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族主义与左翼运动的传统与未来

这篇文章是我与一位Z姓同学一周前交流的整理，主要体现了我对目前流行的左翼运动的思考，其中很多观点和对问题的回应非常有价值。当然，这些观点是理论的、不一定是成熟的，但如果能基于此进行更多的总结，那便十分有益。

一、民族主义与庸俗化

我们的讨论是从近期的中美关系，从中国不断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美国的政治形势开始的。首先是对中国社交媒体上日益兴起的“观视频”“观察者网”这些自媒体的批判。Z同学认为自媒体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目的有可能是通过扩大矛盾的方式转移矛盾，也有可能是为了恰饭，同时也迎合了民众的需求。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不仅仅是中国近些年强国叙事的结果，也是美国大选前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话术和竞选策略。由于两国间并不存在完全正义的一方，所以我认为两国外交冲突的层层升温是两国政府刻意创造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冲突的必然结果。我感慨在这种国际局势下，自由主义者无疑是最难生存的，就像间战时期的马克思革命主义者，在共产主义政权被斯大林迫害，在法西斯政权被希特勒监禁，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受待见，不仅仅很难与人客观理性、互相尊重地交流，而且很难保持思考的独立性。

接着，Z同学认为，国内的一些“左派”和自媒体喜欢通过贩卖民族主义情绪来获得关注，这实际上使得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了国内情绪的反作用，从而不能灵活地展开。普通的合理的文化输出，像中国驻美使馆在传统节日经常举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也会被认为是官方的、民族主义的而被美国政府打压。此外，美国的左翼运动时常纠结于特朗普是个怎样的弱智，没有深入的去检讨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种反智的、民粹的思潮，而像BLM这种社会运动的好处就是能够带给美国左翼一些新的思考（这里我不是很理解Z同学所指的“思考”具体指向何物）。

Z同学的观点其实大有可谈之处：

首先是关于文化输出，我的观点有二：我不认为这种通过大使馆、孔子学院进行的文化输出能够增强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我也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想要真正地进行文化输出。文化输出是要通过每一个个体进行文化表达来实现的，因为文化本源是人民，任何我们引以为傲的文化传统都是人民的创造物。政府的文化表达带有的政治目的性使得文化本身所保留的价值观被扭曲了，而官僚制度下的文化传播本身十分脆弱，因为政府机构既不是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是文化的承载体。也就是说，只要有防火墙的存在，中国的文化输出就一定不可能实现。那么没有了个体的文化输出，外国对中国的很多误解其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中共而言，文化输出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像《1984》所描述的，文化可以被扭曲、被缩减，也可以重新组合、被创造，而目的总是服务于权力本身的。近些年中央对文化管控、言论审查的加剧恰如其分地说明了中国环境下文化的政治意义。那么文化输出究竟有多重要呢？21世纪是多元文化的世纪，而缺少了每一个个体的文化输出的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衰弱，无疑是闭关锁国的，无疑预示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长久衰落。

其次是关于中国的“左派”。中国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本源是扭曲的。十四大说，“我们要警惕右，但也要防止左。”这种政治立场是官定的、是去政治化的，其内涵的狭隘完全不能满足群众政治表达的需要。而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图谱毫无疑问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催生出的不同社团、党派的产物，是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的。尽管这种扭曲在中国的集中体制下丧失了政治意义，但其保留了一定的学术意义。左派的思想家诸如王绍光、温铁军等人强调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特殊性，反对西方的文化殖民与霸权，希望强化政府权力，通过财政的重新分配走一条相对平均主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右派的思想家诸如秦晖则认同自由主义，倡导民主化与个人权利，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发展市场经济。可以说，左派是“中国经验”，而右派是“国际经验”；作为政治思想，他们对中国之后的发展都大有可借鉴之处。但可惜的是，本就缺乏了群众性质的政治参与的左派与右派的学术价值在民族主义的政治宣传下也在不断的退化，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庸俗化倾向；他们本身对于中国发展的学术价值成为了服务于中美冲突下的民族主义的附属品；他们丧失了学术性，被动地沦为了国家关系的二流产物。就像一位党媒喉舌在昨天所言，“当下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时代使命就是要帮着这个国家和民族抵御并最终瓦解美国的战略压力。”这无疑是可悲的。

当然，民族主义对左派与右派的影响又并不相同。中国的左派本身具有民族主义的属性，但这种民族主义只是前提，而他们的政治目标则是通过一种符合中国社会环境的道路，改善中国国民的生活环境。而在当今环境下，群体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又裹挟着左派，从一种前提上升到了决定地位。中共政权的稳固与延续毫无疑问变成了目的，中国国民的发展则让位于国家霸权的实现，而这种实现国家霸权的政治目标需要有新的方法论来实践。从此，原本极具学术价值的左派在群体性的庸俗化中沦为了政治统治的工具，其方法论也从此具有了民族仇恨与斗争的特色。一种在互联网上流行的方法论“入关学”深信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并认为中国只有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称为世界新的规则制定者，才能获得相应的国际地位，实现民族复兴，即为“入关”。这种理论在之后的发展中不断与中国社会中的竞争性“内卷”相结合，认为中国积极打破国际封锁，做大蛋糕，才能彻底地改善中国国民的生活环境。这种理论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式的思考，颠倒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同时转移了矛盾：剥削中国人民的不是地球另一边的中产阶级，而是眼前的人民富豪；拖欠工资、实行996的也不是特斯拉和亚马逊，而是辽宁通钢和深圳佳士。民族主义将人从目的变成了手段，变成了国家发展的政治工具，而缺乏个人权利、法治和民主制度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人与社会最纯粹的异化。这些所谓的民族主义者需要明白的是，批判另一个国家，不仅不会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反而会让中国的环境更具有压迫性和竞争性。近些年政治氛围的变化，毫无疑问的体现了这一点。

在民族主义的裹挟下，中国右派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学术价值不仅被庸俗化，而且被打压，呈现出四种不同的表现模式。第一种我称之为“抖机灵”，即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一些对中国现状的反讽，既没有建设性也没有学术性，仅仅是满足了自我言论表达和反抗的需求。第二种是“加速主义”，即不破不立，通过让局势更坏来获得更多改变的可能性；这一种即使具备了一定的建设性，其方法的可行性十分令人怀疑，更何况不够人道。第三种则是右派不愿自我庸俗，也不愿意为政权说话，从而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噤若寒蝉。第四种则是对局势的激进反叛，但这种个人精神的实现在言论高压和体制化的环境中，起到的作用无疑是非常有限的。

当然，就像Z同学指出的，这种庸俗化倾向是政治社会中非常普遍的现象。那我认为，这种庸俗化在不同社会形态下，其缘由和结果都不尽相同。在美国，左翼建设性的意见也通常被情绪化的、具有煽动性的言论所掩盖，但由于美国具有政治参与，所以这种社会情绪更容易变成社会政策落到实处，从而更具有政治意义。与中国去政治化、维护体制的目的不同，美国左右两翼的情绪性表达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服务于政党选举与政策推动的价值理性。正是因为如此，这种情绪虽然更具政治性，更容易成为社会政策，反而更不容易群体反噬，更不容易造成煽动性的，砸日系车这样的非理性的行为。

二、“白左”与政治正确

“白左”和政治正确不仅成为了美国文化的主流与社会运动的推动力，而且不断重塑着左翼的传统与发展路线。在与Z同学的交流中，我阐述了我对“白左”与政治正确的思考：

我最近读了一些有关左翼的书，对这种很有左翼渊源的政治理念与价值观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首先这两者几个很明显的功用，是防止二十世纪那些泯灭人性的法西斯和极权政权重演（这本身在左翼的历史中就已经具有相当的意义了），让人们享有免受恐惧的自由（这同样在左派中具有意义，因为面对恐惧人无法自由的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重要的理念），同时揭下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虚伪的面孔（这里的官僚主义者并不只是美国的保守派，也包括制度化的社会主义，比如德国社民党）。就这三点而言，我觉得政治意义的社会意义就已经很大了。这是我思考的第一个点，也是出发点。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是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都不可能达到彻底的同步与完全的和谐，其中的必然倾向是暴力化，而左翼内部也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关于是否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的讨论。但针对运动程度的批评不能否定运动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也非常暴力，但正是这些暴力赋予了社会运动反抗体制、反抗不公的社会内涵。法国大革命也非常暴力，但人民宁可流血也要推翻君主政体，足以见得社会矛盾的激烈与人民对民主政治的渴望。一个人可能觉得瑞典少女啥都不懂就去上联合国将气候变化，也可能觉得BLM中太过暴力，但这些价值判断既不能否定这些社会问题的现实性，也不能否定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如果你针对一场运动中的一个行为就否定整场运动的价值，那么你不需要接着看接下来的内容。

那么由这种思考说开去，为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中国人对于政治正确十分纠结呢？一个最主要的观点是认为政治正确服务于少数（被压迫的）人，却使得大多数人失去了相当的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这样是对大多数人不公平。这种观念非常常见，很多人支持特朗普，正是因为特朗普在国内被塑造成了一个反对白左的英雄形象，而我接下来的思考的目的就是去反驳这种常见的观点。

那么回到上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诉诸“言论自由”的批判呢？我认为，“言论自由”这一批判只在一个客观中立的条件下（可能）成立，但无法对左翼的核心理论和思想进行有效的攻击。一句话就是，左翼根本不关心你说的言论自由，因为左翼政治理想中的自由，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渊源的“人的自由”，一种免于压迫、免于剥削的自由，一种发挥创造力、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一种从社会平等中创造出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左翼眼里，是远远超越资产阶级创造出来的这些、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阶层的文化的、主要包括言论、私有制、财产权、安全等等的自由。就像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演》指出的那样，这些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下的“普世价值”无疑是并不普世的，无疑是可以被批判的，无疑是有局限性的。在左翼的方法论里，没有什么是普世的，社会不仅是运动的更是进步的，进步的方向是批判的方向，否定的方向就是继承的方向，而一个新的更美好的社会的可能性只会在旧的社会中孕育。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留给左翼最具有价值的武器就是批判，而“政治正确”和其他诸如“先锋队”“社群主义”的概念一样，无疑是从旧社会中建立，并在批判中产生的。也就是说，除非一个人否认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诸多矛盾，或者否认“政治正确”是一种“批判的武器”，亦或者否认“政治正确”的可行性，不然仅仅强调“言论自由”的普世性，无疑是以一种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来看待现代社会中的广泛的矛盾，无疑是退步。那么“政治正确”是怎么产生的，它具有什么样的左翼渊源呢？它具体而言怎样实现左翼的政治理想呢？

谈到“政治正确”的左翼渊源，就不得不谈到20世纪初以来的革命史与批判史，以瞥左翼在近一百年的思想演变。两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陆左翼运动的彻底失败。列宁、罗莎·卢森堡领导的工人运动不仅面临着军方与右翼保守主义者的巨大压力，也难以赢得来自于不同阶层的革命支持。列宁与斯大林统治下苏联更是创造出了新的权力阶层，最终成为恐怖的极权统治。而伯恩施坦等人开创的社会民主主义既背叛了工人阶层，也镇压了工人运动，同时更是无力抵抗极右翼法西斯主义的高压政治。二战后的福利国家政策与其归功于官僚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如说是工会与凯恩斯主义互相成就的结果，其目的更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而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我修复。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思潮引领左翼运动。这些新左翼在欧陆则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中继续汲取革命精神，而在美国则逐渐本土化，成为了民权运动的理论武器而振聋发聩。这些思潮毫无疑问都是建立在对之前阶级斗争和社会运动的批判上的，其中我认为葛兰西和托洛茨基的批判最有借鉴价值。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仅仅通过经济分析去认定资本主义终将迎来危机是不充足的。他认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模式，也在生产过程中创立了广泛的文化与精神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资本主义文化精神的破产，而无产阶级不能创造出自己的文化，那么在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中，这种文化的真空一定会产生暴力和恐惧，并产生对革命和无产阶级的抵触情绪。在历史上，正是这种恐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商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倒向了法西斯主义。基于这种批判，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在运动中要创立出属于自己的“文化霸权”并得到广泛地传播与认同，才能够推动革命理想的实现。就当下而言，广泛传播的“政治正确”就是这种“文化霸权”的最佳注脚，而这可以说是左翼在院校系统和民主议会中苦心孤诣几十年以来的最高成就。所以我们看见，在BLM或MeToo运动中，对于被压迫群体的支持使来自于各个阶层的。第二种批判来自于托洛斯基。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认为社会主义最有可能在全球一起实现，而这来源于对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反思。比如马克思就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是因为没有创造出同样的“伦敦公社”“马德里公社”，没有达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托洛斯基在对苏联的批判中，将斯大林夺权比作一场热月政变，认为是苏联革命面临的国际压力和国际共产力量支援的缺乏，使得苏联在列宁之后逐渐转向官僚制、一国社会主义。这种批判留下来的价值是一种左翼思潮不仅仅要通过葛兰西所谓的“文化霸权”跨域阶级的实现，更要跨域民族、跨域国家的实现。尽管各国社会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非常不平衡，但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是广泛存在于各种社会中的。这就是左翼运动的第二大成果：BLM在全球范围的黑人群体中都赢得了支持，而MeToo哪怕是在政治相当保守的中国都有不错的关注度。这样广泛的规模在一百年前的阶级斗争中的革命家眼里是难以想象的。

一百多年来，左翼关注度从多数群体（working class）到少数群体（LGBTQ，black community，social minority...）的转变、从阶级政治到身份政治的转变都可以体现出左翼在新时代的现实关注和理论的发展。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工人的地位不断提高，在很多国家获得了工会和法律的保护，很多工人也逐渐转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不再具有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恶劣环境了。尽管工人运动仍然是左翼的重要命题，但新的社会矛盾中变成了对race, ethnicity, gender, age, sexual orientation...的多元化关注。尽管一个狭义的、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逐渐被社会大流抛弃，但一个广义的、一个基于人文主义的马克思则成为了21世纪左翼运动的领路人。左翼运动要创造一个没有压迫与剥削的、更加平等的、人能够自由发展的社会，而政治正确的思想理念伴随着BLM和MeToo跨越阶层、跨越民族、跨越国境的实现，就是实现这种政治理想的一大步。

三、政治正确与左翼运动的未来

就像上一部分所说，政治正确创造了左翼独有的政治生态与社会文化。尽管在很多中文互联网上的讨论中，政治正确因为受到保守派的污名与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遭到厌恶，但这丝毫不会影响左翼意识形态的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接受。同时，政治正确所创造的历史条件毫无疑问会串联民主党建制派、马克思主义者、民权活动家、NGO与无政府主义者等广大左翼在之后的十余年重塑美国社会。这些历史条件包括：

1. 院校系统的教学垄断。经过数十年的耕耘，政治正确的话语几乎已经垄断了美国大小院校的教学系统；在学院派中，左的文化从一种特殊的价值逐渐变成了理性工具。如今工人阶级的革命倾向已不如前，学生是最激进的、最理想主义的、最容易通过实践影响社会风潮的群体。通过学院不断再生产的左翼青年不仅团结一致，而且更会激进地希冀社会变革，而右派似乎无力改变这历史的进程。

2. 基本盘的扩大。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实质上是在打压民主党的票仓，但其政策与话术的失败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反而为左翼提供了可靠的抨击对象。新进入美国的少数族裔成为了民主党稳定的支持者，而对于这些人权利与生活状况的关注也将不断填充政治正确的范畴，产生新的理论思想，为左翼运动添砖加瓦。

3. 美国大选。2020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的胜利不仅仅代表着左翼文化的胜利或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失败，更预示着文化思潮的碰撞将代替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与对抗；对现代性反思将重塑资本主义社会，引领全球走向一个新的、属于左翼的时代。

但这些颇为理想化的表达下，一些对政治正确与左翼文化的合理批判则是现实且必要的：

1. （Z同学）政治正确的话语与行为需要如何规范？

政治正确本身不应打压任何评论与批判，因为政治正确本身也是建立在批判之上；社会运动尽管具有煽动与暴力，但也不应该与广泛的公民权利相对立。情绪化的政治正确具有庸俗化倾向，既无法解决问题又加剧现有矛盾。政治正确的规范化不仅仅需要从法律进行界定，左翼也应当从BLM等运动中进行深刻的反思。

2. （Z同学）左翼批判学与价值观如何进一步扩展到全民理性以防止潜在的社会矛盾与二元化割裂？

在对人的价值上，Black Lives Matter不应该与All Lives Matter相对立，旨在保护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也不应该牺牲其他学生追求人生理想的权利，特朗普任期中20年最低的失业率和反菲利普斯曲线的低通胀带来的行业景气也不应该与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潜在的种族矛盾相对立。如果左翼的批判学中只有对立而不能统一，价值理性无法发展成工具理性，美国的社会对左翼的不同认同将会带来进一步撕裂。

3. 广泛的左翼文化如何适应美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

左翼从一种文化价值到社会政策中势必将与美国的政治文化产生各种争议。宪法的神圣性、三权分立、对资本主义价值的认同（言论自由、公民权利、财产权等等）、选举制度产生的政策不延续性、政治分肥、财团政治等都可能会使左翼文化碰壁。政治妥协可能会重蹈官僚化的覆辙，而一昧的坚持不仅不利于政策的延续，也更不利于左翼思想的普及。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调解矛盾都很有可能引起左翼内部的分化乃至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