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打人为何理直气壮？“惟义所在”与“恶是历史的推动力”

2024年9月16日，一代“英豪”，红卫兵的符号，共和国的同龄人，宋彬彬于美国逝世，终年77岁。这极具象征意义，说明红卫兵一代已开始走进坟墓；也非常讽刺，一个含赵量极高的“红二代”，被“伟大领袖”赐名的红卫兵，却终于美帝国主义的怀胞。

文革爆发时，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读高三。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蜂拥而至，以一睹“圣颜”。宋彬彬作为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骁将登上天安门城楼。因是“八旗子弟”，蒙恩得以亲近“伟大领袖”，并给毛戴上袖章。毛不喜其名“彬彬”，谕示“要武嘛！”。随后，她给毛戴袖章的照片和署名宋要武的宣扬暴力的文章被广泛传播。一时名声大噪，风光无限。从此，宋要武成为红卫兵的符号，与红卫兵这一历史现象深度绑定。

另一件与宋彬彬绑定的事，是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文革”期间围殴打死时任校长卞仲耘。目前，谁是主凶仍是一件无头公案。但宋彬彬无疑是组织者和参与者，洗脱不了干系。无论她是不是主凶，都有责任供出主凶。但她至死没有供出，对还原历史真相和告慰死者家属极不负责。善意的推测，但愿她留下了书面供词，以俟将来公布。

红卫兵在文革期间的暴行至今没有深刻的反省、没有真诚的忏悔和道歉。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残酷地打人，明明是恶劣的罪行，为什么打人者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却毫无负罪感，反而内心充满了正义感，理直气壮呢？这不单纯是“伟大领袖”的号召和魔力所至，有更深的文化和思想基础。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有一个危害很大的主张。孔子和孟子都主张为了正确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对恪守信诺者的评价很低；而孟子则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就是说只要符合“大义”，说话不必守信，做事不必兑现承诺。以此类推，只要符合“大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无可非议。

《三国演义》中有个刘安，把老婆杀了给刘备充饥。太骇人听闻了！可是曹操听刘备说后，却认为这是大仁大义，必须褒奖，就令孙乾拿了一百两黄金去赏赐刘安。虽然这是小说家言，不见得是真事，但至少在罗贯中的心目中，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民众的心目中，这是大义之事。儒家的大义就是忠和孝，刘安的“大义”是忠。“埋儿奉母”中的“大义”则是孝。

类似的真事也有。唐朝“安史之乱”时，睢阳守将张巡坚守城池，誓不投降。粮食耗尽，就把自己的小妾、连带城中女人小孩老人杀了给将士充饥。最后城还是破了，被叛军杀死。但唐肃宗对张巡的作为高度肯定，追赠他为扬州大都督和邓国公，将其画像置于凌烟阁上；并赏赐其妻子和儿子。此后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张巡也好评有加，不断给他加上新的封号。

儒家的这种主张导致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很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马克思在黑格尔的“恶是历史进步的推动力”的哲学思想中为阶级斗争理论找到了依据。无论马克思是否曲解了黑格尔的思想，反正几经倒腾传到中国后，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不管是多么的血腥和残酷，无论多么的卑鄙和恶劣，都成了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目标的必要而正当的手段。这进一步解除了流氓无产者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不安。过去的“绿林好汉”，江湖大盗多少还自认为自己干的勾当是伤天害理的事，心中尚有忐忑和不安；听了中共的宣传之后，地主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剥夺剥夺者”的财产和性命理所当然，而且是为了推动历史的进步，就彻底心安理得，有底气了。为了革命，绑架勒索也是正义的事；为革命筹集资金，卖儿卖女也得到肯定。有了这么“高大上”的理由，中共网络的流氓无产者、吸引和裹挟的大众就毫无心理负担，肆无忌惮地无恶不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尽情释放自己心中的罪恶，残酷迫害，虐待打击对象，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施虐的快感，毫无怜悯之心，彻底地丧失了人性。这样的暴行，在“文革”中继续上演。红卫兵理直气壮，用皮带铜头抽打批斗对象。“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戴高帽子、游街、请罪等折磨虐待批斗对象的花样层出不穷。

儒家的“惟义所在”和马列的“恶是历史的推动力”完全相通，都是为了一个自以为正当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马列的“恶是历史的推动力”比儒家的“惟义所在”更为直白，更加赤裸裸地宣扬罪恶的正当性。今天我们反省和斥责文革中的罪恶暴行，必须清除这些暴行得以横行的文化和思想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系统性暴力的再次发生。

2024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