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誰在助推洪憲帝制？—— 袁世凱稱帝背後的六股張力

第一方，老大袁世凱。政治理念本就是君主立憲。在坐穩了民國大總統的席位後，四顧無人心茫然，既對革命黨的無法無天深惡痛絕，更架不住內心的渴求與宵小的起哄，終於起了帝制的意念。

第二方，大公子袁克定。克定落魄後，人才清醒過來，而且晚年很有操守，但是年輕時候犯昏——雖然說理念上我不認為帝制有什麼不好，但是不理解中國人民的"猴性"（不知國體與政體的區別，聽見皇帝就跳腳，聽見共和就狂喜）而胡亂走子，就算臭棋了。

第三方，袁身邊的新寵們。水漲船高，隨著袁世凱位置的高昇，手下老兄弟們，也都一步一步高昇。中國傳統社會下，這種高昇只會影響他們的親密關係。中國的宮廷悲劇，子弒父、妻鴆夫的，何況江湖兄弟？隨著段祺瑞等老兄老弟與袁世凱之間隔閡的加深，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一些新寵了，他們是內務總長朱啓鈐、稅務督辦梁士詒、奉天軍務段芝貴、農商總長周自齊、參政張鎮芳、軍政執法處處長雷震宗、拱衛軍軍需長袁乃寬等（人稱「帝制七凶」，與籌安六君子被人並稱為「十三太保」）。也不知互相之間是怎麼博弈的，是老大的意思新寵們猜著了，還是新寵們的慫恿得了老大的歡心。反正他們互相綁架著上了。

第四方，籌安六君子外加一位洋君子。相形之下，我更願意相信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籌安「六君子」是出於自身的政治理念而行事的。

楊度的代表作是《君憲救國論》，中心意思是：中國國民好名而不務實，辛亥之後，必欲逼成共和，反而耽誤中國的救亡之策；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後國中競爭大總統之戰亂，必致數年一次；共和政治，必須多數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識；君主乍去，中央威信遠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中國即使共和，也必得以專制精神才能治也；人民雖愚，但民權方面，寧可少與，不可欺民，咱得真立憲。［1］

孫毓筠、李燮和、胡瑛三人原都是同盟會的骨幹，乾著乾著，估計發現革命不地道了，遂轉為帝制的擁護者。

劉師培，國學泰斗，與章炳麟齊名。這種人參與帝制，更與道德無關，與政治理念倒很相關。

嚴復，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他學貫中西，一代啓蒙大師，民國第一任北大校長，終身反對革命共和。武昌起義後他給莫理循寫信曰：「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於有一個像美利堅共和國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國人民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30年的變異和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於建立共和國。」［2］

不得不承認，嚴復這30年都說得太少了。史者喜歡說嚴復晚年消極保守，不知是國人性子太急，把革命搞成了傳銷，想一夜跑進共和，結果人仰馬翻損失慘重。相形之下嚴復一直是嚴復。他的政治理念原先是洋務維新，後來是君主立憲。這種穩健實在，既不討好革命黨，又不討好革命黨忽悠之下的民眾。當然，沒有革命黨忽悠，民眾也不喜歡嚴復，義和團把嚴復當特大漢奸，必欲殺之而後快，就是最好的明證。

六君子之外，還有一位洋君子，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美國政治學會創議人、中國外交與國際法方面的大才子顧維鈞的博導、袁總統府的憲法顧問、美國古德諾。他的《共和與君主論》成為袁世凱走向帝制的理論支撐。其實他是個稱職的法學顧問（袁世凱的另一個法學顧問是日本的有賀長雄，他比古德諾性情勇猛，不但跑到日本給袁活動帝制，甚至自稱袁的外臣）。基於共和政體中三權分立的平衡，他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及後來的《天壇憲法草案》都是持反對態度的。他認為，兩個憲法都採用法式內閣制，根本不適合中國。中國是個大國，亂源甚多，所以中央行政權應該強勁有力。更鑒於國會中黨派偏見太深，導致國會一權獨大，所謂的三權平衡，特別是行政權被壓成個橡皮圖章，很讓古德諾不以為然。［3］

第五方，別有用心的外國勢力。按唐在禮的說法，日本公使日置益、袁世凱的日本顧問阪西利八郎和有賀長雄、美國公使芮恩施、袁世凱的美國顧問古德諾、德國公使穆默等，「他們對袁的帝制自為都不僅慫恿推動，而且催促得很厲害」。唐在禮說：「就我所知，當時外國使節沒有一個對袁稱帝表示不贊稱的。確實難怪當時袁世凱認為世界列強都在支持他這件事」。但是最後外國列強全都翻了臉，這讓袁和他的親信們很意外，唐在禮說：「我對當時各國使節的前後言行異致，多年以來一直是個悶葫蘆，解放後經過學習，對於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面目有所認識，才不覺有什麼稀奇。」［4］

其實，唐在禮還是眉毛鬍子一把抓了。事實不是那麼簡單，以英美論，英國公使朱爾典在歐戰爆發前與袁世凱密談，他與美國公使都支持中國實行君主立憲，但他的條件是，若中國無內亂，才可行之。以德國論，正如唐在禮所言，「袁世凱羨慕日本明治的勵精圖治，更羨慕稱霸全歐的德皇威廉第二的強權政策和俾斯麥的鐵血主義」， ［5］加之德國公使們與老袁小袁父子兩個的交情——穆默從袁世凱直督時，就是袁家父子兩個的好友了；1913年克定騎馬傷足後，新任德使雷克斯力勸克定到德國療傷，療傷時穆默陪在身旁，克定大開眼界，親眼看到了德國的強大。

按照克定侄兒袁家賓的回憶，他大爺克定還跟德皇親密接觸過：「大伯父抵柏林後，即持我祖父袁世凱親函，在謁見時面交德皇威廉二世，德皇親自設宴款待於偏殿，密談多時。我大伯父向德皇力陳中國非君主立憲不能圖強，深得威廉同情與贊稱。威廉把從前攝政王載灃來訪時，對載灃所說的強幹弱枝的理論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6］不消說，這一切都會導致袁家父子對德國體制的膜拜。

我覺得，譴責克定皇太子之癮的同時，也不應忽略，他也應該有政治理念的，那就是日德這些帝國主義陣營里的後起之秀的崛起之術。我覺得，德國先後影響了中國兩個人物——大清攝政王載灃和民國大公子袁克定，借以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路徑。大清的攝政王載灃因義和團運動中德國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殺一事，赴德國道歉謝罪，接受了德皇威廉二世胞弟亨利親王的贈言，待做了攝政王之後，最猛的動作就是效法德國，把軍權收歸皇族子弟之手，被大家視為倒行逆施；民國的大公子袁克定去德國瞧了瞧病，同樣受了德國的影響，不但和父親合作往回收兵權，還夢想著回歸帝制，讓中國像德國那樣，進入世界前四強、前八強什麼的，被中國的輿論罵個狗血噴頭。

兩個人的模仿都很失敗，什麼原因呢？時不利兮騅不逝。對載灃來講，八旗子弟打江山的時候，軍權就在他們手中，幾百年的承平後，早不玩軍事了，往回收，也玩不好不是？克定父子呢，欲速則不達，跑步進入帝制，特別是旁邊還臥了個真正心懷鬼胎的小日本。按我的看法，希望中國一亂再亂的，只有一個國家，那就是日本。辛亥革命時，日本居然三次動了出兵的心思，想幫清政府鎮壓革命，實在不好意思才罷的手。後來承認了袁世凱的民國政府，但卻反對中國共和，認為中國人民根本不適合這玩藝兒，而應效法日本君主立憲。

1985年袁世凱總統府的秘書朱寶仁見到了袁的孫子袁家賓，把他寫的當年克定借國際對中國帝制的態度而製造的輿論原文，讓家賓抄錄下來留存。他跟家賓說：早在1912年，日本公使日置益就聯合英國公使朱爾典密電袁世凱：「英國、日本兩國政府願與中國聯盟，但英日兩國均為君主制，而中國尚系民主，聯盟恐不能長期鞏固。聯盟後願幫助中國建立強有力之政府（暗指君主）」。還有，當時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在東京報紙上發表談話曰：「有日本為君主國體，中國若行帝制，則與日本為同一國體，日本當然樂為贊助，且袁氏事實上已總攬中國之統治權，改行帝制尤與事實相合。」［7］還說：「在中國實行君主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此時能做君主的，除袁世凱外別無他人。政體問題只要對日本沒有利害關係，就不想干涉。」［8］

問題是日本支持袁世凱帝制，也僅僅是表面上的或者說故意的。日本的政治與思潮一直是複雜多流易變的，對於中國的政策也是多重博弈中，有人想真正中日親善，共抗白種人；有人唯恐中國不夠亂，表面支持袁世凱稱帝，背後又支持革命黨、宗社黨騷亂，用西原龜三的話來講，日本很有這種「專以在中國政界製造混亂為己任的人物」 ［9］——軍方人士分析說，袁世凱一旦稱帝，「必將由於不滿和嫉妒，而引起國內不穩，加以財政日益枯竭，袁氏將備受窘困，在其陷於困境的情況下，就會傾向東方，更加仰我鼻息，聽命於我日本帝國。」還說：「有人說袁世凱是絕世的名將、奸雄，工於心計，在日本尚無一人有辦法操縱他，想給予幫助，使之信賴於我，結果反被其所利用。或許如此。然此系其處於順境時的情況，在其作為中國的統治者，當陷於內憂外患的逆境時，日本利用手段，使其不得已而聽命於我，相信此也並非難事」。 ［10］

孫中山的好哥們兒、日本黑龍會頭頭內田良平給大隈首相提供意見說：日本對中國帝制問題不應提出任何官方意見，讓袁去實行帝制，但不承認他，等中國政局混亂並日益擴大時，就打倒他。袁擅長「利用外交威嚇國民，以謀統一」，「這是袁政府對外政策的秘訣，我們的對華政策，其先決問題是除掉袁世凱，否則日中聯合終歸無望」。 ［11］

所以日本方面的實際情形一直是，一方面有人慫恿袁世凱稱帝，另一方面又有人慫恿革命黨反對袁世凱稱帝，左右互搏，搏得中國政局始終搖晃中。它一直認為，蒙古族與滿族何德何能？他們都可以入主中原，我大和民族憑啥就不能？而日本庇護下的革命黨，更巴不得袁稱帝呢，袁一稱帝，正好乘機傾而覆之。［12］結果袁家父子真的跌進人家挖好的坑里了，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

第六方，商民百姓。民間百姓受不了共和之亂。溥儀的家庭教師莊士敦說：「共和制取代帝制顯然是不符合民心的。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由於皇帝的消失而出現在中國政治大廈上的裂痕，只會被繼之而來的爭吵不休的政治家和互相猜忌的求官者，搞得越來越大。」［13］

這個中國通說對了，中國百姓發現今不如昔。他們中有人上書申請帝制。典型代表應是湖北商民裘治平，上書雲：「總統尊嚴不若君主，長官命令等於弁髦，國會成立在邇，正式選舉，關係匪輕，萬一不慎，全國糜爛。共和幸福不如亡國奴，曷若暫改帝國立憲，緩圖共和。」［14］

作為商民，裘治平是有切身之痛的。民間諺語雲：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對於百姓來講，管你紫禁城裡坐上為誰，只要你們不打仗，叫我們安生過日子就行。問題是，安生日子從此不再有。湖北作為革命首義之地，更是亂到不能行，哪方革命派都認為自己分贓不夠，先是1912年2月，掛名在共進會之下的群英會發動他們自己的「二次革命」；後是1912年7月，文學社的一幫人醖釀發動「三次革命」，黎元洪為此布告，誅掉三個，其餘概不追究，並強調：「政治如有不良，議會有糾舉彈劾之責；地方人民如有政見，僅可照章向議會呈請，斷不容干犯名義，以危害政府。」［15］

問題是大家革命慣了，不按規則來。再後是1912年9月，南湖馬隊兵變。再之後湖北就亂套了，「同志乞丐團」、「軍官建設會」都出來了，其宗旨皆在破壞大局攘奪政柄，一時間武漢三鎮風聲鶴唳一夕數驚，城中每夜必有槍聲，或斷或續，或為連珠，未知從何而發。巡哨與警長聞聲尋找，終無所獲。黎元洪政府坐臥不安，疲於應付。過年了，連鞭炮都禁了。因為政府區分不出鞭炮聲與槍炮聲，導致商民們「無不嗟怨共和反不如專制之自由也」。［16］

民眾不會發聲，既沒有發聲的本事，更沒有發聲的空間，所以這種民意一直被革命主流話語所掩蓋。老百姓無所謂共和不共和，像革命黨這樣將革命進行到底，隔陣子就革一次，百姓當然不願意。所以說，帝制是有一定的民意的。可惜，民不識字，而革命黨控制著輿論，儼然代表民意。對於袁世凱與百姓來講，這是雙重悲催！

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的一次密談，很能反映他對中國國情的認知水平，他說：「當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為何物；今日主張君主者，亦不知君主為何物。多數人民不過有漢、唐、明、清之專制君主印於其腦中，其或百中有一隻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國之聯邦，至於特色立憲君主，固未嘗夢列也。」［17］一句話，他也知道中國百姓傻，不知道他要搞的是中國特色的君主立憲，但是，既然知道中國百姓傻，知道他們只知道漢唐明清的專制，你怎麼偏又選上皇帝那個名頭呢？

所以，我認為袁世凱在帝制方面最大的失誤是，不知道在當時中國，總統也可以是皇帝，只需換個花樣。有兩個人的話他要能聽進就好了，一個是汪鳳瀛，汪發表了著名的《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對於帝制的恢復，提出了「七不可」之說。聲明自己也知道中國人自治能力不夠，共和不適中國國情，可是現在已經這樣了，切不能再改國體，搖國本了。而且所謂的共和，就目前來看只留「共和」二字，行的已是極端的開明專制，這還不夠嗎？［18］另一個是梁啓超，梁的《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聲明：我們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只要是立憲政體，管它國體是共和還是君主呢；原先君主政體時，我反對共和，現在共和了，你們又要君主。相當於娶媳婦兒，當年橫挑人家閨閣，強行苟合，娶到手了，又怪人家不貞，天底下哪有這樣的事兒？［19］

這兩個人就一個意思：打著共和的招牌只管行專制得了。乾嘛非得戴上一個專制的帝號，讓迷信共和名號的二桿子們滿街追著打呢？

附參考文獻：

［1］詳見楊度：《君憲救國論》，《解析中國·附錄二、三、四》，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2］駱惠敏（澳）：《清末明初政情內幕·上冊》，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頁。

［3］詳見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解析中國·附錄一》，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4］唐在禮：《辛亥前後的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162頁。

［5］唐在禮：《辛亥前後的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

［6］袁家賓：《我的大伯父袁克定》，《河南文史資料》，1994（1），第125頁。

［7］袁家賓：《我的大伯父袁克定》，《河南文史資料》，1994（1），第128頁。

［8］章伯鋒：《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頁。

［9］西原龜三：《西原借款回憶》，《近代史資料•總38號》，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128頁。

［10］章伯鋒：《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頁。

［11］章伯鋒：《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頁。

［12］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33頁。

［13］莊士敦（英）：《紫禁城的黃昏》，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第74頁。

［14］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頁。

［15］蒯楚生：《張振武》，新民書社1912年版，第15頁。

［16］賀覺非：《辛亥武昌首義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86頁。

［17］李希泌等：《護國運動資料選編》，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頁。

［18］參見汪鳳瀛：《致籌安會與楊度論國體書》，《解析中國·附錄五》，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

［19］參見梁啓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解析中國·附錄六》，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