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汪民安：新版《尼采与身体》

尼采的希腊，主要是狄奥尼索斯和赫拉克尼特所组成的希腊，一个神和一个哲学家，一种艺术（悲剧）类型和一个哲学流派，一个虚构和一个现实，这二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尼采的希腊故乡。狄奥尼索斯的意象是陶醉之酒，赫拉克尼特的意象则是发光之火。酒和火（光），是尼采终其一生的迷恋。他的哲学愤懑，正是因为希腊思想中的火（光）和酒在欧洲历史中不断遗失：酒逐渐干枯，火则慢慢熄灭。而尼采的信念是，生命正是围绕着火和酒而展开：在火中，活力，强健、蓬勃、狂热、欢欣在一起跳跃；借助于酒，一个混沌、自主和充满快感的身体翩翩起舞。在希腊时期之后的欧洲，或者，更恰当地说，在柏拉图主义之后的欧洲，在整个基督教和现代时期，酒和火遭到了驱逐：理性、逻辑和知识冲淡了狂欢之酒，节制、禁欲和克己扑灭了放肆之火。为什么欧洲的历史进程踏上了一条由强到弱，由无辜游戏到负重罪责的衰败之路？同盯住经济事实的马克思不一样，尼采的历史目光，牢牢盯住的是力本身，是力和力之间的战争游戏。

　　尼采将道德看做行为体系的指南，“在道德面前，正如在任何权威面前，人是不允许思考的，更不用说允许批评了。”在尼采这里，生命的衰败，正是奴隶道德凯旋的后果。或者说，奴隶道德正是生命衰败的肇事者。这种奴隶道德，战胜了主人道德，因此也就拒斥了主人所偏爱的酒和火，拒斥了酒和火所激发的生命，拒斥了作为权力意志的生命――欧洲的衰败正是源于奴隶道德的大行其道。

　　在尼采置身的19世纪，仍旧是被弱者，病人，奴隶道德以及各种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变形所偶然主宰的话，那么，尼采同样要借助自己的偶然性来改变历史。尼采将自己视做是能够创造历史的偶然性哲学家：应该有一种新的未来，一种权力意志而非虚弱和衰败在其中起主宰作用的未来。

　　尼采哲学发起了价值战争，他重新估定价值的档次，但所有这一切并不虚空，它们扎根于欧洲历史之中。尼采有其独特的历史分期方式――这使他同各种现代社会的诊断家区分开来。在他这里，只有两段世界历史：希腊历史和希腊之后的历史。他并没有将基督教和现代性进行区分：现代性同基督教并非不相容。

　　尼采惊讶地顿悟到，存在着一种古老的轮回思想，因此，他宣称的未来哲学，实际上是一种轮回式的返乡，对狄奥尼索斯和赫拉克尼特的生机勃勃的返乡――尽管是沿着一条铺设着偶然性的差异之路的返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