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動還是主動：沈從文的思想改造再探析（三）
四、沉默中進步
在之後的日子裏，沈從文更是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進步。1952年沈從文參加了四川的土改工作，並想邀請金嶽霖前往參觀；1953年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8年在文藝界的反右鬥爭勝利招待會上，周揚提議沈從文擔任北京市作協主席，但被婉拒了；1961年前往革命聖地井岡山參觀學習……
在整個學習改造和自我改造的過程中，沈從文儘管大多數時候沉默著，但他一方面在堅持自己基本原則和立場的同時，也在新社會中找到了自己思想同主流意識形態的契合點。這裏我借用錢理群先生在《“遺忘”背後的歷史觀與倫理觀》一文和《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一書中的觀點，對沈從文找到的契合點加以闡述和分析。
（一）新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那一代同民族一同飽經歷史滄桑的知識份子的一個基本立場，甚至是作出思考的一個基本出發點與歸屬。而沈從文前半生的愛國主義體現在其企圖超越黨派的思想，因為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都與他理想中的政治國家理念相悖，他既主張自由、民主、反對獨裁專制，又強調容忍、穩健、理性、反對一切暴力戰爭。於是他帶著傳統士大夫那種“不偏不黨”的獨立不倚的精神品質，進入了新時代。儘管和新政權最初是有所抵牾的，但或是通過組織上的思想改造，或是迫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壓力，或是渴望回歸社會群體，最終沈從文還是接受了共產黨領導的思想基礎。
沈從文同一時代的知識份子大多出生並成長於國家危難之際，他們很重要的兩個情結便是強國夢和對帝國主義侵略的警惕。問題是如何才能實現強國夢呢？有人主張專家治國，有人寄希望於資產階級民主，沈從文則曾幻想文學救國，但無一例外都在近代中國失敗了。而在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後，從沈從文這一時期的日記和書信中可以看到很多新詞匯：組織、動員、計畫、領導。這實際上就暗示了中國在嘗試走一條新的“強國”路：面對被資本主義世界封鎖的小農經濟為主的落後農業國現狀，想要迅速實現現代化，就得靠人多的優勢，將其組織起來，實現人力、智力資源的最大限度的動員，發揮人民群體的智慧和力量，使國家實現有組織、有計畫的發展。
那實現這一強國目標的組織領導者，只能是有著統一意識形態、嚴密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也就是沈從文三十年代所說的“信仰單純，行為一致”。這種自上而下，推廣國家主義，動員人民群眾廣泛參與到強國建設中的模式，是為沈從文所接受的。正如他在《我的學習》中重現思考了“政治”與“統治”二詞，沈從文開始認同由共產黨領導的這個有組織、有計畫的國家。對於一個有著鮮明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份子代表，這種思想轉化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在那個舊中國裏，沈從文對於官僚政治是深惡痛絕的，並且主動疏離之。但在共產黨所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中，沈從文發現了一種新政治。這是用集中的權力為國家、為人民服務，並不求一己私利。他甚至感覺到了組織化群體的巨大力量，之前那麼孤立的人也渴求將個體生命融入到集體中。在土改期間給張兆和的信中寫到，“我們在都市中生活方式，實在有愧，實在罪過！要學習靠近人民，抽象的話說來無用，能具體的少吃少花些，相應政府節約號召，把國家給我們的退還一半，實有必要。……和這些幹部比起來，我實無資格用國家這個錢！”他甚至開始認為“使多數存在合理而幸福”可以犧牲自己個人的。如果說渴望融入集體是一個人對類的生命皈依感，那甘願犧牲個人則說明沈從文從內心是接受“集體主義”為主要特徵之一的愛國主義的主流意識形態了。
另外，從未加入任何政治派別的沈從文在1959年甚至萌生了加入共產黨的念頭。1959年蘇聯社會主義國家成功發射“月球1號”探測器頗讓沈從文激動不已，他在給大哥的信裏說：“我覺得真是只有請求入黨，來紀念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理想全面的擁護和成功深深信心。”除此之外，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也寫到，“要入黨，才對黨有益。我就那麼打量過，體力能恢復，寫得出幾本對國家有益的作品，到時會成為一個黨員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沈從文是希望通過入黨來完成自己徹底的“新生”的，他將這個舉動看得十分神聖、虔誠和光榮。並且在此時的沈從文看來，加入共產黨也正是其內心愛國主義的外顯。儘管後來可能因為其獨立思想、自由精神的性格，並沒有加入共產黨，但這也證明了沈從文在思想上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轉變，且大多來自於主觀的“自我改造”。
基於以上的認識，沈從文認同了黨的領導的觀念，不脫離政治、不脫離群眾、犧牲個人的集體主義觀等，在一篇學習總結中，他將其成為“新愛國主義”。
（二）新人民觀
沈從文向來都是以“鄉下人”自稱，由於出身和成長環境的緣故，他和底層老百姓（船夫、農民、兵士等）是有著精神上的聯繫的。在建國後，為了適應新社會，他來到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改造，可是對於課上講的馬列主義聽不懂也不感興趣，而沒有什麼娛樂活動的沈從文像上文提及的，有空就會去廚房和炊事員聊天。而從炊事員的身上，他便發現了一種新的人民。
在沈從文看來，這是一種樸素的新覺醒，底層人民也有著強烈的主人公意識：新社會了，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當總理是為人民，煮飯也是為人民；新的倫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人人而無我；新的作風：“樸素而忠誠”、“在沉默裏工作，把時代推進”。這種人民觀深深吸引著沈從文，並與他的內心深處產生和鳴。他重新體會到了人世間人與人之間尚未泯滅的最純真的情感，也正是這些信念在之後最困難的文革時期支撐其渡過。
後來沈從文開始學習馬列主義的歷史唯物觀，認同並接受了勞動人民是歷史、文學、歷史的創造者這一說法，使他自己的樸素的“鄉下人”觀念上升到了理論高度。而毛澤東的“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思想也為沈從文所接納了。於是他就能比較自然地接受毛澤東、共產黨所強調的“知識份子改造”的觀念，並且也去真誠地懺悔。甚至在開明書店燒了他的書之後，儘管傷心、悲憤，可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還是沉默接受了，並說，“這種銷毀是極有意義的，對個人工作言，就是一種極好的教育。和‘人民’脫離，對‘人民’無益，結果就是這樣。……國家重要，個人實渺小不足道，個人工作成毀更不足注意！應時時刻刻想到國家，想到黨。”後來即使在文革中被迫害，沈從文也表示，“想想五六億人民都是常年貼身土地，為生產而勞作，我只有慚愧，別無可說。”這種人民觀已經深入沈從文內心了，變成了他自為的一種思想，並作為精神撫慰。
由於沈從文自己出身“鄉下”，而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宣稱的就是“讓老百姓翻身”的革命，這便和沈從文的觀念緊密契合了。在沈從文看來，毛澤東思想是“人類向前向上進步理想，在中國和萬萬覺醒農民單純樸素人生觀的結合，也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土地上生長的式樣”，毛澤東和共產黨“都是代表萬萬勞苦人民共同的願望、共同的聲音”。在回歸到底層老百姓對未來的渴望上，新政權的主流意識形態就順理成章地為沈從文所接受了。
（三）新唯物論
除了作為“鄉下人”的身份，沈從文一生還有一個情結就是他高小畢業，沒上過大學。儘管如此，愛才的胡適曾直接讓他到上海中國公學擔任講師，並在抗戰期間擔任西南聯大的中文系教授。但1949年後北京大學中文系並沒有繼續接納他，這讓沈從文還是有點憤憤不平的。他沒有和當時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有著留洋的經歷，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作家，並且不拘於體制和理論，而熱衷於以自己的方式進行文學實踐。
在這一點上，沈從文和他的湖南老鄉毛澤東是相通的——興許這種老鄉情結也是沈從文最終能接受毛澤東的思想的重要原因（錢理群語）——他非常推崇毛澤東的反本本主義和實踐中出真理。因為毛澤東本人沒有像黨內王明等人的深厚的原著理論水準，而更多地是從中國當時的實際出發。而沈從文讀馬列毛著作，最能讀進去的就是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
在後來沈從文從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之後，他也強調要將文獻同文物結合起來，而不是從書本到書本（例如他認為自己的學生，紅極一時的明史專家吳晗僅僅是從文獻到文獻），這應該是受毛澤東實踐觀的啟示，沈從文自己稱之為“唯物的‘常識’”和“實事求是的研究工作方法”，錢理群稱其為沈從文的“新唯物論”。
通過以上對沈從文“新愛國主義”、“新人民觀”和“新唯物論”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對於共產黨、新中國、新政權的認同不可避免有著政治壓力的緣故，但回顧那段歷史，有哪個人、那件事不是為政治所迫呢？哪怕有些念頭和願望可能是一時和瞬間的，但這也證明了沈從文在思想上自覺的轉變。所以客觀地講，沈從文的“進步”大多還是發自內心的，並且是真誠。
五、寒蟬抱葉欲無聲：在被動與主動之間
1950年後，沈從文轉入了歷史博物館，在他生命餘下的三十多年裏，留給世人的便是午門城下那消瘦的背影。這個善良、虔誠、淳樸的“鄉下人”，毅然決然放棄了自己喜愛了半輩子的文學創造工作，投身到了文物史的研究中。他深信自己的生命對新中國有用，不僅是心甘情願，而且是滿腔熱血懷揣犧牲個人融入大我的態度為之服務。但命運總喜歡和他開玩笑，儘管他已虔誠無比，可無奈還是會被邊緣化，而用他自己的話就是，“我完全如一個在戲院外的觀眾，只遙遙的聽著戲院裏的喝彩聲音”，“想把一點剩餘的生命用到國家最需要上去，也總像配不上去。”
對於建國初期的那場知識份子改造運動，拋開其是非對錯不談，我們當下更應該做的是加以總結並反思。而不是讓宏大的歷史敘事不斷地簇擁著我們向前，讓一個帶著清新氣味的歷史事件在短時間內就變味了、變淡了，被遺忘了。
以沈從文為例，他自小就見過了太多生死離別，後來還自己有過自殺這種極端的生命體驗，然而其生命之火沒有熄滅，也沒熊熊燃燒，只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於沉默中發出微光。於是在轟轟烈烈的革命勝利的浪潮中，他不自覺地認為自己長期置身於革命之外，對新中國的建立毫無貢獻而產生了內疚感和原罪感。之後在共產黨有意識的引導和改造之下，面臨著外部與內部（家庭）的雙重壓力，沈從文於被動與主動之間漸漸否定原初的自己，接受了思想改造。但在思想改造的大潮中，有的知識份子從內心深處徹底死掉了，有的知識份子終成“惡龍”了，有的知識份子彎下腰低下頭再也起不來了。而沈從文在獲得所謂新生，改造自我的同時，也延續了先前那個沈從文的合理內核——精神之獨立與自由之追求。
德羅伊森說，“種子是找不到的，只有它結的果實中，才能見到原初源頭的再現。如果這棵樹不再結果實，那麼也就是它生命力的終結。”儘管我們無法真正回到那個時代的文史現場，但透過文字，我想應該能隱隱約約看到那個倔強、執著的靈魂從未走遠，他在沉默中，走向單獨與孤寂。“老馬識途空有志，寒蟬抱葉欲無聲”，沈從文雖欲鳴無聲，但他從未消退一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對自由價值和精神獨立的追求。
最後，他默默地停留在窗外的四季中，停留在過去的風景裏，給世人留下了濕濕的想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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