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孔飛力，在傳統中國發現普世價值

「我這本書也是在寫今天的中國，中國人看得懂麼？」2016年2月15日，當孔飛力先生逝世的消息引爆中文互聯網之時，我們終於可以確認，他與那本偉大著作《叫魂》一起進入了太多中國人的記憶中。

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孔飛力先生從未諱言他對當下中國的關注，事實上，他最近一本在中國出版的作品就叫《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而在《叫魂》的「中譯本序言」中，孔飛力先生更是坦承，「我所關心的問題涉及到的是更為廣闊的近現代，尤其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的歷史」，比如，他在《叫魂》中就幾次讓人從乾隆盛世恰到好處地想到了「文革」。

對於中國這樣歷史尚未終結的國家而言，一位歷史學家想要獲得被傳誦被紀念的殊榮，僅僅依靠學術地位與重磅著作這些更為純粹的標準顯然不夠（這些孔飛力都有），更重要的是要像孔飛力一樣充滿現實關懷與問題意識，或者俗氣地說，就是得讓歷史照進現實，讓中國讀者能夠享受借古喻今諷今的快感，或者「走不出的歷史三峽」一般的沈痛感。

孔先生不僅是一個普世主義者，還是一個相當尊重中國本土價值的「傳統派」（他一開始的中國名字叫「孔復禮」），即使在批評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時，也持理解之同情，這樣中正的政治（文化）姿態自然就能贏得中國最大公約數的好感度，也包括我。

從第一本書《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始，孔先生就像一個真正的英國保守主義者那樣，在中國的傳統政治中尋找與「現代性」相同的地方，堅信中國傳統文化資源本身就蘊涵著一系列可以步入現代轉型的普世因素，聽起來有那麼一點「儒家憲政派」的感覺對不？

「是否應該將觸發這些內部變革的全部功勞歸之於與西方的接觸」，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中，孔飛力最有名的一個觀點是，反對將中國近代史的起始定於鴉片戰爭這樣的外部事件，而應從中國內部的社會結構著手，將1864年撲滅太平天國起義作為近代史的開端。

對中國傳統的迷戀讓他在書中表現得如此感性：「一個熱誠的相信中國自身具有向現代性——也就是納入世界歷史的普遍潮流，而不是它自己獨有的小溪——演變的所有必要條件的知識分子，難以把推翻‘封建主義’主要作用歸之於外界影響」。

正是因為這本書，孔飛力在美國史學界逐漸成為「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人物，而對立面恰恰是其導師費正清的「衝擊－反應」論，即強調西方衝擊的外部原因才是中國近代歷史變化的根本動力。用美國學者柯文在1984年出版的《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的定性就是，孔飛力的研究是「一種植根在中國的而不是西方的歷史經驗之中的史學」。

看見「中國中心觀」這樣的措辭，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千萬不要望文生義地將孔先生引為知己。孔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來的各種溫情，歸根到底還是一個普世主義者的別樣情懷，他只是相信，真正具有普世性的價值，應該是普世於包括中國歷史在內的任何特殊歷史進程中，並且是由其「內部敘事」自然表現出來，而不是由外部強加所致。在《叫魂》的「譯後記」中，譯者的總結挺到位，中國史研究是孔飛力普世意識的「實驗室」。

在《叫魂》中，孔飛力甚至從中國官僚體制中都挖掘出了可供普世的本土資源。孔飛力認為，在叫魂案中，隆除了鎮壓暴民謀反的考量之外，也想通過這樣一場「反妖術」的政治運動來整飭難以充分控制的官僚體制。背後的邏輯是，即使是乾隆這樣的盛世強力君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也無法控盤自動產生對抗抵消皇權力量的官僚體制，因為，就與皇權的關係而言，庸常腐敗的官僚體制簡直是一個自帶「四兩撥千斤」功能的完美設計。因此，乾隆只能通過「反妖術」這樣的政治運動來回避日常政治生活，在特殊情境中放大皇權的威懾力。

就此，孔飛力給予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以「謹慎的喝彩」，以一種比較扭捏的姿態將官僚制度視作了制衡所謂專制皇權的同盟軍，或者說，將其視作「走出帝制」的普世本土資源。當然，孔飛力並不願給中國官僚體制戴上「制衡」這頂光鮮的憲政帽子，「僅僅」是表達了，看似無所不能的皇權既可以被一個基層官僚的日常貪瀆和欺飾搞得大傷腦筋，在客觀上營造出政令不出紫禁城的特效；同時，也可以被一群高級官員用任何政府都必須遵守的最高准則弄得束手束腳，比如，儒家倫理就算是吧。

孔飛力用一種足以讓中國官僚臉紅的華麗辭藻讚頌道：「但無論是好事還是壞事，它（官僚體制）的特性卻可以阻擋任何一種狂熱。沒有這樣一個應急的錨碇，中國就會在風暴中急劇偏航。在缺乏一種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況下，統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縱民眾的恐懼，將之轉變為可怕的力量」。

《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書，在書中的第一句話，孔飛力就提前暴露了他的「普世主義與本土立場」：「在何種意義上，中國現代國家的形成是一種‘中國的過程’？」

在這本刺刀見紅的歷史政論中，孔飛力為普世意義的現代國家作了一個粗疏的定義：政治參與、政治競爭與政治控制。從魏源和馮桂芬等中國本土思想家的思考（擴大文人問政範圍，通過廣開言路形成思想競爭的市場）出發，討論了一個相當令國人唏噓的問題，在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進程中，「政治控制」是如何逐步壓倒「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的，而三者背後都是具有傳統文化資源的。

在我的觀察中，孔飛力並非如正統自由派那樣過分忽視「政治控制」，也就是國家權力的價值。在他眼中，「政治控制」、「政治參與」和「政治競爭」這三者很可能是平等的，並沒有意識形態上的高低之分，國家權力並非必要之惡，甚至可以說，強化國家權力也是現代普世國家的特徵之一。只不過，此種強化不能以削弱「政治參與」與「政治競爭」為代價，那樣顯然是遠離而不是更接近「現代國家」了。

有趣的是，我在福山身上也看到了孔飛力作為「傳統資源」被汲取的可能性。福山在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同樣為現代普世國家總結了三大維度：國家建構、法治與民主（責任制政府），認為冷戰結束以來，人們把太多的注意力聚集在「民主」和「法治」上，而忽略了「國家建構」這個維度的意義。

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一書的最後，普世主義者孔飛力為中國送出了他這一生能給的最後祝福：「中國現代國家的規劃是否能夠超越……而獲得實現？這是一個只能由時間來回答的問題。現在，許多中國人相信，這是辦得到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麼，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建制議程的界定所根據的將不是我們的條件，而是中國自己的條件」。

孔飛力先生，走好。家祭無忘告乃翁。

［北京時間2016年2月15日17:40左右，漢學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在推特上發佈信息稱，著名漢學家孔飛力（Philip Kuhn）逝世，享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