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販賣兒童都能成為“necessary evil”，那麼計生呢？

昨天讀到@淡淡晴空 的一篇文章《<項塔蘭>｜比虛構小說更精彩的半自傳體小說（上）》，裡面提到那本書的作者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印度的販賣兒童。

根據@淡淡晴空 的轉述，當時林巴巴在印度看到的事實真相是，那些被販賣的兒童，是發生水災後，因父母難以養活他們，而懇求人販子把他們帶走的。

用那本書的原話說：

那些男孩和女孩。他們是幸運兒。每一個小孩經過這裏的人口巿場轉賣到他地，就代表另有至少一百名小孩，受著難以言說的饑餓而死亡。

這段話讓我想起中華田園人權鬥士楊支柱和鉛筆社有關“販賣兒童是積德”，以及他們“從自由主義、經濟學”兩個角度論證“儿童买卖应合法化”的宏論。

看起來，不管是在兲朝還是其他地方，都有人認為，在特定的環境下，販賣兒童是可以接受的，是一種“必要之惡”，necessary evil，即“為了實現好的結果而必須發生的惡事“，或者說是”「兩害相權取其輕」中較輕的一方”。

然而，即使從印度現在的人權狀況推測，書中那些被販賣的孩子能夠享受到的“幸運”，多半也僅限於免於餓死的權利吧。特別是女孩子，免於餓死的代價，很可能就是要遭到性侵，甚至被賣入性產業。

根據台灣《自由時報》2019年的一篇報道《一路向南》人口販運悲歌：印度版的現代奴隸》，“強迫勞動構成印度人口販運最主要的問題，其中以童工與女性遭受性販賣兩項最為嚴重。”

這是2019年的情況，而《項塔蘭》作者進入印度的時間是在1980年，當時的印度必定比今天更貧窮也更落後。那些落入人販子手中的女孩遭到性剝削的可能性祗大不小。

而中國正是在1980年前後開始在全國施行計劃生育。

現在的很多反對計生的人，尤其是那些出生於1990年代之後的年輕人，往往並不了解當時中國推行計生政策的社會和經濟背景，依照如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的經濟條件，揣想當年，認為計生政策完全是不合理的錯誤政策。

實情是，1980年前後的中國，剛剛結束毛臘肉近30年的獨裁不久。僅僅幾年前，整個社會仍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比印度的狀況好不到哪裡去。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1980年印度的GDP為1863億美元，中國衹有1911億美元，僅比印度多了不到50億。而當時中國的人口為9.812億，印度則為6.99億，算下來人均GDP還不如印度高。

當時的中國也同樣天災人禍頻仍，5年前的1975年，就發生了著名的板橋水庫潰壩事件，造成20多萬人的直接和間接死亡。

我還記得，在1980年代，經常有一些來自平原地區的人到我老家要飯。有一年，一個要飯的來我家乞討，我媽問他老家是哪裡，他說是成都的雙流縣，遭了水災，沒飯喫，祗好出來要飯。我媽還給了他一小筒米。

那個雙流縣，就是如今的成都雙流機場所在地，原本是天府之國最富庶的地方之一。

我的老家，當時也是人口販賣的重災區。1990年代我上大學期間，碰到來自西北和山東的同學，問起我老家所在地區之後，都不約而同地對我露出不由自主的鄙夷表情，因為我們那邊有很多女性在毛時代逃荒到西北，又有很多在1980年代前後被拐賣到北方的山東河南以及南方的江西福建等省份。我那些同學都以為我們那裡一定是窮山惡水。

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下，那些做父母的，該像印度人那樣，“自由生育”下一大堆孩子養不活，任憑孩子被餓死或者被人販子販賣去遭受性剝削呢？還是像中國這樣，實行計生，通過強制墮胎或強制絕育節育減少子女數量，從而更好地保障兒童的生活質量？

究竟哪一種做法更好地保障了兒童的人權？

或者，換一種說法，當貧窮不可避免時，販賣兒童當現代奴隸和性工作者，跟強制墮胎強制節育絕育，哪一種才是你更能接受的“必要之惡”？

也許，這兩個國家在實行不同人口政策幾十年後的一些數據，更能說明問題。

根據BBC發表於2014年的一篇文章《全球奴隸人口 印度中國名列前茅》，在共匪放寬計生政策之前的2014年，印度“共有奴隸人口1429萬”，而中國的這個數字是324萬，雖然在全球名列第二，卻不到印度的四分之一。（註：根據BBC的說法，“調研中奴隸的定義是指現代社會中被強迫作奴工、童工，因無力還債而被迫為奴、被販賣人口，被脅迫賣淫或脅迫進入奴役婚姻關係的人口等等。”）

文章沒有分析造成這個差距的具體原因。但計劃生育使得中國家庭規模變小，因此父母更加珍視子女，必定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印度以及以前的兲朝這樣的窮國，陷入“越窮越生、越生越窮”陷阱中的父母們，因為享受了過度的“生育自由權”，而給婦女兒童帶來的苦難，其實遠比兲朝計生時代的強制墮胎帶給婦女兒童的苦難要嚴重得多，可怕得多。

僅僅降生在這個糟糕的世界，並不是什麼人權；有尊嚴地活著，才是真正的人權。然而，很多支持“生育自由權”的反節育派，並不在乎那些被“自由生育”下來的孩子，能否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他們在乎的人權，其實祗是成年人隨心所欲、濫生濫育的“人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