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55: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Ann 推薦我去看日本電影《偶然與想像》,這部由三個短片組成的電影,其中第2部「門常開」,讓我想起了幾十年前的一段趣事。
話說六十年代有一次好幾位著名的流行作家在一起飲茶,座中有高雄、金庸、葉靈鳳等人,高雄講到寫報紙連載文章,他說,凡是寫某方面的題材寫得出色的,本人在現實中那方面一定是最不行的。寫武俠小說最好的,一定不會武打;寫愛情小說的,在愛情上大都失敗;寫色情小說的,性方面一定沒有什麼經驗;寫馬經的,賭馬輸較多;寫股經的,在股票投資上大多損手。他也自嘲寫經紀拉、寫石狗公,自己絕不懂得營商。在座作家們都笑了,具體想到每一個人,好像也真是這樣。
高雄頭腦敏銳,反應極快,對世情觀察入微。擅長寫某種題材的作家,之所以寫得天花龍鳳,正是因為現實上不在行,只略知一二,才有超越現實的想像力。讀者也愛看這種充滿幻想之作。不過超越現實卻並非沒有現實意義,相反,將現實昇華再從幻想中演繹出來的道理,可能更真實地反映人生,使讀者有所感悟。當然對流行作家來說,想像力的重要性在於吸引讀者追讀下去。
日本電影那個「門常開」故事,寫的就是一個在小說中有極露骨色情描寫的作家教授,實際上完全沒有性經驗,既在女色面前難以抑制自己、又對誘惑他的女子感到恐懼,為此而要保持「門常開」。
香港五六十年代出現報紙上的流行文化百花競艷,主要原因一是大陸風雲變幻,驅使許多具文采和頭腦敏銳之士聚集香港,為各報提供寫手,原因之二當然就是言論自由,設若有黨官來審查武俠小說的招式是否合科學,言情小說是否誨淫,社會小說會否醜化政府或公眾人物,那麼作家就無法寫,報紙也沒法辦了。
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政治穩定。1949年中共就制訂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對港英在香港的施政、管治,絕不干預。這政策由長期負責和關注香港事務的官員執掌,極少由不懂港澳的共幹調任。
1965年七月,我受邀參加一個出版界參訪團。這是對左派機構資深員工的獎勵活動。團員約40人,所有交通食宿費用全由大陸招待。在北京,我們聽了幾個關於國際形勢和港澳關係的報告。我那時的印象是:報告者知識豐富、分析到位、對國際和香港有較深入了解。如果說這是「洗腦」的話,以我當時的見識,是被洗了一次腦。那時作報告的人,絕不是後來一些強詞奪理、自相矛盾的為中共講話的邏輯盲可以比擬。當時負責港澳工作的最高領導者廖承志宴請了參訪團。他講廣東話,語言生動,他說代表搞港澳工作的「呢班友仔」,慰問各位員工,他說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是不變的,因為要從香港取得外匯,「有利可圖」,希望大家為了祖國繼續忍受低薪的奉獻。
以當年英國在戰後的國際地位來說,如果中共對香港多所干預,英國人可能索性把香港雙手奉還,無謂背這個沒有什麼利益的包袱了。當然,後來香港人多了,香港在亞洲的地位受到重視,又當別論。據知,在1965年時,中國的外匯仍然有70%從香港取得。因此,無論大陸的施政怎樣多變,中共對香港的政策仍然不變,直到1967年。
不僅不變,中共還不斷要求香港左派機構「融入社會」。當時左派流行一個口號,叫「社會化」,要求女員工扮靚,塗口唇膏,穿花衫,要高層主管與同行打麻將交流感情。
新聞界中的《新晚報》可以說執行「社會化」的表表者。它從1950年創刊以來,就依仗報館眾才子的實力,並放手向外邀稿,而暢銷一時。高雄的「石狗公自記」,葉靈鳳的「霜紅室隨筆」,酩酊兵丁的打油詩,「無牌議員」(王兆均)的怪論「橫眉語」,以及在1954年藉社會新聞抄熱的吳陳比武,而推出先梁羽生、後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帶動各報副刊潮流。
左派電影界的長城、鳳凰、新聯,也聯合其他電影同業,不受大陸的左傾思潮干擾,拍出香港人喜聞樂見的賣座電影,擁有一批紅星。
我那時是左報副刊的作者,與《文匯報》副刊的吳羊璧在閒談中,講到想辦一份在媚俗與一本正經之間別樹風格的年輕人刊物,取名《伴侶》,1963年一月一日創刊,定價五角。畫家王鷹是合夥人。我徵求左派出版界領導人的意見,他表示在印刷發行上予以支持。創刊後一紙風行。
1967年前,儘管大陸來港的難民潮不絕,儘管左派仍然受主流社會排擠,但左派在各行各業,大都努力融入香港社會,而香港多數人對左派也不抗拒。左派與香港人的這種關係,以後再也見不到了。
(文章發佈於2021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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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鑄成的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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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俗文化的記憶
- 左派的「社會化」時期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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