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诗的再发现：评《乡土中国》以及农民学问题

《乡土中国》到底想讲述什么？这个问题可以从费孝通写的前言中找到：“作为基层社会的乡土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因此，本书通过介绍乡土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状态，来改变城市人对农村人们的“土”的刻板印象和隐性的横暴权力。乡土人们不需要文字不是因为土，而是因为交流频繁、默契度高到不需要文字；乡土人们生活在和西方团体格局不同的差序格局中，人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的关系密切度从内往外逐渐衰减；礼治社会是乡土中国人的传统，用礼仪代替法律实现了“无讼”，用礼仪教化代替法律惩罚。这样的乡土本色和现代社会出现冲突以至于出现了失范，社会由机械连结逐渐变成自由连结状态过程中出现了混乱，也出现了城市里居民对乡土人民的歧视和刻板印象。

全书核心的“差序格局”的诞生有诸多原因。从社会与政治上分析，东方没有形成费孝通所谓的团体格局，根本原因是东方强大的专制主义——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的缺失。（秦晖 2003；秦晖、金雁 2019）西周时代的分封制下国家权力对于地方渗透是相对较弱，国家对于各个领主采邑内缺乏有效控制，类似于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法兰克封建化状态；而经过了春秋战国的战争，中国政治上工具理性的趋势加速，强大的中央集权产生，再经过汉代卡里斯玛化之后，中国传统儒法国家形成了。（赵鼎新 2006）这样外儒内法的国家强调家国一体，实质上是暗示着大共同体（国家）对于个体的控制，而有机结合的社会性小共同体，诸如商会之类的，都很难独立地生存——必须要依托大共同体的强权才能存在。这样，个体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自由，他们观察世界的角度更多是个体自身而不是团体，缺乏社会性。西方则恰好相反，正因为中世纪非常孱弱的中央集权，才给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商会以生存的空间。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商会一方面在17、18世纪西欧国家对外进行王朝战争、对内对抗旧贵族、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取得政治力量，最终推翻了君主专制，（赵鼎新 2007）另一方面也成为团体格局的土壤。

文化上，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对于自我的修炼，以如何让自我向善为基础，因而个体主要从“我”思考问题；而费孝通时代西方现代文化则能看到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不仅仅意味着个体需要自己向善，更需要让城邦里每个人向善。他强调了作为一个小共同体中个体对于他人负责的想法，（李猛 2015）结合后世卢梭等人的思考，结合基督教“众生之下人人平等”的思维，具有较强社会性的团体格局最终得到形成。其实，在不持有历史目的论的学者看来，以现代社会作为代表的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强烈西方传统的“偶然”形成的政治设计，如今这种差序格局在大家生活中地位逐渐减弱，也说明西方传统对于中国的冲击是跟随着现代化进行的。

当然，虽然费孝通试图带领城市人民了解乡土文化，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将人们从一个山洞中带入另一个山洞中（借用柏拉图的比喻）。无讼传统之类的费先生描述的现象存在着将农村生活乌托邦化的趋势，“无讼”之下是乡民之间相互推挤、暗自较劲过程中的短暂平衡。（应星 2001）乡土人们之间的矛盾因为“礼治”“乡情”“面子”而被掩盖下来，但是个体内心积累的“气”却在不断增加，这种“气”是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的结合，是驱动人们从反击自己所受的权利和利益所受的损害上升到反击自己人格上受到的伤害、赢得人格尊严的主要力量。（应星 2011）而“礼治社会”缺乏真正的现代契约体系，例如契约签订者平等关系、契约签订自愿等原则，导致乡村的私刑、不顾民意执行政策等情况泛滥。这甚至加速了“气”的积累。这一过程少则让个体采取各种隐形的抵抗措施，例如不合作和消极的态度来应付生产生活，（周雪光 2017）严重者可以在上个世纪50年代官方描述中“恶毒的地主欺压贫苦百姓，最终导致农民起义”的话语体系，亦或者是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讲述的地方官府和百姓、地方精英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看到集体行动的情况。（孔飞力 2013）这就和费孝通描述的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产生了矛盾——事实上，费孝通虽然在《江村经济》中注意到乡村失范——传统习俗在西方冲击之下日趋土崩瓦解的现象，但是他并没有身在湖南这样的矛盾严重的农村，没有看到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述的农民积极参与斗争的场面。（毛泽东 1975）

但是，如果从秦晖的视角，我们还能看到费孝通描述的乡土的实质——农民身上的二重性。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秦晖将农民一分为二，分为“抽象农民”和“具体农民”。二者均产生于秦晖所谓的宗法共同体之中。而这种宗法共同体实际上封闭孤立、缺乏丰富的社会联系，因此形成了道德上极端自私狭隘、社会性不成熟、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马克思 2001）的具体农民；而抽象农民则是由于宗法共同体中个体可以逃避竞争和差序间分化的特征而产生的自觉对于宗法共同体的维护行为。（秦晖、金雁 2019）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诸多的农民运动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差序地位（也就是“都是农民，我不能比别人差”），而不是具有普遍性的权利而奋斗。毕竟他们会坚决维护个体间的差序地位，要求同一差序地位的个体相同的待遇（“要一碗水端平”）。（应星 2001）分析一下他们“一碗水端平”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要求对于自己不如别人的补偿正好体现的是具体农民中道德上自私自利的内容，而维护差序地位实质上是在维护宗法共同体——我自己处在这个差序地位，但我也不想让别人超过我，打破这种差序地位。《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就刚好讲述了这样的故事：虽然同为大河移民，但是一些农民对于另一些农民的国家补偿感到不满，因此就积极地上访争取自己的补偿。然而他们中一些上访者在获得自己的补偿以后就积极地去劝导其他人不要上访。这里，农民身上的二重性被彰显得淋漓尽致。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介绍了乡土之间那种静谧、和谐的关系，正好是宗法共同体的缩影——费老看到了农民间没有分化，但是没看到的是严格的差序等级结构，官府、长老对于普通个体具有的横暴权力和长老权力，以及对于反抗这种权力的严重惩罚。这些恰好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动革命的重要原因：农民们愿意被刘文彩们欺压吗？代表着现代文化和现代制度的共产党试图打破这种宗法共同体，让小农成为独立自主的革命主体参与革命，最终扬弃这种被严重扭曲的乡土文化，真正地奏响田园诗与狂想曲。

当然，无论是费孝通也好，秦晖也罢，这些农民学大家对于现实的研究还是太过于理想化。虽然在社会科学中存在着理想型或者形式模型这样的理想模型，例如韦伯提出的权威的理想型：传统型权威、卡里斯玛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以及对应的家产制、卡里斯玛制和官僚制，（周雪光 2017）然而，形式模型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精确预测事物的具体发展，而在于抓住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发展规律及其背后的机制。（赵鼎新 2006）因此在农民学描绘社会图景中，过度理想化的“真空球形鸡”就不如《街角社会》那样解读传统的书籍更加有效。《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理想化了中国乡土社会，同时也理想化西方的“团体社会”。固然，西方“团体格局”是西方传统的产物，但是这不等于西方就没有差序格局，赵鼎新曾经批评费孝通“西方社会以前也是‘差序格局’，工业革命以后，中产阶级以后逐步出现‘等序格局’”。甚至早在公元二世纪哲人希耶罗克里斯就提出过类似于差序格局的同心圆模式。（李猛 2015）哪怕是今天，我们依然能在西方社会看到差序格局的影子，例如川普入驻白宫，第一件事就把自己女儿伊万卡安排到白宫顾问上，而不是“选贤举能”；同样，美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控制者也是家族成员而不是同心圆外圈的人。同样，秦晖在分析欧洲社会时候也理想化了欧美，将宪政和民主看成这些发达国家核心因素。然而，正如马克思批判的，欧美发达国家的民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由爱泼斯坦这样的事情存在。马克吐温《竞选州长》也是用黑色幽默赤裸裸地讽刺这种虚伪的制度，黑人们就更难体会这种“自由”——被3K党私刑杀害的自由？欧美国家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而中国处于半边缘国家，因此更容易受到来自掌握文化霸权的西方中心经济、文化和秩序的输出。（李强 2011）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对于美国是一个想象的理想国，却没看到白人黑人之间巨大的不平等。同时，中国人也乐意有选择地将东方（例如儒法体系下中国人的悲惨或者共产主义生活中中国人一无所有）展示给西方看，来满足西方人猎奇心理，这就是他者化的过程。他者化的结果就是西方中心扭曲本国人对于自己的认识和逆向民族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一种不科学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我们必须要克服的。

所以如何再度奏起田园诗与狂想曲呢？虽然现代性是西方的产物，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要一股脑地将现代社会的伟大成果全部抛弃——自给自足的鲁滨逊早就在全球化、工业化的大潮中不存在了，既然我们选择了现代化，我们更需要的是发现现代性的弊端，并且克服这些问题并超越它。否则，中国将永远被西方奴役和欺负。当然，现代化实际上也是本土化的一部分，如何对中国传统用现代化的内核进行改造比抛弃传统文化更为重要。比如，传统父权制宗族当然是封建的、家产的，和现代性相悖。但是如果是契约式的、社团类型的宗族，尊重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那么它就能在现代社会中起到社会整合、提高凝聚力的作用，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为私有制经济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就是依靠着各种亲缘关系、乡土关系形成的组织重叠形成的。借用现代化改造，我们也能扬弃传统，够让传统焕发生机，奏响田园诗与狂想曲。

参考文献：

费孝通.2005.《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

孔飞力.2013.《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猛.2015.《自然社会：自然法与现代道德社会的形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李强.2011.《社会分层十讲》.北京：科学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1975.《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马克思.2001.《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北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秦晖.2003.《传统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秦晖、金雁.2019.《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现代社会的再认识》.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应星.2001.《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应星.2011.《“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鼎新.2006.《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诞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赵鼎新.2006.《社会与政治运动学讲义》.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周雪光.2017.《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