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共和国总统与极右派“暗通款曲”

作者按：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专栏，题为《马克龙，欧洲复杂光谱中的变色龙》，发表时有删节。本文为完整版，划线处为被删节部分，下划线处为matters版本增加部分。

想象一下，当特朗普出访归来，与他眼中“FAKE NEWS”头号大敌《纽约时报》的主编在“空军一号”专机上进行了长谈，并且在报纸上发表十余个版面的专访；又或者，如果当年希拉里如愿当选后，接受了布拉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采访，与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谈笑风生......外人除了瞠目结舌，还会有其他什么反应？

在政治极化加剧的美国，哪怕当事人心里曾经闪过一丝这种念头，恐怕也形格势禁，无法付诸实施。然而这种戏剧化情节，却发生在了大西洋彼岸的法国。

2017年大选中击败极右派“国民阵线”（后更名为“国民联盟”）的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马克宏），胜选之后多次疾呼警惕民粹主义，近期却出乎意料地接受了一家“极右派杂志”的采访。在这篇10月31日出街、长达14页的访谈中，他回应了移民、世俗化、穆斯林头巾等一系列当下法国社会的敏感问题。

这一波“神操作”，让政坛内外许多人大跌眼镜。如果仅以立场划线，难免会让人产生“浓眉大眼的马克龙也叛变革命了”的唏嘘和愤慨。不过细读这篇访谈，正如杂志封面上马克龙难以捉摸的神情一样，让人联想到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狡黠。相比之下，携150亿美元经贸大单归来，只不过是锦上添花，远没有政治暗战来得有趣。

《当代价值观》：哪一种“当代”？

如果说，当年因遭受恐袭而名噪全球的《查理周刊》是法国激进左翼的象征，那么《当代价值观》可以说是当下法国右翼思潮的一面旗帜。

这份创刊于1966年的杂志，前身是一本财经周刊，创刊之初也沿袭衣钵，定位于财经报道，因此有趣的是，刊名valeurs actuelles意为“（资产）实际价值”。但在其后几十年时间里，这份周刊逐渐演变为综合性时政刊物，而且跻身法国五大全国性周刊之一（其他四家分别为《观点》《新观察家》《快报》和《玛丽安娜》）。而这个刊名，也就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它最初的意涵，尤其翻译成中文更是如此。

与刊名中使用的复数形式Valeurs相反，《当代价值观》并无意弘扬当代“各种”价值观，从创刊之初，它便明确持经济自由派和社会保守派立场；而从2012年以来，随着Yves de Kerdrel出任总编辑主掌杂志，更呈现出从中右向极右“激进化”的趋势。这一转向引发了内部分裂，并导致编辑部五分之一的成员离职，但杂志的发行量却一度节节攀升，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转向”的成功。

《当代价值观》倾向于所谓“墙外”右派，既不同于中右派共和党，也不同于极右派国民联盟。编辑方针转向的操盘手Kerdrel曾经描述称，这份杂志的标准读者形象，是一个“来自乡村地区、自由职业的中产阶级法国人，他对外省事务非常关注，反对政治正确和巴黎中心主义”。从这个形象不难发现，它和此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菲永（Francois Fillon）打造的“外省保守派”形象其实非常一致，亦即共和党这个中右党派中最偏保守一翼的“硬核”右派。

但是2017年菲永因为丑闻而元气大伤并最终败选，另一位立场相近的右翼大佬、前总统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号召力日薄西山，右翼阵营中缺乏强有力的重量级人物能够凝聚起这一块基本盘，而《当代价值观》和极右翼的界限也就日益模糊。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当代价值观》近年来的激进化，却也不负其“当代”之名，因为它的确抓住了现时代的一个主旋律——极右思潮兴起、身份政治强化、民粹主义甚嚣尘上。在经济危机和移民危机的轮番打击下，2010年代的法国民意原本就已经整体右倾，而2012年来自左派社会党的奥朗德击败萨科齐当选总统，在“一拉一推”的共同作用力之下，《当代价值观》看到民意流变的走向，走上了向右的激进化之路，也算是“当代”的一个鲜活注脚。

马克龙究竟说了什么？

在马克龙接受《当代价值观》采访之后，许多法国媒体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句言简意赅的论断可以有多种理解，但放在这一语境中，含义不难解读：马克龙愿意接受一份极右杂志采访，并且把他的言论变成铅字印在这份杂志上，这本身就是一种重要讯息，甚至比他具体说了什么更加重要。

怎样的重要讯息？外界（尤其是左派）普遍认为，马克龙此举是“右倾”的明显例证，虽然总统任期“下半场”刚刚开始，距离2022年大选还有两年半，但马克龙已经开始隐隐进入选战状态，而向极右选民喊话笼络人心，蚕食“国民联盟”的潜在票仓，则是这波“神操作”的战略目的。同时也显示出，鉴于传统左右两大政党的颓势，在马克龙眼中，下次大选很可能仍像2017年一样的格局，即由他出马对决“国民联盟”。

但平心而论，马克龙在《当代价值观》上的访谈，其实并没有太明显的逢迎示好色彩。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表态不乏锋芒，甚至有“踢场子”的架势。

例如，法国多年来的一个敏感话题是所谓“族群割据”（communautarisme），即少数族裔采取防御性、封闭性的姿态“抱团取暖”，拒绝融入社会主流，尤其拒绝承认自由平等、政教分离、男女平权的价值观，其中穆斯林群体受诟病最多（其实华裔群体同样不能幸免），这也是包括《当代价值观》杂志在内的右翼声音最着力攻击的标签，但马克龙对此明确表态称，他“会竭尽全力对抗‘族群割据’现象”，但不希望掉进“族群割据=伊斯兰教”的陷阱里。

针对近期的热点问题——穆斯林头巾，马克龙也有自己的思路。此前一位穆斯林母亲戴着头巾，陪同学生（包括其子在内）进行校外教学活动，参观勃艮第-弗朗什-孔泰大区议会，结果遭到一位极右议员的当场责难，后者要求这位母亲要么摘掉头巾、要么离开议会。现场视频传到网上后，引发全法国的一场大论战。政界不少人要求马克龙作为总统就此表态，但他一直避而不谈，在这篇访谈中才终于正面回应。

马克龙对极右议员的责难颇不以为然，认为后者是在“羞辱”这位母亲。“我（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戴着头巾、陪同自己孩子去参加校外教学活动的母亲......起码这一点还在：她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公立学校，还陪着他参加校外活动。”“他的母亲戴着头巾，这并没有妨碍到任何人，我们不能对她说‘你不受欢迎’，这样做是一个巨大错误。”

马克龙的基本思路，是将“头巾之争”放在“教育”这个更大框架下来审视。从这一点上说，他颇有19世纪后半叶法国第三共和时期政治家儒勒·费理（Jules Ferry）的格局。这位因为中法战争而下台的总理，固然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却因为奠定世俗化教育的基础、从深层解决政教分离问题而名垂法国史册。而在法国革命史大家傅勒（Francois Furet）眼中，儒勒·费理的功绩影响深远，甚至可以说直到他为止，法国革命才真正尘埃落定。

回到当下，虽然马克龙说“如果她选择（戴头巾），那这就是她的选择”，似乎是一种无原则的多元主义立场，但其实不难发现，他并不认为穆斯林头巾是一种与共和价值观完美兼容的事物，他的思路是，正如当年法国天主教势力最终退场有赖于世俗化的公立学校一样，要解决穆斯林的“族群割据”现象，最终也只能依靠法国的公立教育系统，“共和体制下的学校已经知道如何教化天主教家庭的孩子们，并且让他们进入共和体制”，那么面对伊斯兰教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与其在头巾问题上做口舌之争，不如把焦点放在如何确保穆斯林孩子进入公立学校、如何改进世俗化教育上。

因此，面对近期围绕头巾的种种纷争，马克龙颇为不屑地表示：“我们都成了两种祸患——‘族群割据’和国民联盟——的人质，这是本来应该避免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牵涉其中的缘故。”

同样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龙做出最为耐人寻味的表态：“当我们谈到头巾时，许多戴头巾的年轻女性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她们可不是刚来法国的......这是我们（社会）模式的失败，同时也和伊斯兰自身的危机交织在一起，这种危机导致了非常僵硬的‘政治伊斯兰’形式。”

这段话颇为均衡地把矛头同时指向了法国自身和伊斯兰信仰，而《当代价值观》也颇为买账地将“我们（社会）模式的失败和伊斯兰自身的危机交织在一起”，作为当期杂志的封面引语。但纵观全文，马克龙并没有继续将“伊斯兰危机”作为论述重点，否则杂志的封面引语，恐怕要长得多。

但说回来，在《当代价值观》的主场，马克龙的出击，未必能取得期待中的效果。

一方面，从形式上说，杂志并没有采用Q&A的问答体，而以自身的陈述为框架，将马克龙的言论片段嵌入其中。整个访谈宛如一篇“碎碎念”的长日记，马克龙的观点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执笔人的思维前见和叙述节奏中，很难让读者窥见原原本本的对话语境，也难以确定杂志做了多大尺度的裁剪。

另一方面，在强烈的政治爱憎之下，媒体很容易失去原本该具有的持平立场，而《当代价值观》在这方面的可信度记录并不美好。2014年该刊曾经发表一项“民意调查”结果，为萨科齐的党内选举背书，但这份语焉不详的“民调”引起很多怀疑，在各方追问之下，最后发现所谓“调查”是子虚乌有，完全是为特定候选人造势的文宣产物。

有鉴于此，虽然马克龙大胆出击，试图向右翼选民喊话、从而避免将话语权白白留给“国民联盟”，但在这样一个言论阵地上，他所期待展现的说服力，恐怕多少要打个折扣。

克里孟梭式的总统，与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

虽然思路和儒勒·费理近似，但马克龙在访谈中也丝毫不掩饰对前者最大的政敌、同时代另一位政治家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激赏，甚至在访谈中明确声称——“我是一个克里孟梭派！”

“克里孟梭派”意味着什么？对于《当代价值观》来说，这个文化密码传递出的信息恐怕并不那么友好，它意味着激进共和立场、反对教权主义、倡导政教分离、同情巴黎公社，反对殖民主义。尤其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克里孟梭创立的《震旦报》上，作家左拉针对德雷福斯事件发出振聋发聩的“我控诉”（J'accuse）。而马克龙自称“克里孟梭派”，隐含着一种与极右派从根本上划清界限的意味。

然而，道不同，未必意味着不相往来——何况克里孟梭也曾经镇压过罢工。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位“克里孟梭派”总统又颇有马基雅维利的手腕。

耐人寻味的是，马克龙的硕士一年级论文正是以马基雅维利为题目——《马基雅维利论历史中的政治事实与代表性》。当然，目前并没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位总统深受年轻时求学经历的影响、始终遵循马基雅维利的教导治国，但仅就此次接受极右媒体采访的操作来看，他的确既有狮子的一面，也有狐狸的一面。

马克龙执政之初，被诟病为“朱庇特式的总统”，意即如众神之王一般高居宝座之上，严令政府阁员不得自行其事，由他掌握最终裁决权，正仿佛如马基雅维利所言，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要安全得多。但这种“朱庇特式”的风格反过来刺激了“黄马甲”的兴起，为消除不满情绪，他改变策略，一方面公布经济利好政策、通过提振购买力来“收买”民心，另一方面发起“全国大辩论”，发表“告法国人民书”，脱掉西服、卷起衬衣袖子亲自下场参与了十余场辩论，相对成功地化解了“黄马甲”的冲击。

马克龙此番直接与极右媒体对话，并非无迹可寻。如该杂志所言，马克龙政府中的经济部长、国防部长、公共帐务部长、性别平权国务秘书、政府发言人等一干重要阁员，其实早已或是接收过该刊采访、或是在该刊发表过文章、或是参与或该刊组织的活动，总之事后看来，其实一切早有布局，而马克龙本人直接发声，只是迈出了最后一步。

剥离冠冕堂皇的说辞，马克龙“向右转”的说法或许并不为过，民调专家指出，2017年总统大选中曾经给右派共和党候选人菲永投票的选民中，27%的人在上届欧洲议会选举中转投马克龙的政党；但是，同样比例的原大选中马克龙的支持者，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转投给更加左翼的党派。流失的选民群体，需要填补和巩固。

问题在于，在普选和代议体制下，极右派对手或许可以定性为施密特意义上的政治“敌人”，但他们的选民即便受到蛊惑，却绝不是敌人，而后者手中的选票，也和满怀普世理想的左派是同等权重的，这就决定了马克龙在距离选战尚远之际，不会轻易放弃这一部分选民，而通过各种“介入”手段，来引导这部分选票的流向。

马基雅维利曾将理想的君主形容为，“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吓退豺狼。”由此观之，作为狮子，“朱庇特式总统”一度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但自己又爬了出来；作为狐狸，他认识到“客场作战”的陷阱，但在精心布局之后，下场踏平了这个陷阱。

对于一个严肃的阅读者来说，马基雅维利远不是坊间所认为的“西方厚黑学”大师。事实上存在两个马基雅维利，一个是《君主论》的，一个是《李维史论》的，二者各自面向不同的历史境遇，表面上的差异各有逻辑可循。最重要的是，深怀对共和体制之爱的《李维史论》作者，同样是一个真实的马基雅维利。正如有着狐狸般狡黠眼神的马克龙，依然是一个“克里孟梭派”一样。

从历史脉络来看，今天法国的左右之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中间派”与“极右派”之争——依稀仍可以看到法国革命之后不同思潮交织缠斗的影子：巴黎与外省、共和与威权、世俗与宗教......马克龙与《当代价值观》，各自占据着相应的光谱，或许可以看作21世纪初语境中的变形化身。

这本杂志在访谈导言结尾处颇为慷慨激昂地写道：“（读者）人人见仁见智，终有一天，历史将会做出裁判。”其情可哀，不过从长时段来看，迄今为止历史的裁判对他们并不友善。而一个具有马基雅维利式头脑的“克里孟梭派”，或许是当下乱世中“保持航向”的一个最不坏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