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土库曼斯坦女士聊天

 我去参加最近刚开始的一个读书会活动，读的书是一本青少年科幻冒险小说，剧情很简单，大家基本上在就着主题闲聊。我在这种场合只要稍不留神就会犯讲个人经历的病，应该是内向型人社交时矫枉过正的症状之一，于是不小心聊到了小时候跟朋友们去钻未开发山洞摔伤了胳膊的事，效果当然是一片的“哇噢”。

       大概是因为这个故事效果不错，接下来聊到小说中主人公为何要从即将崩溃的幸存者家园逃往未知的希望之地——或绝望之地的时候，我更上头了，聊起了在中国时候的工作怎么变成敏感词，当时的老大写了多少份检查，直到没有机会再写检查，我又如何决定离开那个令我失业的国家。我知道在场者中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所以说完也不怎么后怕。

       这个故事就没得到多少“哇噢”了，我感觉自己像战场或火场退役的老兵，在需要讲笑话的时候只能讲出一些让人很难作出恰当反应的陈年旧事。好在我已经过了需要在心里默念“只要我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阶段，很确定这种程度的失态只需今晚睡前再反刍几分钟就能翻篇，不至于让我辗转反侧到后半夜才能睡着。

       意外的是，读书会结束后一位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士叫住了我，问我是否有时间聊聊天。读书会结束时间比预期早15分钟，所以我当然有时间。我们在一个角落坐下，开始闲聊。

       她来自土库曼斯坦，问我是否知道这个国家，因为这里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说我知道，虽然并不是非常了解。我脑海中出现的是日本漫画《少女新娘物语》，那里头除了过分美化的19世纪下半叶中亚地区生活方式场景以外，就只有“俄罗斯人要打过来了”这种不适合异文化陌生人初次聊天时提起的背景信息。于是我只剩下了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你们是不是跟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共享一种文化？

      她说，是的。那里发生了很可怕的事，就像你遇到的一样。

      我说，不不，那里发生的事要可怕得多，可怕得多得多。

      我的眼泪就在说出这句话最后两个字的工夫流得满脸都是。哪怕是在文艺片中看到这种场景，我都会觉得演员是不是用力过猛，然而这事就这样发生了。

      我一边道歉，一边去包里找我很清楚不在那里的纸巾。她也努力想帮我，可惜她也没带。幸好她看上去并不比我情绪波动更大，而我冷静得像任何一个没当着陌生人的面突然泪流满面的人一样。

       我一边停下泪水一边问她，也许你们那里还好？我是指政府，没有像我们这样的独裁者。

       她的眼神黯淡了：不是的，我们也有一个。他让他的儿子当了总统，之后还要让他的孙子当。我们现在和北朝鲜一样了。

       我们两个都沉默了几秒钟。我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出现了这么多独裁者。我成长的时候，世界本来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而现在另一场冷战就要出现了。

       她点头，告诉我她家的故事。她丈夫在这里读第三个硕士学位，因为只有读书能让他们得到在此地生活的签证。他们离开土库曼斯坦以后已经辗转了15个国家，读书或工作，为了合法居留想尽办法。新冠大流行期间他们曾因为签证到期必须返回土库曼斯坦，但他们的祖国拒绝向他们打开国门，于是他们继续滞留在外，换国家，换签证。他们的孩子们就在这种颠沛流离中成长。

       我们的对话继续下去，大多数问题在说出口之前对方已经了解。我不需要向她解释的东西太多了，她也一样。聊到最后，我问她还会再来读书会吗？她说，在斋月中——她不需要向我解释什么叫斋月——她的体力有限，所以来的次数可能会变少。我很理解，告诉她我之后都会来。

       今天的读书会还确定了下一本要读的书是《安妮日记》。这个主题肯定又会勾起我一些不合时宜的回忆，我只希望不要把现场氛围搞得跟PTSD互助会一样。然而，我很确定如果我没有乱说话，那位土库曼斯坦女士也不会想要认识我，我也不会知道一个如此传奇的故事。

       我不知道她们一家最后会在哪里定居。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家会在哪里定居。我猜这就是流亡者的生活，我们离开家乡，或者说家乡离开了我们，“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而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直到回到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