，奥匈帝国在吞并波黑后对它的新穆斯林人口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但实际上，穆斯林是在自决和自治的基础上争取他们的权利的。一战前著名的1912年伊斯兰法案（这个法案在法律上承认伊斯兰是一个宗教）就是波斯尼亚穆斯林为争取与同地区其他人民的同等权利的不断努力带来的一个长期的结果。今天，在穆斯林多数和少数的语境中，伊斯兰经常被集中化的制度腐化。穆斯林人民可以走的路，是在独立于政体的权力机制的情况下，组织他们自己的事务，而不要依赖权力。出自于这种独立的多样的表达，会允许他们在今天的世界上变得更加灵活多变。

其次，当前，欧洲国家正在努力通过在根本上划定可接受的穆斯林行为、和不可接受的穆斯林行为之间的界线，来定义“欧洲伊斯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些努力，很难说是符合这些政府经常号称要坚持的，作为欧洲核心价值的宗教自由的。因此，欧洲并不需要更多穆斯林来不加批判地拥抱伊斯兰欧洲化的口号——无论他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援引了塔里克·拉马丹或巴萨姆·提比和他们不同的欧洲性概念。欧洲需要的，毋宁说是一个可以批判地参与，并提醒欧洲注意它自己号称要坚持的，却没有充分赋予穆斯林的那些价值的，穆斯林的代表团。考虑到他们面临的众多限制——从头巾禁令，到不许给男孩做割礼或禁止合乎教法的屠宰，这还只是其中一些——欧洲的穆斯林应该为彰显宗教自由而斗争。

第三，穆斯林可以在欧洲兑现它的世俗主义承诺上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欧洲国家，基督教会依然享有特权的地位，并以不同的方式与政权关联，如此，穆斯林觉得被忽视，完全是正当的。向一个像美国那样的世俗体制——在那里，政权与教会的分离更加严格，但宗教在社会和公众那里依然有地位——而努力，可能是一条出路。

它可以保护穆斯林不受政权反复的折腾：政权在试图定义穆斯林的宗教的同时，事实上却限制了许多充分实践宗教的自由。

[1]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9/01/bosnia-offers-model-liberal-european-islam/579529/

[2] http://www.pewforum.org/2013/04/30/the-worlds-muslims-religion-politics-society-beliefs-about-shar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