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中国央视新闻联播对民众主体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 新闻联播 话语分析 民众形象 权力技术 意识形态

一、 引言

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对新闻的联合播报，也就是对一段又一段叙事的联合呈现。而且这每一期的联合呈现都是经过了精心筛选、编排的皮格马利翁式性产物，也就是说，连其排序安排本身都是充满了政治意涵的。但在此处，新闻本身的叙事结构和叙事内容相比其相互的连接方式，或许更具意义。

然而，邵梓捷等作者在《政治传播视角下<新闻联播>的宣传模式分析》一文中转引了艾红红的话，指出：“自从互联网盛行以来，国外学者的研究兴趣点就很少关注我国的传统的官方新闻媒体了。为数很少的研究，也主要是集中在 1980 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官方电视新闻的变化的角度。诸如 2006 年 6 月《新闻联播》更换主持人，曾一度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但国外对这一栏目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意识形态解读的角度，通过观察其哪怕是细枝末节的改动，来揣度中国政局或经济运行环境的相应变化，其中难免误读和曲解指出(艾红红2008: 5) 。”[1]然而，国内论文的声音则更加沉寂，“尤其是自从互联网媒体的兴起，《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体’因为其始终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形式和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甚至成为一种语言、文体方面的讽刺和恶搞。难得少数的研究性论文，也多围绕诸如重大事件直播、每年的‘两会’报道，或者是通过从定量到定性的分析，得出《新闻联播》在栏目内容及编排等方面的一些特点结论。”[2]

但是上文所采用政治文本分析则是将新闻联播的文稿内容筛选出，通过机器编码得出出现频度最高的几个词汇作为由政治意义的词汇，然后从传播学角度考察这些词汇的要旨、信息和宣传内容，将内容意义和主旨相近的大致为一个维度的词汇分为一类，以说明新闻联播担任的传播功能，即“是梳理中央权威、强调政府执行力，在政策议题上优先关注经济发展。”[3]其后，则对新闻联播的叙事模式和用语进行了风格分析，“来考察《新闻联播》的话语应用、宣传主体、地域关注等维度。”[4]总而言之，该文章把目光放在新闻联播本身整理好的文稿上，运用数据分析频度来揣摩其要旨和风格，试图以传播学的视角来为其发挥的功能进行归类。

然而，对整理成文的文稿的侧重就使得作为新闻联播主体的图像和有声话语完全派不上用武之地。

Ian Weber的Reconfiguring Chinese Propaganda and Control Modal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television system（2002）显然并非邵一文中指出的钻研意识形态解读的典型，但这是因为这篇古早的文章把关注点放在电视工业而非新闻联播上，并通过分析国家的结构地位而非文本来得出其论证。

此外，关于对中国电视节目中的叙事所做的研究，Xu Hua所写的Morality Discourse in the Marketplace: narratives in the Chinese television news magazine Oriental Horizon (2000)提供了独到的论述。虽然它的主题既非即时新闻，更非新闻联播，但对“东方时空”这一官方媒体节目的叙事与话语的分析使得这一文章颇显视角独特。但作者的视角并非话语文本下的人物和情势，而是“how Chinese journalists position themselve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audience in a changing social environment.”[5]当然，作者也指出了这些话语编排的某种政治用意:“[R]eporters manage… to provide the audience with a mechanism of accountability in an age of disillusion and ideological crisis in China. By presenting issues as local cases and defining them as moral choices, the programs avoid a critical interrogation of the overall social structure.”[6]因为作者使用的方法是将叙事二分为“故事”与“话语”，而从两个层面分析“东方时空”的叙事模式。在文中，作者根据记者扮演的三种不同的角色——国家政策倡议者、受害者的代言人以及社会评论员，分别概括性地总结了“东方时空”的叙事文本展开的一些顺序和步骤、视觉效果，同时为了展示其内容的特征，作者以具体的几期节目为其实证性例证进行展开。作者也提到了节目制作中的技巧: “The sense of “realness” of the shows is enhanced by some unconventional production techniques, such as frequent use of long shots or a live sound track.”[7]但作者最后的结论也无脱国家刻意将新闻和电视中的“真实”叙事当作一种传播工具来使用的“话语”层次分析，而国家在电视宣传上的这样一种叙事转向，在Alex Chan的From Propaganda to Hegemony: Jiaodian Fangtan and China’s Media Policy (2002)一文中，则被称作媒体政策从宣传向领导权的转向。毫无例外，上述的文章都旨在发掘出中国的国家机器和官方媒体机器显而易见的政策性目的性意向，即国家想要让媒体的叙事展览达成怎样一种效果，如何通过一种可变的、有结构顺序的文本让民众接受它想要让民众接受的内容。但是，如果我们抛开国家的媒体政策及其工具性的宣教目的，而从图像、有声话语、文稿中发掘其引以为既有的知识而先验地接受了的知识前提和话语前提，我们无疑会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如果神话中能够发现一种意义，这种意义并不能归属于涉及神话构成的独立成分，而只能归结到这些成分的组合方式上。”[8]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并非来自于文本中的独立的元素，而是来自于在这些文本中反复出现的超越性组合方式，而这种超越性组合方式则作用自一种斯特劳斯称之为“神话思维”的心智，也就是说“不是人怎样通过神话而思维，而是神话怎样不知不觉地在人的心灵中运演。”[9]即，斯特劳斯注重的意义在人们不知不觉引以为其讲述、话语和语言的前提的东西之中。

人们对叙事的内容的分析很简单地沉浸在叙事本身有意识使之凸显的那些意向上，即新闻联播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扮演了一个政治说教和灌输信息的角色，或许这也的确是新闻媒体通过其话语和意向的凸显而欲达到的效果，但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仅有这些表达意向的项是完完全全不足够的，意识形态既需要有意识的表象也需要无意识的工作，由此才能发挥其非历史的结构功能，一部叙事不可能仅仅由一个发言人构成，而大量的非表达性的、没有进行言说或者说仅仅作了辅助性言说的点缀者，恰恰构成了意识形态机器运作的隐秘点，也正是从这里，新闻文本不自觉地展示了权力在无意识中以不证自明的先验真理想象出的人的形象，以及人将怎样可能在无意识中接受这种对其自身形象的想象。故而，本文通过筛选出2017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有关群众形象的某些片段，在此基础上对文本中无意识建构出来的形象进行分析，并通过分析得出权力某方面的无意识特征。

二、 图像文本

经过筛选、搜集和对新闻图像的文本分析，在2017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约有55次节目不仅仅出场了群众，而且其中的群众形象给人带来了一定的解读空间。

2017年央视新闻联播对群众身份的第一次演绎无疑发生在2017年的第一天——元旦上，标题则为“你好2017！各地群众欢度元旦”。所谓的各地，当然不是随意抽选出来的地点，而是对海之南、山之北，辽阔疆土各具代表性的地域的辐射，也就是说，是权力对领土的筛查，但是筛查却并不能离开领土上的人口单独地发生，毫无疑问，领土离不开人口，人口也离不开领土，但不论对幸福的追求、对团结的追求、对工作的追求、对国家共同体的追求，都不依赖于领土的特殊性，呈现出天南海北的同一性，不论他们在荧幕上呈现了什么面孔，工作与幸福都是他们口中关键的语词，但仔细考量一下，实际上有意义的只有幸福一个语词，因为工作正是用以达成幸福的。而新闻联播播报下——权力眼中的民众是毫无二致追求幸福的，这一点作为权力的认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彰显无遗。

而这样一个工作-幸福的认识逻辑反反复复出现在有关扶贫、脱贫的新闻叙事中，与之相伴的是一个突然降临的奇迹，这个奇迹可以是某个素质卓越的干部，可以是某部门下达的某一政策，可以是金融机构的务实政策，也可以是简单的电视节目培训。诡谲之处在于，这些扶贫、脱困的记叙都围绕着边缘地带、乡村、西部地区展开，似乎困难的人口只在边缘和乡村出现，又或者能被奇迹所改变的只有乡村和边缘。

这个工作-幸福的逻辑具体是如此展开的：无法工作、无法得到工作、不能工作的人因为得到工作而获得了财富，财富的改善作用于身体造成了福利的改进，然后造成了幸福，而得到工作的这个过程则宛如奇迹。

新闻联播似乎认为劳动是一种线性的、持续不断的、人和资料合为一体或者说人被资料所拖拽着无法抽身的活动，比如在1月15日的“兰考仪封乡：换出基层一线活力”中，领导对木然的土味的上了年纪的农户谈话，其肢体动作有着鲜然的差距，农户杵着农具，好像被农具所依附，而领导则不用任何依靠，但支撑他的站立和笔直的，是其口中的话语。而2月8日的“甘肃：生态移民治穷 绿色产业致富” 则描绘了农业耕作时，劳动者与土地融为一体的景象，不能直起身子，一直蹲伏在田埂中，一直弯着腰，只有在农产品成为了商品时，农民出售它们时，才能够直起身子来，劳动者的形象与交换者的形象，在同一个人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垂直反差。甚者，“【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蹲点看脱贫】中央媒体驻村调研 聚焦精准扶贫”（5.18）呈现的局面是：劳动，片刻不停的劳动，不论天南海北、何时何地都片刻没有停歇的劳动，在屏幕的中心总是有人在挥动农具。而“【砥砺奋进的五年·扶贫蹲点日记】石堰村：产业促增收 脱贫路上幸福多”（5.19）更是在叙事中将生活侧的主体（满意的人）转移为了生产侧的主体（生产示范户）。

在对劳动摆出自己的先验印象之后，各色围绕工作-幸福的逻辑展开的叙事也就得以陈说。“海南：创新模式助力精准扶贫”（1.5）还没有提示幸福的出场，但已经暗示了悬置的幸福需要通过劳作来得以实现。贫困户起初被动员起来收看致富节目、茫然无措、面无表情，但在致富节目的奇迹作用下开始逐渐点头、起色、集体绽开笑容，随之而来的就是劳作。这里通过致富节目先期地把他们尚未到来的幸福通过电视形象和他人的成功来到他们贫穷的现在，通过预先告诉他们幸福，使得他们能够为了这个即将到来的幸福付出自己的劳动。

对工作-幸福这一逻辑做了最深刻的阐述的，应该是2月19日的“【村庄里的中国】河沿村的巧媳妇”，因为它把原来无法进入劳动过程的人口带入了劳动过程中，以此给他们带来了非凡的幸福和主体形象的转换：携儿带口，丈夫一去不复还也照样生活（家务）的女人以及曝背谈天，似乎无所事事的女人都先后成为了在工厂里劳作的女工，随后就成了对自己的赚钱能力感到自豪的女人，乃至因为其有创新点子，而自己变成了老板（显而易见，只有有点子的女人才可以成富或者说成富的都是有点子的女人，形象的提示作用发生了倒转）也就是说曾经是女工的人现在雇佣女工为她做事，而她甚至雇佣了老年劳动力，使余热的人口也被安排进劳作之网和幸福之网。镜头随机展现国家工程实施之后，各个人身体上发生的福利，比如使之忘却家庭的琐事，沉迷于劳动机器秩序，沉迷于一种工厂政体，而对另一个辖域的彻底异世界化。整个新闻叙事的情节发展围绕着对金钱的叙事的普遍追求，而因为对金钱的追求，各自原先悲惨或者“空闲”的主体凭借国家工程的奇迹而将自己代入劳动，从而获得了身体的繁荣，加之，女人还召唤回了男人，但这魔力的召唤，凭借的却是能赚取金钱的言说。

在城市中不存在困难，但是存在着问题，比如铁路设施的享用问题、垃圾分类的问题、基层扫黄打非的问题，这类新闻或者从被人动员、自觉执行，或者从设施给人造成的效用展开，在其镜头的展现下，人们是一进入这一动员或政策领域，就会自觉学习、自觉执行的主动性主体，尤其在2017年11月29日题为“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厕所革命’”的新闻中，上厕所的人洗手被频繁地给以特写，公共厕所为了人们保持卫生而进行了舒适性改造，对卫生间进行清洗的镜头和卫生间清洁工反复出现，在此主体的自觉性已经超越了单个政策的临时性需要，而是对医学、健康真理的贯彻，而这一新闻无疑实践了某种福柯意义上的真理与权力相辅相成的人口学技术。与之相似的则是“浙江杭州：礼让斑马线 让文明成习惯”（2017.3.29），礼让行人近乎成为了公民典范，但除此之外的隐含点则又一次被镜头呈现——行人对司机进行礼赞、行人井然地通过马路，也就是说，新闻在传播杭州文明风尚之余，还预设了一对“相敬如宾”的主体——行人与车主，两者都是遵守秩序的、礼让他人的、为他人主动举赞的，其结果则导向了文明出行。总而言之，城市中问题的解决同乡村困难的解决类似，都给民众的身体带来了效用和福利，对他们造成了便利。

但新闻不仅仅从正面的解决提示了被规训主体的样子和身体能获得的福利，还提示了一种本身就是问题的负面的形象。当然，其出场次数并不多，一则是5月9日的“山东淄博：铁腕治污抓环保”，另一者则是29日的“上海：依法拆违 破解城市顽疾”。在上海的拆违中，首先出现的是城区的中心城市以及密集、衣着靓丽的都市人，然而违章并不可能发生在城市里，而在破弊不堪的贫房中；然而下一步，就是衣着光鲜的律师来到违章的贫房中，同房主理论，律师与房主的衣着对比，加上律师与区块的气氛的格格不入衬托了房主脸上阴晴不定的表情，但就算是表示拒绝的房主也没有表达对法律的拒斥，而是从其他方面诸如少数人不拆的不公性支吾着寻找理由，毫无疑问，主体没有理由抗拒法律，但是却会在将自己塑造成违章者的时候寻求伦理性的理由；可是法则很快就会战胜伦理，镜头留下了眼睁睁地看着房屋被拆的人，然后又回到了似乎风牛马不相及的数里开外的东方明珠和和谐蓝天。在权力的预设下，不存在会违抗法则的主体，有的只是支吾着寻找其他理由来避开法则的法则的必然对象，故而新闻预设了违法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实际上并不会违法，在搬现群众面对法则的苍白时，主体成为了只会钻道德空子却不会真正违抗权力的意志的弱小的人。而在山东的“铁腕”执法者闯进幽暗的低劣的落后厂房时，主体贪图身体享乐和违法排放的不服从遭到了瞬间的贬低，接下来就是镜头下被无马赛克活生生刑拘的主体，但这同时也造成了想象的反转——究竟是违法者会被警察带走，还是被警察带走的是违法者？进一步延申，权力性的镜头在此处造成的效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身体的享乐而违法者一定会被惩治，而且是被惩治的人一定是因为享乐而犯罪者。在叙事的最后，象征公益的先进卫生的厂房拔地而起，伴随着白鹭群飞，群众的集体文明与身体健康再次得到了保卫。

三、 工作与幸福

“我73岁了，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 这句话来自于新闻 “四川：补民生短板 惠藏区百姓”（4.30）。现在住上了这样的房子，暗指主体因为福利的改变而感到开心，主体的目标停留在福利上。

本文的第二部分发现了新闻视角下民众形象的某些特点：渴望金钱、追求幸福、努力工作、注重公共卫生、礼让他人、不敢真正地对抗法则……同时，还塑造了某种形象的绑定，即有困难的都是边缘着、警察带走的都是犯罪者、能够致富的都是有点子的人、劳动者就是要一刻不停不间断地有效率地与资料合为一体的人……然而，在这些形象中起了中心作用的，却是一心追求金钱、一心想改善自己生活的主体，不分民族、时刻、地域而呈现出一致性的主体。而这样的主体或许也就是福柯眼中被最后一种治理性管辖的主体：“从作为利益算计的经济人定义开始，其涉及到思考中一种维系于主体的假设理性上的治理性。”[10]

这一点也反映了拉康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辞说，获得财富等同于获得享乐，不断地追求财富也就不断地追求享乐，“剩余价值在这里成为了动因，因为资本主义辞说是由享乐主导的”。[11]在这样一种视角下，人的形象首先被肯定为孜孜不倦的逐利者， 被还原为追求自身福利的经济人，也就是说，在权力者的视角下，民众的首要身份是经济主体的身份，是不懈地向福利移动的人的身份，对民众的形象想象首先是他们追求福利之梦的形象，而非其他层面的形象特征。群众首先被接纳为欲望者、梦想者，而非战斗者、献身者。阿尔都塞认为，“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12]资本主义的辞说毫无疑问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的辞说面前，具体然而又空泛无界定的人被唤起成为经济人的主体。

而与欲望和梦想相伴而来的则是不得不进行的克服性活动——工作。新闻甚至把此前被排除在商品生产之外的主体——女人、老人、残弱进入工作生产的过程大肆渲染了一番，实际上，这才完整地构成了资本主义辞说的另一环——工作和劳动，而将先前不能劳动的人现在作为劳动的主体进行想象，实际上就是在权力上赋予了商品生产过程和资本主义过程拓展新的边疆，将此前从未进入其视域的非主体现在作为劳动主体确立并吸纳进来。参考马克弟关于生命政治的概念，这一资本主义的辞说的另一环实际上就是为劳动力确立主体性，把游离在资本过程和商品过程的劳动力吸纳入资本过程，使劳动力本能的欲望生产和创造服务于剩余价值获取的享乐与形式吸纳的过程。因而，新闻媒体将追求幸福与经济的民众作为劳动的主体来想象的过程，也就是生命政治运作的过程。

至于新闻联播对公共政策造成人们运用设施、正常出行、安全健康方面的便利，对人们福利增加的提示，以及前述把人们塑造为追求福利、追求身体性享乐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都为福柯的生命权力和治理术概念所提示。一方面，有以人们身体的共同幸福为目标的权力的存在，其作用于之上的身体的主人——主体也必然是追求自身幸福的；另一方面，权力对公共生活的施加在新闻中必然地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效用和幸福增加这一现象的察觉，新闻恰当地促成了两者的无缝互动——致力于身体福利的权力，和察觉到自己身体获得福利，并且认识到自己追求的目标就是福利的主体，再一次，具体主体被意识形态所唤起，而这提示了主体其实内心深知自身的来源、作为意识形态的治理的内核是什么——“人口似乎超越所有其他东西，成为治理的最终目的。和主权不同，治理的目标不再是治理行为本身，而是人口的福利，其状况的改进，财富的增加，生命的延长，健康水平的提高，等等。”[13]显而易见，治理术只能作用于已经深切了解了治理术内涵的主体上，而新闻媒体的作用正是通过塑造被这一意识形态所唤起的人来构建起这一意识形态，只有首先把群众作为追求幸福的主体来想象，制造、创造幸福的技术才能达成其意识形态的作用。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已经超越了传统观念的框架，即被简单地视为对社会存在的‘虚假’的或‘颠倒’的意识（即他所谓的幻觉），而成为‘社会存在’本身。” “意识形态幻觉 ‘并不出现在知的那个方面，它已经出现在现实之中，出现在人们正在做的事情和人们的行为之中。他们所不知道的是，他们的社会现实本身，他们的行为是由幻觉和商品拜物教的倒置所引导的。他们所忽略和误认的，并非现实，而是幻觉在构建他们的现实，他们真实的社会行为’。”[14]可以认为，新闻联播将先验的群众形象作为权力的对象加以唤起，但却既不知道其镜头中的群众是不是虚假或颠倒的意识产品，也不知道是幻觉的意识形态赋予了他们对群众形象进行想象的前提。不论是把主体想象为工作的主体还是追求幸福的主体，这些被权力和新闻视作坚固的不可辩驳的知识基础的社会存在，就其根基而言也不过是无法察觉的幻像，而远非真实的群众和真实的主体。

[参考文献]

1.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法]弗雷德里克·格霍著，何乏笔等译：《福柯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3.      [美]马克弟著，朱新伟译：《绝对欲望，绝对奇异：日本帝国主义的生生死死，1895-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

4.      [法]福柯著，赵晓力译，李猛校：《治理术》——https://www.douban.com/note/351264116/

5.      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6.      方露茜：《专访拉康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站在资本主义的反面》（2016.8.25），《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8830

7.      邵梓捷，张小劲，孟天广: 《政治传播视角下<新闻联播>的宣传模式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30卷，第30-42页。

8.      张秀琴：《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4卷，第3期，第1-5页。

9.      Ian Weber: “Reconfiguring Chinese Propaganda and Control Modalities: a case study of Shanghai’s television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2), Vol. 11, No. 30, p53–75.

10.    Xu Hua: “Morality Discourse in the Marketplace: narratives in the Chinese television news magazine Oriental Horizon”,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4, 2000, pp637–647.

11.    Alex Chan: “From Propaganda to Hegemony: Jiaodian Fangtan and China’s Media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02), Vol. 11, No. 30, p35–51.

[1] 邵梓捷，张小劲，孟天广: 《政治传播视角下<新闻联播>的宣传模式分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30卷，第32-33页。

[2] 同上，第33页。

[3] 同上，第37页。

[4] 同上，第39页。

[5] Xu Hua: “Morality Discourse in the Marketplace: narratives in the Chinese television news magazine Oriental Horizon”, Journalism Studies, Volume 1, Number 4, 2000, pp637 :

“中国记者如何在变化中的社会环境下，为其处于国家与观众之间的身份找到其自己的定位。”

[6] Ibid：

“记者……试图在这一中国出现理想幻灭与意识形态危机的时代，为观众提供一种衡量社会责任的机制。通过将社会问题展现为地方性案例，并将它们定义为道德抉择，该节目回避了对总体的社会结构进行批判性审问的做法。”

[7] Ibid, pp. 645:

“通过运用一些非传统的生产技巧，节目的真实感得以增强，这些技巧包括频繁使用长镜头，以及采用实时音轨。”

[8] [法]列维·斯特劳斯：《神话的结构研究》，叶舒宪编选：《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9] [法]列维·斯特劳斯：《<生食与熟食>序曲（节选）》，同上，第68页。

[10] [法]弗雷德里克·格霍著，何乏笔等译：《福柯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108页。

[11] 方露茜：《专访拉康嫡系弟子霍夫曼：精神分析站在资本主义的反面》（2016.8.25），《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18830

[12] [法]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4页。

[13] [法]福柯著，赵晓力译，李猛校：《治理术》——https://www.douban.com/note/351264116/

[14] 张秀琴：《作为幻象的意识形态：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5月，第34卷，第3期，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