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9章第Ⅳ節：高爾基的絕望

高爾基致葉卡捷琳娜，1917年6月18日：

今天的示威證明了忠誠的民主力量的無能。只有“布爾什維克”在遊行。我越來越鄙視和憎恨他們了。他們是真正的俄羅斯白癡。大多數口號要求“打倒10位資產階級部長！”可實際只有八個！有好幾次爆發恐慌——真令人作嘔。女士們跳進戰神廣場和夏日花園之間的運河，穿著靴子涉水而過，撩起裙子，露出雙腿，有些人的腿渾圓肥胖，而有些人的彎彎曲曲。瘋狂還在繼續，但似乎已經開始讓人們疲憊不堪了。雖然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我歡迎即將到來的進攻，希望它至少能給這個正在變得無可救藥的、懶惰而混亂的國家帶來一些秩序。

對高爾基來說，社會主義本質上始終是一種文化理想。在他眼中，社會主義意味著建立一個以民主原則和人民的道德、精神和知識全面發展為基礎的人文主義文明。“新的政治生活”，他在四月份寫道，“要求我們有一種新的靈魂結構。”然而，在他看來，這場革命引發了一場“平民暴力和復仇的無政府主義海嘯”，有可能摧毀俄羅斯文明。正如高爾基所理解的那樣，並沒有發生“社會革命”，只是爆發了一場“動物學”的暴力和破壞。俄國革命並沒有預示一種新的文明，而是將這個國家帶到一個“野蠻混亂的新黑暗時代”的邊緣，在這個時代，復仇和仇恨的本能將戰勝人民的一切美好事物。正如他在1917年看到的那樣，民主知識份子的任務是捍衛文明，抵禦群眾的破壞性暴力。用他自己的阿諾德主義術語來說，這是一場“文化反抗無政府狀態”的鬥爭。

暴力推翻與舊文明相關的一切是二月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帝國政權的象徵被摧毀，沙皇的英雄雕像被砸碎，街道的名稱被更改。農民們破壞莊園、教堂和學校。他們燒毀圖書館，砸爛價值連城的藝術品。

許多浪漫的社會主義者將這種激進反傳統暴力視為一種“自然的”（即積極的）革命衝動，來自於一個苦難深重、仇恨滿胸的人民。例如，托洛茨基以理想主義的方式談論革命，甚至不惜煽動侵犯來喚起人格的覺醒。

那些不習慣革命及其心理的人，或者以前只在思想領域經歷過，卻不曾在物質上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東西的人，自然會以某種悲哀——如果不是厭惡的話——來看待革命事件表面上出現的無政府主義的野蠻和暴力。然而，在這種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中，甚至最消極的表現方式，比如當士兵——昨天的奴隸——突然發現自己身處頭等火車車廂裡，撕下天鵝絨面罩給自己做一件裹腳布，即使這樣一種破壞行為，也存在某種人格的覺醒。那個被壓迫、被剝削的俄羅斯農民，曾經被打過臉，受到過最卑鄙的詛咒，他也許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頭等車廂，看見了天鵝絨，而他腳上卻穿著臭烘烘的破布，他撕下天鵝絨，說他也有權利得到一塊上好的絲綢或天鵝絨。

還有許多左派知識份子從類似的角度看待暴力。有些人，比如布洛克，把摧毀舊俄羅斯的行為理想化，認為這是為了驅除它罪惡的過去，並相信從砸爛舊世界的破壞中，將創造出一個全新的、更博愛的世界，甚至可能是一個更基督教的世界。因此，布洛克在他著名的長詩《十二個》（寫於1918年1月）中，將基督描繪成赤衛隊的首領。其他一些人，如沃洛申、曼德爾斯塔姆和別裡，對革命暴力的態度則比較矛盾，一方面歡迎它，認為它是一種公正和自然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對它的野蠻殘酷表示憂心仲仲。

但是高爾基在暴力中只看到了黑暗。毫無疑問，他對革命不可避免的後果——革命的道德敗壞和人民的野蠻墮落——感到震驚。高爾基一如既往地毫不妥協，1917年和1918年期間，他在自己的報紙《新生活報》上發表了著名的專欄文章《不合時宜的思想》，直言不諱地批評暴力行為。他痛斥皇室色情作品的氾濫是“有毒的污穢”，其唯一真正的作用是激起“暴民的黑暗本能”。後來，在紅色恐怖時期，他為幾個羅曼諾夫家族的人辯護，甚至包括一位大公，認為他們是“革命可憐的替罪羊，時代狂熱的殉道者”。他對“反猶太主義的興起，工人階級的大屠殺心態”深感震驚，像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對後者寄予厚望，認為那是一種解放和道德的力量。高爾基還譴責了農民革命的破壞性行為。他認為毀壞貴族的莊園，包括圖書館和精美的藝術品，無異于對文明的攻擊。1917年3月，高爾基聽到謠言，說群眾要砸掉茲納緬斯卡亞廣場上亞歷山大三世的騎馬雕像，於是他在自己的公寓裡召開了一次由50位文化界知名人士參加的會議，會上成立了一個12人的委員會，致力於保護所有的藝術古跡和歷史建築。它通常被稱為“高爾基委員會”。

高爾基自己深愛的彼得格勒，俄羅斯西方文明的首都，在他看來，正在被這場“亞洲式革命”摧毀和褻瀆。6月14日，他寫信給在莫斯科的葉卡捷琳娜：

這裡不再是首都，而是一個糞坑。沒有人工作，街道骯髒不堪，院子裡堆滿了臭氣熏天的垃圾……事情變得如此糟糕，讓我很難過。人們越來越懶散和懦弱，我一生都在與之鬥爭的那些卑鄙和犯罪的本能，現在似乎正在摧毀俄羅斯。

20世紀的俄羅斯似乎正在回到中世紀的野蠻狀態。高爾基對私刑在城市的氾濫尤為憤怒。1917年12月，他聲稱自從舊政權垮臺以來，已經統計了一萬起即決裁判的案件。在他看來，這些暴民審判——群眾在街上審判並處決被捕的罪犯——完全否定了革命所追求的正義理想。俄羅斯人民被毆打了幾百年，現在正以一種病態的感官享受毆打自己的敵人。

看看民主是怎樣審判它的罪人的。一個小偷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基市場附近被抓。那裡的群眾把他毆打了一頓，然後進行了投票——應該用何種方式來懲罰這個小偷：淹死還是槍斃？他們決定淹死，並把這個人扔進冰冷的河水中。但他費了很大的勁才遊出來，爬到岸上；然後人群中的一個人走到他面前，開槍將他擊斃。

我們歷史上的中世紀是一個可惡的殘酷時代，但即使在那時，如果一個被法庭判處死刑的罪犯從絞索架上掉下來，他也被允許活著。

暴民審判會如何影響下一代？

一個被打得半死的小偷，由士兵帶到莫伊卡河邊淹死；他渾身是血，臉被打得粉碎，一隻眼睛被挖出來。一群孩子跟著他；後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從莫伊卡河回來，跳上跳下，高興地喊道：“他們把他沉下去，他們把他淹死了！”

這些是我們的孩子，我們未來生活的建設者。他們將會以為，一個生命竟如此廉價，但人——我們不該忘記這一點！——是大自然最美好、最寶貴的創造。

高爾基的悲觀主義當然是一個極端厭惡各種暴力形式的文人觀點。他對這場革命的評判，並不是根據革命本身，而是從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他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和道德理想的角度。在二月革命一周年紀念活動上，他發表了一篇前所未有的、潑辣鋒利的演講，清楚地表明這一點：

革命只有在人民創造力量崛起成為一種自然而有力的表達時，才成其為一場革命。然而，如果革命僅僅釋放人民在奴役和壓迫中積累的本能，那麼它就不是革命，而只是一場充滿惡意和仇恨的暴亂，它不會改變我們的生活，只能導致痛苦和邪惡。我們真的可以說，俄國革命一年後，人民從舊員警國家的暴力和壓迫中解放出來，變得更美好、更善良、更聰明、更誠實了嗎？不，沒有人可以這樣說。我們仍然像在君主制下一樣生活，有著同樣的習俗、同樣的偏見、同樣的愚蠢和骯髒。舊政權灌輸給我們的貪婪和惡意仍然存在我們心中。人們仍然在相互搶劫和欺騙，就像他們一直以來相互搶劫和欺騙那樣。新官僚和舊官僚一樣收受賄賂，他們對待人民甚至更加粗暴和輕蔑……俄羅斯人民贏得了自由，但在目前情況下，人們無法用自由來追求自己的利益，只能用自由來傷害自己或傷害他人，我們有可能失去幾個世紀以來為之奮鬥的一切。革命正在摧毀其祖先一切偉大的成就；國家、土地、工業、交通、通訊和城鎮的財富，正一天天地灰飛煙滅。

在高爾基勇敢反對暴力革命的立場中，有許多值得欽佩的地方。他那絕望的呐喊是一個孤獨的聲音——這使它顯得更加崇高和悲壯。就左派而言，他的《不合時宜的思想》是異端邪說，是“政治不正確”，因為人們普遍認為暴力和破壞是自然的，甚至為革命更廣泛的目標所認可的；然而，高爾基與布爾什維克的接觸使他也同樣不受右派待見。他自己在《新生活報》周圍的圈子與其說是一個政治派別，不如說是一群心懷不滿的馬克思主義者鬆散聯合的組織，他們沒有自己認為可以加入的政黨。“我應該組建自己的政黨，”3月19日，高爾基寫信給葉卡捷琳娜說，“但我不知道怎麼稱呼它。這個党只有一個成員，那就是我。”

然而，正如高爾基自己所承認的，他的立場充滿了只有知識份子才能承受的偏見和矛盾。他對革命群眾的暴力行為做出了全面的道德和文化批判，卻從未試圖從歷史或社會背景來理解這種暴力行為。例如，他在關於暴民審判的許多著作中，從未考慮過這樣一個簡單的社會事實：在充滿犯罪和暴力的城市裡，在沒有員警維護法律的情況下，這些街頭司法行為已經成為普通公民保護自己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唯一途徑。高爾基並不真正瞭解這個問題；他只是從道德的角度來判斷。

高爾基的文化偏見在解釋這場暴力的起源時表現得最為明顯。當然，他認為有必要將其置於沙皇政權遺產的背景下：

俄羅斯人民過去的生活條件——都是些絕對無法無天、殘無人道、卑鄙無恥和窮凶極惡的——既不能培養他們對個體的尊重，也不能培養他們對公民權利的認識，更不能培養他們的正義感。人們必須感到驚奇的是，在所有這些條件下，人民仍然在自己身上保留了相當多的人類情感和一定程度的常識。

高爾基是指出革命的野蠻性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野蠻性的第一人。他向羅曼·羅蘭解釋說，戰壕裡的血腥屠殺和後方的艱苦生活使人們變得兇殘暴戾，使他們面對同胞的苦難變得更加麻木不仁。他堅持認為，人們已經養成了暴力的嗜好，很少有人對“二月革命”中的殺戮感到震驚。在革命爆發中，文明行為的不成文規則已經被遺忘殆盡，文明薄薄的外衣被剝去了。

然而，高爾基總是更傾向於從俄羅斯民族性格的角度，而不是從發生的背景來解釋這種暴力。他在1922年寫道：“俄羅斯革命的悲劇已經並且正在上演的環境，是一個半野蠻人的環境。我以俄羅斯人民異常的殘酷性來解釋革命的殘酷性。”他從來沒有停下來思考過，所有社會革命本質上都是暴力的。在這裡，高爾基的觀點受到他狂熱的西方式同情心的影響。他相信，人類一切進步和文明都來自西方，而一切野蠻都來自東方。在社會、歷史和地理上，俄羅斯被夾在歐洲和亞洲之間。彼得大帝的國家傳統和俄羅斯知識份子都受到了西化的影響；農民階級受到了亞洲的影響；而工人階級則介於兩者之間，他們既來自農民階級，但又能夠在知識份子的指導下成為文明人。高爾基在1917年意識到，俄國革命本質上來自農民的深處，是一種東方化的野蠻力量。他並不像李沃夫那樣，對樸實的俄羅斯人民的善良和智慧抱有幻想。“我正在變成一個悲觀主義者，而且似乎是一個厭世者，”3月中旬，他寫信給葉卡捷琳娜說，“在我看來，俄羅斯絕大多數人既邪惡又愚蠢，就像豬一樣。”

在高爾基看來，俄國農民的“野蠻本能”——他對此深惡痛絕——是革命暴力的罪魁禍首。高爾基經常說，農民唯一的願望就是對他們以前的主人以及所有富有的和有特權的上層人士進行殘酷的報復，在這些人中，他們把自己擁戴的領袖算作知識份子。和許多孟什維克一樣，高爾基將城市中大部分革命暴力——暴民審判、無政府主義搶劫和“驅除”工廠老闆——歸咎于戰爭期間突然湧入城市的非熟練農民工。就好像他拒絕相信工人階級——像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一樣，高爾基認為工人階級是文化進步的力量——可能會像農民或流氓一樣行事。然而，高爾基經常表達自己深切的思慮，即工人階級的城市文化正在“農民群眾中消解”，學校和工業的世界正在被鄉村的野蠻習俗所淹沒。

高爾基指責布爾什維克對此負有很大責任。在他看來，列寧的《四月提綱》過早地呼籲進行一場新的革命，而在俄國落後的情況下，這勢必會使革命淪為農民階級的人質。正如他在1924年寫道：

我認為，《四月提綱》把一小批受過政治教育的工人，以及真正的革命知識份子犧牲在俄國農民面前。俄國唯一活躍的力量將像一小撮鹽一樣被扔進村莊的平坦沼澤裡，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不會改變這個國家的精神、生活和歷史。

在高爾基看來，布爾什維克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犧牲了社會主義知識份子的文化理想。布爾什維克煽動階級仇恨，鼓勵“虛無主義的群眾”摧毀一切舊制度，這是有罪的。

4月20日至5月1日的示威遊行期間，涅瓦大街發生了暴力衝突，許多人將其歸咎於布爾什維克，這使高爾基產生了深深的反感。他在第23期《不合時宜的思想》中寫道：

我們年輕而自由的羽翼上沾滿了無辜的鮮血。謀殺和暴力是專制主義的證據……我們必須明白，自由和正義最可怕的敵人就在我們心中；那是我們的愚蠢，我們的殘忍，以及所有那些混亂而黑暗的無政府主義情緒……我們有能力理解這一點嗎？如果我們沒有能力，如果我們不能避免對人最明目張膽地使用武力，那麼我們就沒有自由……有沒有可能，我們對過去卑鄙的記憶，對我們成百上千人如何在街上被槍殺的記憶，已經在我們身上植入了劊子手對暴力死亡的麻木？那些試圖用子彈、刺刀或拳頭來證明什麼的人，我找不到足夠嚴厲的語言來責備他們。難道這些不就是……使我們淪為可恥的奴隸的手段嗎？現在，我們已經從外部的奴隸制中解放出來，但我們仍然生活在奴隸感情的支配之下。

布爾什維克在6月10日流產的示威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激怒了他。6月14日，他寫信給葉卡捷琳娜：

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身體上，我還能堅持下去。但我的焦慮與日俱增，我認為列寧瘋狂的政治主張將很快把我們引向內戰。他是完全孤立的，但他的口號在沒有受過教育的廣大工人和一些士兵中很受歡迎。

在高爾基看來，布爾什維克的激進口號所激起的“平民憤怒”，在像俄國這樣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裡，很容易墮落成破壞和混亂的力量，因為那裡大多數的人民是“無知和卑賤的”。用布爾什維克自己的口號來說，對布爾喬亞的仇恨很快就會讓位於一場毫無意義的大屠殺，一場報復性的階級戰爭，一場“對掠奪者的掠奪”。對民主黨派的不信任，同樣是由布爾什維克鼓吹的，很快就會成為對知識份子及其人道主義價值觀的全面否定。

在某種意義上，令高爾基在1917年絕望的不僅僅是布爾什維克，而是所有政黨。“政治，”他在4月20日寫道，“是社會的仇恨、邪惡的猜忌、無恥的讕言、病態的野心和踐踏個人的溫床。所謂人性中任何不好的一面，恰恰是在政治鬥爭的土壤中發展起來的。”他的呐喊是基於這樣一個信念：知識份子（他把政黨也包括在內）的角色是捍衛啟蒙運動的道德和文化價值，抵禦群眾的破壞性暴力。它的使命是維護革命作為一個建設性和創造性的國家文明進程。在這方面，高爾基正在向自由主義者和蘇維埃領導人的觀點靠攏，後者也同樣關注日益增長的無政府主義浪潮。和他們一樣，到春季和初夏，高爾基越來越傾向於將前線的新攻勢視為一種激勵和懲戒力量。因為，正如他在6月18日所說，“雖然我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我歡迎即將到來的攻勢，希望它至少能給國家帶來一些秩序。”他將大錯特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