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异乡人——我们无可逃避的宿命？

“原乡”的追问

“如果你向一个外地人介绍你的家乡，最值得你骄傲的会是什么呢？”

去年暑假的一次旅游与桑妮君同行，在飞机上谈到毕业后是否返乡的话题，我们看法不同，一番各自自我表述之后，她问了我上面那个问题。

对于故乡潮汕向来颇有微词的我而言，出走家乡一直是我认为的必要的选择。（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文《一个潮汕籍青年的忧与爱》）自大学以来，所谓故乡不过是寒暑假做客般停留，然后又赴外地求学。但我没想到对于这个问题，竟一时语塞，只是说：“可能是牛肉丸或潮汕牛肉火锅吧。食物的记忆是在外地时最常想起的，但仅有美食却无法说服我认同于这个文化系统。”作为一个内心认同现代文明体系及价值观念的现代人，我实在无法认同家乡所呈现的种种前现代的价值观念（即使后来我也反思了所谓“现代性”的魅惑与傲慢），然而我更愿意把故乡视为一厢情愿的乡愁，内心却在远离。借用郁达夫的《感伤的行旅》的两句话，只需置换地点，可略表达我的看法——“江南的风景，处处可爱；江南的人事，事事堪哀。”“江南原说是鱼米之乡，但可怜的老百姓们，也一并的作了那些武装同志们的鱼米了。”

从另一方面讲，这片被称之为“故乡”（推论“故国”亦然）的土地，不过是因为某种偶然性，使我生长于此，再加上我的家人长居在此，于是便生发出种种人事的牵连。这样一种偶然性并不“天然正义”，并不能赋予我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出生地不足以是我的罪孽与福祉。后来与十三元老师的一次闲聊中也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她说自己不是对“故乡/出生地”有执念的人，不存在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扰。或许是习惯于成为“世界公民”，具体原因我不得而知。原乡祛魅几乎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精神历程，但与“原乡”割席，我们就真的有办法对“此地”不再过问吗，如果我们深爱的人还长居于此？

飞机平缓地飞着，窗外蓝天白云掠过。

因为是同乡，想来桑妮君对我这种难言的感情有或多或少的体会。或许是担心我沉浸于“彷徨于无地”的虚无的情绪泥沼中，她说，你需要寻找到让你有价值感的事情，为之努力，乃至成为终生矢志不渝的事业。当时的我正处于求学的过渡阶段，内心茫茫然，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让我真正有价值感。

桑妮君列举了我们共同师友的选择：花哥毕业后选择回乡建设，在一所创办不久的中学教书，本来以其履历与能力在广深谋求一教职根本不成问题。椰子老师虽说在高校教书，近来机缘巧合得以修复家乡的祖宅与祠堂，也乐此不疲，假期便两地奔走。瑶老师是故乡的逃离者，久居外地。归来与离开，不过是平衡之后的抉择，我所好奇的是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以及抉择之后的故事。

家乡的教育水平较之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还是落后许多的。花哥所在的中学因为创办不久，所招收的生源并不理想。她所带的班级里就有不少学生是留守儿童，父母陪伴的缺失、家庭教育的匮乏，这样的学生在求学过程往往暴露出更多问题，也更让老师糟心。有一次需要找家长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却被告知学生的父亲犯了事还在派出所里。我难以想象花哥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所面临以及遇到的种种困难。仅凭我在当地中学实习两个月的经验来看，即使是在当地最好的高中教书，我都不免感到一种压抑与无力。这是整个教育体制的原因，讲着课本里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却规训着学生信服，我无法说服自己甘心于此，于是未来也不愿成为这个教育体系里维系着运转的螺丝钉。花哥所面临的挑战远胜于此，我们都佩服花哥的勇气。桑妮君提醒我，我们是从家乡走出去的人，出去了才知道教育资源如此不平等，可是那些不能走出去的人呢？这些学生因为结构性的原因，无法享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果出去的人都不愿回来了，长此以往只能更加恶性循环，但这并不是学生他们的错。大概花哥是抱着“能捞一个是一个”的心态从事教育行业的吧。即便知道了故乡满目疮痍，不做点什么，总是于心不忍的。基于幸运偏差这样的事实，我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幸运”不过是侥幸。

然而我觉得始终需要保持一种警惕：即环境对个体的消融。之前看过一个小故事，念念不忘：女主人公因故到一个小海岛教书，她看到这里的人有着许多落后、迷信的行为，她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很自然地用现代文明的阳光来批判这样的生活。但是若干年后，当她教出来的学生在外地接受了高等教育回到岛上，却不认识自己的老师了。他看到的是当初那个传播现代文明的老师，已经与她所批判过的生活融成一体，也变成一个真正的岛民了。无疑的是，女主人公被环境消融了。从自我悲观的角度来看，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有限的可能，并且个体常常出于某种原因，太容易做出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其无力感并非只来源于力量悬殊的较量，其本身就含有悲剧的成分。自我与环境、自我与他人、自我之内，三者之间是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即使掌握了平衡感，也未必不是一种对自我的消融。

椰子老师奔波两地，致力于修复祖宅和祠堂，与家乡保持着一种适度的距离。我之前认为以祠堂为表征的家族文化是农耕社会的遗留，与诉诸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并不相融。后来看到原来椰子老师是将祠堂努力转型为社区公共空间，与当地的志愿者合作，为其提供活动的空间，以期通过种种活动的举办、与当地居民互动，培养当地人的公共空间意识。这样的操作不免需要在当地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志愿社团、当地居民多种关系中斡旋与调和，以达到共赢。有目共睹的是，这样一个稀有的社区公共空间正在生长。

桑妮君补充说，瑶老师久居外地，她所偏向的还是课堂教学吧，我们不正是曾经被启蒙过的学生吗？我确信这些事情让他们有了某种自我的价值感，才能持之以恒地做下去。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即使大环境不容乐观，但也绝不至于到了绝望的境地。

后来我读胡适的日记和书信，胡适说他少年时初次读《新约》，见耶稣在山上看见人多，叹息道:“收成是很多的，可惜工作的人太少了！”不觉泪流满面。至今时时不能忘此一段经验。又劝慰自己：“至于最大的安慰当然是我收到穷乡僻壤或海角天涯一个两个青年人来信，诉他们在某一点上受了我的某句话的影响使他们得到某种的改变。无心插柳，也可成阴；有意栽花，岂能完全不活！其不活者，只是耕锄不深，灌溉不力，只可责己，未可怨花也。”胡适自然是“工作的人”，我也时常想起他们，他们也是“工作的人”。

归来与离开，“原乡”的追问从不会停止。

“故国”的撕裂

仅是一个小小的关于原乡去留的问题，就足以引起诸多争论，所幸的是我们有相似的成长背景与教育经历，即使在这个问题上立场不同，也不会引起撕裂。若谈论“撕裂”，作为公共记忆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大概是2019年两岸三地最深刻的印象吧。“香港人”、“台湾人”、“大陆人”，被贴上地缘的身份标签，构建起想象的共同体，在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往往容易被挑起对立的情绪。卸下虚焦的共同体伪装，去了解每个实在鲜活的个体，或能弥合撕裂？在我看来，这样的地缘身份标签背后，是依旧无法摆脱的“根”的政治——空间/位置的政治学，过于强调立场与方位。

作为一个游走于墙内与墙外的个体，见证着两个世界的撕裂，也眼睁睁看着一种人为刻意制造的身份标签的污名化所引起的对立矛盾，但本不该如此。

在此我无意复述不同地缘群体因政见不同而产生的撕裂，而更多倾向于反思因身份标签导致的刻板印象中所隐含的傲慢——知识/信息的不对等。

仅举香港反送中运动，起初在六月份的时候我身边只有零星几个同学关注到，能看到墙外信息的多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而等到十月份那场“轰轰烈烈”的转发护旗手运动，便发现在某段时间微信朋友圈被这样的信息刷屏，转发的恰恰是那些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人。我无意于简单地给转发护旗手的同学贴上“小粉红”的标签，因为扪心自问，即便是我自己，起初对香港的了解除了一次走马观花的旅游之外，也就是零星地从香港电影、港乐所拼凑起来的片面印象。即便持续几个月关注香港的情况，阅读《香港第一课》、《香港简史》、《政治的道德》，我依旧觉得自己所知的也十分有限。“墙”的存在本身就为真实信息的获取增加了难度。不论是以群体之名导致的疏离，还是个体的异化，这不正是“墙”的目的？

我还是愿意重复地说，在任何身份认同的排序中，没有什么身份应该排在“我是个人”之前。基于“人”的共识，即使是彼此观念不同，为什么不能放下之前固有的偏见，先去了解，再理解呢？看似很难，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不过是持续性的关注以及其他相关性的书籍阅读，总体而言补上之前的认知空白。于是，在立场上，理解与同情始终高于谴责与愤怒。相对而言，对于表达谴责和愤怒的人，我也觉得可以从他们的角度理解，即使他们的表态我并不认同，但我不认为这全部是他们的缘故，最终的恶应该指向让人与人之间撕裂的墙。这种东西无形却也无处不在，制造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对立。对于他人，我还是愿意在彼此是独立的自主个体的基础上，保有最大限度的尊重、理解与共情。

自从三色幼儿园事件、北京切除运动、一八年修宪、中国Metoo的兴亡、香港反送中运动、乃至目前仍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仅就墙内的观察，在日渐消声的大环境下也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暗波汹涌”，不过能发出“异见”的人越来越多被消声。在看似去政治的政治化环境下，讨论政治是禁忌、是危险的事。不恰当的比喻——正如《三体》中的黑暗森林法则，暴露是危险的，一旦被发现，就必然遭到打击；“探测交流成本远高于打击”。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一个悖论式的存在，“暴露”是危险的，可也可以寻找到共鸣的人。即使是一小撮的个体的遇见，彼此散发着微弱的幽光，也不至于完全黑暗了。

可是又如何甘心，在自己的土地上，被迫成为精神的异乡人！

在墙内的世界，国家、政权、政党三个不同的概念常常被混淆为三位一体的概念，粗暴地被捆绑在一起，于是一些看来仅仅是常识的观念也因此变得稀缺。爱国并不等同于爱执政的政权，再者，文化认同并不等同于政治认同，无奈的是在铁幕之下却被捆绑的。捆绑之下造成心理的疏离，这种疏离更多的是身不由己。故国异乡人表面上虽然肉体生活在故土，精神上却始终有一种无以排解的“文化乡愁”与政治认同的撕扯——对绑上政治因素的中国传统文化既无法割舍，又无法完全认同。故国异乡人更像是游走在观念的夹缝之中的边缘人。

周国贤演唱的《今生不回家》是我听过最绝望的歌：“当一个新移民，切断上半生，找一个新祖国继续做人。回望每一组归家脚印，没想到，护照要盖满新的印。曾以为有家就是安稳，当天气改变世道人心。再温馨都感觉似被幽禁，至发现城墙外面旷野那天空不算暗。”“切一半山给你，切一半海给我，有些爱无人愿收。这段情来到这里，回头是一双手扣。”究竟要有多么绝望，才能够狠心将自己的前半生切割，将所爱抛弃，这无异于精神自杀，从此成为不再完整的人。人的天性中自然存有对自由的渴望，一旦意识到被“幽禁”、被损害，便希望逃离，奔向自由的高地。

然而逃离到“城墙”之外就万事大吉了吗？真的是一种解脱？

我无从体会“城墙”之外的生活，对“远离故乡和家人、没有安全感和保障、长久的孤独和动荡、与人疏于联结、不被接受”的墙外故事的另一面也缺乏感同身受。然而我深知，如果无法克服深植于心的以“墙”为表征的恐惧，必将时时刻刻囚于精神的围墙，不论肉身在何地。

当我意识到置身于荒谬尚不足以形容的世界，并且无可逃离，然而无法割舍所在乎的道义与价值，那么难言的却可以彼此确认的痛苦几乎成为一种宿命。

我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说，就自我体认而言，大可以天真地狂言，自己区别于“螺丝钉”的最重要特征，便是仍然在内心保留着一种可以说是纯粹、抑或是理想主义、也可以说是赤诚之类的无法十分确切地形容出来的东西，它可以是笨拙木讷，也可以是敏感尖锐，它无法带来任何世俗意义上的利益，有时甚至不合时宜、无法从容地应对丛林法则的险境、一度被讪笑为可怜的幼稚病。可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并不永恒不变，随着年岁的增长，愈在游戏规则里游刃有余时，愈能感受到它的消融。有时便会有一种望着自己的背影远去的心情，复杂苦涩。如果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那也就是在腐蚀与消融中，还能坚持着一点什么东西；在不断地妥协与退守中，保留着一点自留地，以及对自我的真诚。因为已经是退无可退的境地了，妥协的骄傲是可笑的，也是可耻的。在一个不公正社会中活着一个不公正的人生，本来就是生命的一种残缺。

如果故国异乡人是一种无可逃避的命运，那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